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王艮拜师
张忠、许泰等人当初虽然不得已离开了南昌，可是他们也气急败坏地将冀元亨给带走了，他们对守仁仍然余怒未消。
守仁为此自是心急如焚，遭此厄运，再遭劳碌之苦，如果守仁不能及时将他救下，冀元亨必死无疑。于是还在八月的时候，守仁便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状，希望借助督察院的力量替元亨洗刷冤屈。
元亨是个举人，其学以务实不欺为主，而谨于一念，守仁将正宪拜托给他并不是偶然的。他在监狱中时，视诸囚不异一体，把大家看成兄弟一般；诸囚日涕泣，元亨便为他们讲论心学，大家心里这才稍稍感到一些安慰，就如同守仁当年在锦衣卫狱中的表现一样。
当官府派人前往缉拿元亨的家属时，他的妻子李氏和女儿都毫无惧色，李氏道：“我丈夫平生尊师讲学，难道还有其他愧疚的事情吗？”后来，母女在狱中时仍然劳作不辍，闲暇时则诵《书》歌《诗》，不愧是儒生之家。
监狱的看管人员为她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想要释放她们，可是李氏却说道：“不见我的丈夫，我能往哪里去呢？”李氏在监狱中也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人向她请教，她回答说：“我丈夫的学问不出闺门衽席间。”听者无不赞叹。
尽管有科道等监察官员的上疏，但是冀元亨的冤狱还是拖到了正德死后。嘉靖登基后，为元亨平反，下诏予以释放；可是元亨久在牢狱，身体早已垮掉，出狱后才不过五日，便不幸辞世。
同门陆澄、应典等人帮着制备了棺殓，守仁得到噩耗后，为此恸哭了一场。为了有所表示，守仁又移文恤其家。
闰八月的时候，守仁第四次上疏省葬，朝廷仍不允。
起初的时候，守仁在赣州，听闻祖母岑太夫人讣告，又听说父亲也病了，欲上疏乞归，但赶上了福州的任命。后来又突然遭遇宁王之叛及皇帝南下，事情才一直拖延了下来，朝廷当时许以“贼平之日来说”。
如今江西的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了，没想到这第四次上疏又遭驳回，守仁很是气愤。看来自己是惹了杨廷和了，之前守仁就听说，自己在奏疏中往往把功劳都归之于王琼，这令杨大学士很是不快，因此他肯定是借着此事来压守仁一头。
不久之后，守仁又听说了父亲病危的消息，自是惶惶不可终日。他欲弃职逃归，什么顾不得了，只愿此生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祖母已经错过了，老父不能再错过了！
幸好几天后又得报父亲已经康复，守仁这才打消了那个冲动的念头。
一天，守仁问大家道：“我欲逃回，何无一人赞行？”当时你们怎么没有一个站出来帮我的场。
门人周仲答说：“先生思归一念，亦似著相。”“著相”是佛家之语，有“挂碍”之意。
良久，守仁才不得不坦言道：“此相安能不著？”
孝乃人伦之本，是天理，如今有人偏与自己为难，不许自己尽孝，难道自己就该忍气吞声、消极等待？
九月，守仁从赣州回到了南昌。
当时皇帝车驾尚未还宫，而江西百姓如婴儿般嗷嗷待哺，守仁乃兴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朱宸濠废地逆产，改造贸易，以济饥代税。有了这番举措，才使境内稍苏，民困稍解。
后来他在给门人邹守益的信中提到：“自到省城，政务纷错，不复有相讲习如虔中者。虽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滩流悍急，须仗有力如吾谦之者持篙而来，庶能相助更上一滩耳。”
愈着在艰难中，大家才愈是渴望得到同志之助。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南昌来了一位怪人，他慕名要来面见守仁；正是这一次会面，心学中一个重要的学派便诞生了——这就是未来的泰州学派。
来人名叫王银，江苏泰州人，年纪快四十岁了，此人一身打扮甚是古怪：着古冠服，手执木简。他以自己作的两首诗为见面礼，守仁异其人，乃降阶出迎。
