焚书之后，袁世凯开始了认真的思考，思来想去，还是得想办法做官。科场这条路虽走不通，但自己好歹已经捐过一个官，算是有了进身之阶，那么就不妨到北京去找找机会。
当时的捐官补缺路径大体是这样：捐个官，不过是虚衔，好处是有了身份，当官的不方便随便欺负你而已，但只能算是取得了做官的基本资格。若想补实缺，必须到吏部报名，合适的话再由吏部指定分发到某个具体地方，补某个级别的实缺。理论上这不需要花钱，但事实上却必须走路子，而且一定得有缺空出来才能补，所以一辈子补不上的也大有人在。但无论如何，必须得先上北京。
好在北京有大把保恒叔叔的朋友，况且袁保龄也还在那里，不愁没有出路。只是跑官需要钱，偏偏这两年自己在家大手大脚的，钱花得差不多了，空着手进京，绝对毫无成算，袁世凯为此很是烦闷。
思来想去只好找老婆于氏想办法，于氏娘家是大户，有的是钱，奈何此时夫妻关系已经降到冰点，起因是这样的：
生下袁克定后不久，有一天早晨起床，袁世凯看见老婆系着一条红色绣花的缎子裤带，这种裤带，在当时有那么一点点特殊行业制服的味道，就开玩笑说了句：“你这打扮像个马班子。”马班子是河南一带的方言，特指戏子或是妓女。于氏大户人家出身，哪里受得了这种玩笑？登时翻脸，冷冷地回了句：“俺不是马班子，俺有姥姥家！”
这句话太毒了。原来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按当地风俗，姨太太的地位远不如当今的二奶来得高，不仅在家要看正房夫人的脸色，就连娘家人来夫家，也一律是下人的身份，见到男女主人都必须下跪磕头，所以一般不到走投无路，娘家没人愿意来看女儿，姨太太看起来就跟没有姥姥家一样。
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夫人恰巧是姨太太出身，于氏这句话，把老公伤得有多深就可想而知了。总之此事过后，袁世凯夫妇就再没有同过房，平时见面连话都没有几句，这会儿陡然说到要借钱，当然门都没有。
最后是嗣母牛夫人拿出了多年的积蓄，袁世凯才终于来到了北京。无奈保龄叔叔的官也是捐来的，从来没补过实缺，在官场上没什么过硬的关系，只能给侄子提供免费的食宿。袁世凯并不气馁，他拜访了不少保恒叔叔生前的同事、朋友，这些人，当年见到他总是热情地接待亲切地夸奖，可时过境迁人走茶凉，现在有限的肯见个面的几位，除了几句空泛的鼓励，没有人愿给他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倒是有不少热心人肯帮他跑门路，这些人，往往不是这个王爷的包衣家奴，就是那个大臣的侄子外甥，说起来个个都神通广大得很。袁世凯毕竟年轻，识不得江湖的险恶，又正处在病急乱投医的当口，就把希望全寄托在了他们身上，等到带来的钱花干净而这些人再也见不到的时候，方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袁保龄看着这个沮丧的侄子，实在是于心不忍，便给了他一笔钱，建议他不妨到南京去看看，找袁保庆当年的朋友碰碰运气。袁世凯想想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去了。
南京和北京一样冷漠，袁世凯投靠无门正在徘徊无计之时，袁保龄倒先有了好去处——他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看上了，以“北洋佐理需才”为由，奏请朝廷将其调到天津，委办北洋海防营务，成了大红大紫的李鸿章的幕府中人。这已经是1881年的事儿了。
袁保龄到了天津，安顿好之后，立即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让他速来天津，到李大人帐下找出身。随信还附了一封推荐信，是袁保龄请在李鸿章面前比较说得上话的周馥所书。
接到来信，袁世凯大喜，所有阴霾一扫而光，立即起程赶往上海，打算乘坐海轮前往天津。
可到了上海，袁世凯犹豫了，他想的是，北洋幕府人才太多，李鸿章本人又是翰林出身，多半瞧不起自己这个没功名的人，果真到了那里，很难说能有出头之日。那么去还是不去，就成了个问题，不如静下心来先考虑几天再说。
考虑归考虑，上海滩十里洋场，花花世界，要静下心来还真是不容易。果然，小伙子一头扎进了温柔乡里，不能自拔。
袁世凯住的那个长三堂子，属于高级妓院，消费不菲，何况他点的沈姑娘，是堂子里的头牌，这样没几天床头金尽，袁世凯就难免英雄气短了。
但沈姑娘不是凡俗之辈，她一是了解到袁家门第显赫，二是看袁世凯气概不凡，难保日后不会大富大贵，便偷偷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倒贴他。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很快就被老鸨知道了，沈姑娘花自己的钱养小白脸，一分钱不少上交，老鸨自知这事没办法管，便天天拿冷脸给袁世凯看，冷言冷语更是少不了，这下袁世凯就没脸再待下去了。
这时沈姑娘一半是做作，一半也是真动了感情，死活不让他走。袁世凯身上毕竟有英雄气，一通安慰之后，慨然说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能整天沉迷于温柔乡中？我这就走，日后若能出人头地，定当不负于你。”
说完袁世凯提笔写下一副对联：“英雄落魄，一曲琵琶知音少；商妇凋零，百年岁月感慨多。”然后转身就要走，沈姑娘很有决断地说：“你既要走，我也不在这里了。明天我就去乡下买个房子住下来，等着你来接我。”
走出堂子袁世凯住进了一家小客栈，这时他也想清楚了，李鸿章那里虽好，可实在是难以出头，还是去投奔吴长庆好了——他跟嗣父关系那么铁，想来不会亏待自己的。
吴长庆跟袁保庆确实是铁哥们，他们间的友谊，还得追溯到那个激情燃烧的战争年代。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县人。其父吴廷香是个秀才，太平军打到安徽的时候，他募集了一批团练来对抗。1854年9月，安徽大部已落入太平军之手，包括吴家所在的庐江县。吴廷香率三千乡勇收复了县城，随后就被反包围在城中。
粮草将要耗尽之时，吴廷香派儿子吴长庆潜出城去，赶到驻扎在宿州的袁甲三军中求援。袁甲三立即召集子侄及手下将领开会研究对策，袁保恒主张自保，袁保庆则力主出兵相救，两派争执不下，以致贻误了战机，庐江城破，吴廷香阵亡。
因此，吴长庆恨透了袁保恒，对袁保庆则心存感激，加上两人投缘，遂结为兄弟。后来，吴长庆继承了父亲云骑尉的世职，先追随曾国藩，后加入李鸿章的淮军，在沙场上染红了顶戴。
袁保庆在南京的时候，吴长庆正率部驻扎在附近，两人常有往来。袁保庆去世时，吴长庆还特意赶到南京帮着料理了后事。
吴长庆官升得很快，到了1880年1月，已经高升浙江提督，位居一品武官了。10月调任广东水师提督，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被朝廷派到了山东登州搞海防，以防止法国人的兵船进犯。
清朝有重文轻武的传统，武将并不受重视，像提督虽是一品武官，见了二品的巡抚，照样得行礼，不请坐就只能站着。而且吴长庆再牛，顶天了也就是李鸿章手下的四大将军之一，投到他那里，注定了就只能从军功上求上进。
袁世凯要的就是这个。他的想法很简单：叔祖袁甲三虽说进士出身，但真正起家全靠军功，尤其是，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却照样能建立不世功勋；同理，叔父袁保恒、嗣父袁保庆，如果不是打仗，哪里升得了那么快？可见生逢乱世，成功的路不止一条，眼下朝廷眼看要和法国人打起来，从军也许是条终南捷径呢。
袁世凯是那种想清楚就要去做的性格，只是此去登州，路途迢遥，自己此时囊中羞涩，旅费还不知在哪里。想到这里袁世凯越发愁眉不展，便来到客栈旁边的小饭馆，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对面一桌恰好也是一个人在喝酒，那个年轻人长得很帅，有点像后来的张国荣。袁世凯看着他，发现对方也在看自己，四目相对，两人不由得会心一笑。那时人际关系简单，人与人之间防范意识不那么强，那人说了句“一个人喝酒没意思”，然后就挪了过来，正式拼桌了。
这人叫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此次是进京赶考，途经上海，闲得无聊出来喝酒，没想到遇见了袁世凯。他见袁世凯很有些英雄气概，便有意结识，袁世凯借酒浇愁正烦着呢，也需要一个发泄对象，于是两人越聊越投机，待到阮忠枢知道这位袁公子竟是当年纵横安徽的袁甲三袁大帅的后辈，不由得肃然起敬，再了解到他欲前往登州投奔吴长庆以期成就一番功业，却苦于一贫如洗无法成行时，当即慷慨解囊，给了他一笔路费，谢绝了对方的道谢，只说“苟富贵勿相忘”。
吴长庆见到故人的儿子很是高兴，好吃好喝招待一番自不在话下，不过袁世凯从军的愿望落了空。原来吴长庆虽是军功出身，却很风雅，有儒将之称，幕府中养了不少读书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日后名满天下的南通状元张謇。此时的张謇还只是个秀才，在营中担任文案，顺带着管理一些营务，同时还要教吴大帅的儿子、日后将位列“清末四公子”的吴保初读书。
以吴长庆之尊重知识，加上和袁保庆的深情厚谊，他自然会努力创造条件让袁世凯走正途，也就是读书，以备科考，于是他给这个世侄在文案上挂了个名，每月支十两银子，但啥也不让他干，只专心念书，并特别让张謇和另一个很有学问的朱铭盘悉心教导。袁世凯万没有想到，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居然是终点回到起点，但也无可奈何，面对眼前厚厚的一摞书，只有硬着头皮读。
强扭的瓜毕竟不甜，何况袁世凯的性格相当强势，既然他早已焚书立志，此时如何还读得进去这些之乎者也？而他写的那些诗文，也断然入不了正统文人的法眼，我们不妨欣赏一下他写的一首七律：
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
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
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
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没错，这首诗大开大合，气势磅礴，但在诗家看来，它既不合格律，对仗也不工整，虽然恢宏浩大，却狗屁不通。像张謇那样的大才，眼里更揉不得沙子，比如他对袁世凯的诗文就曾有过如此评价：“文字芜秽，不能成篇”，时间久了，师徒二人就都感到了别扭。
当然这个别扭纯粹是学问上的，袁世凯为人处世方面是天才中的天才，加上走南闯北混了那么多年，人情世故早已烂熟于心，绝不可能在生活中让自己的老师不愉快。
事实上，除了做学问，张謇对这个学生的印象非常好，这除了袁世凯对他一向恭恭敬敬、一口一个“老师”叫得很甜之外，更因为他有时会交给袁世凯一些营务上的事情，其中不乏一些麻烦事，袁世凯都能条理清晰地帮他处理得干净利落，渐渐地他对袁世凯就有了新的认识：这家伙做学问肯定不行，干行政倒是一把好手。
所以当袁世凯终于忍不住诉苦，希望张謇帮自己在大帅面前美言几句，以便能给安排一个差事时，张謇毫不犹豫地就应了下来。
张謇是吴长庆那里的红人，既然他帮着说话了，事情也就成了。吴长庆是真顾念故人情谊，直接任命袁世凯当了营务处帮办，月薪30两银子，还给他配了两个勤务兵。
这营务处负责军营的行政工作，责任重大，权力同样重大，处里的老大叫总办，老二叫会办，按职位接下来就是帮办，但帮办有好几个，22岁的袁世凯资历最浅，他这个帮办，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
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信奉权力得靠自己争取的哲学，坚信在其位谋其政自然就会有权力，所以一点都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只让手下勤务兵打着上书“帮办营务处袁”几个大字的大红灯笼，一天到晚跟着他招摇过市，好不威风。
招摇归招摇，袁世凯工作起来可真是一点不含糊，任劳任怨很卖力很投入，并时时处处仔细观察认真学习，进步可以说一日千里。只是随着工作做得越来越多，慢慢，他开始对吴长庆的这支军队，也就是庆军，感到不满意了。
现在是公元1881年，距太平天国和捻军失败已有十好几年，歌舞升平了这么长时间，被朝廷倚为柱石的淮军，早已不再是当年那支号令严明的军队，而日渐堕落为一支腐败之师，身为淮军四大主力之一的庆军，自然不能免俗。
庆军是由吴长庆的父亲吴廷香拉起的那支团练发展起来的，到现在队伍里很多都还是庐江老乡，有些人岁数比吴长庆还大，资格也比他老，管理起来确实不容易。
岂止是不容易？庆军的弟兄们，不按时睡觉起床、不好好操练这算好的，就连吃喝嫖赌骚扰地方都是家常便饭。当年马新贻奉旨裁撤、治理湘军，结果竟然遇刺身亡，最后虽说凌迟处死了刺客张文祥，整个事情却不了了之。前鉴不远，以马新贻两江总督之尊，尚且落得这个下场，现在面对取湘军而代之的淮军的骄兵悍将，谁又真的敢管？
袁世凯敢！可惜他没实权，虽然大家都知道袁少爷是吴大帅的嫡系，不得不给他点面子，但也无非是被抓到现行了唯唯诺诺，转过身就依然故我，把个袁帮办气得七窍生烟，无可奈何之际，就想要杀人立威。
可要杀人必须得得到吴长庆的支持，袁世凯不止一次地向吴大帅汇报庆军的腐败，并建议用重典治之。因为工作态度严谨办事能力突出，吴长庆对这个世侄很是赏识，对他的工作一向予以大力支持，但说到重典整治，大帅犹豫了，语重心长地说：“军队嘛，是用来打仗的，能打仗就行，其它的都是小节，不用太认真。”
“可是不讲究小节，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打仗？”袁世凯得理不饶人的性格被激发了出来，但无论他怎么说，吴长庆只是给他打太极。毕竟是自己的世叔，又是长官，袁世凯虽然很窝火，也只能忍了。
但机会还是来了。1882年春节，军营照例放假五天，吴长庆等高级军官都回家过年去了。大年初二晚上，袁世凯在睡梦中被惊醒，赶紧披衣爬起，和张謇带着三十多人的卫队循着声音赶赴现场。
和以往大多数时候一样，还是赌博惹的祸，不过这次的事闹得太大，对立双方几百人密密麻麻地各拿刀枪挤在一起，有脾气大的早已打成一片，地上则已经躺着了两具尸体。
袁世凯生怕事情发展下去酿成兵变，当机立断，假传吴大帅的号令，喝令大家不许胡闹，各自回营。等到众人散去，他迅速把事情调查清楚，带着人就去把带头闹事的四个兵油子抓了起来，然后连夜传令全军集合，重申军法之后，将四人当众斩首。
一时间，整个操场肃穆无声，再没有昔日的浮躁喧嚣。按袁世凯后来写给二姐袁让的家书中所描述，众兵丁最后是“屏息而散”。
等到长假结束吴长庆回营，袁世凯赶紧前往汇报，并主动请罪。听说杀了四个人，吴长庆有点不高兴，但军营骚乱，任何时候都是天大的事，绝不可等闲视之，袁世凯杀人，在军法上站得住，对此吴长庆也无话可说。
张謇却有话说，他报告吴大帅，事发突然，当时若不是袁世凯处置果断明快，甚至可能会有兵变发生。听了这话，吴长庆顿时改变了态度，把这个世侄狠狠地夸奖了一番。
袁世凯杀人立威之后，庆军中再也没人敢小瞧他，他的工作开展起来就顺利多了，私底下大家不再称呼他为“袁少爷”，而都叫他“袁帮办”，其军中地位终于得到了一致的认可。
袁帮办主管的是军营行政事务，诸如军容军纪之类的，这些事对他来说现在已是小菜一碟。袁世凯比谁都清楚，在军中，必须要有练兵权、统兵权才能真正树立权威，可庆军中将校众多，他一个二十出头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凭什么练兵？袁世凯自己也知道这事儿不可能一蹴而就，得等机会，他相信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于是定下心神，埋头学习。他学得很投入，甚至搞到了一些英、德军队操练的资料，简直是如获至宝，就这么如饥似渴地学着学着，机会真的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