守仁请他上坐， 王银也不跟巡抚大人客气，便安然就坐。守仁还真没见过有人这番穿戴，不免好奇，于是问道：“先生所戴何冠？”
“呵呵，不瞒诸位，这是有虞氏冠。”有虞氏就是指上古圣王之一的舜，怪不得自己没见过，原来这王银是根据传说弄的这身行头。
“那先生所穿何服？”
“老莱子服。”
老莱子是出了名的孝子，守仁会意：“看来先生是要学老莱子了！”
“然也。”
守仁自然晓得，自己的老父就是一位活生生的“老莱子”，但是不知道这王银真的能做到如此至孝吗？守仁于是又问道：“先生是只学老莱子的服装，还是连他上堂诈跌、掩面啼哭的举动也一块学了呢？”
王银本来只是一种外在的标榜，尽管他有些孝名，但毕竟没到老莱子那种地步；经守仁这样一说，他倒觉得有些心虚了，不免色动，坐得也没那么坦然了。
王银既是慕名而来，自然是要向守仁讨教学问的；他一向自视甚高，从不将时人放在眼中。他在二十多岁时曾梦到自己将塌陷下来的天给举了起来，从而救助了天下百姓；他还将错乱的日月星辰的位置给摆正了，因为这个奇怪的梦，更令王银以“圣贤”自负。
王银他向守仁讨教致知格物等论题，二人谈论了半天，王银突然开悟道：“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者也。”
他最终折服于守仁之学，遂反服执弟子礼。守仁见他心诚，便接纳了这位新弟子。见于王银狂傲的个性，守仁于是易其名为“艮”，字以“汝止”。
“艮”为八卦中的一卦，代表山，其巍然挺拔，傲然独立，这符合王银的个性；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凡事自当适可而止。
王艮出身一盐户家庭，家境不是太好，他七岁受书乡塾，却因贫不能竟学。
他父亲怕冷，大冬天的早晨还要为官府服役，王艮见于父亲的苦况，于是哭道：“为人子，令父至此，得为人乎？”
当时他才十一二岁，乃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谨。不过王艮并没有彻底放弃学业，他读书仅限于《孝经》、《论语》、《大学》，他信口谈说，却很是入情入理，慢慢的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讲学生涯。
后来，由于王艮父子的努力经营，他的家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而此时王艮的名声也传开了——在不自觉中，王艮往往以“心”来体验万物，也以“心”来教人；他的讲学对象多是一些目不识丁的劳苦大众，但是由于他讲得浅显易懂，又颇能感染人，如此他在民间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而他的怪癖和傲气也随之增加了。
有一次，有一位来客听到了王艮的讲学，他觉得非常诧异，不禁感叹道：“先生讲的怎么跟王中丞讲的如此相似呢！”
王艮一听这话顿时觉得好奇，他平时与之打交道的多是社会下层人物，对于士林中人人熟知的“阳明先生”虽偶有耳闻，但却并不知晓其为学的宗旨。如今经这来客一点拨，王艮遂决定前往江西拜谒守仁。
不过有趣的是，当王艮前一日由于折服拜为守仁弟子后，到了次日，他经过一夜的反思，突然有些后悔了，又开始找守仁辩论。经过再三的讨教，王艮最后终于彻底心折，卒称弟子。
后来，王艮追随守仁回到浙江，有一天他突然感慨说：“吾师倡明绝学，何风之不广也！”为了光大先生的学问，王艮于是决定为光大师门而努力奔走。
王艮还家后，乃制小车北上，所过招要人士，告以阳明之道，人聚观者千百。当他抵达京师后，有见于他的过分招摇，他在京的同门无不感到骇异，于是把他的车给藏匿了起来，又劝说他南归。
守仁听说此事后，也颇为不悦，因为他不想让人将自己的学问视为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东西。王艮往谒先生，守仁拒而不见，王艮长跪谢过，守仁这才原谅了他。
王艮不过一介布衣，但是他讲学的名声却远出阳明诸弟子之上。王艮弟子遍天下，而且还不少高官厚爵的，气势非凡。
然而正如守仁生前所忧虑的，王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佛、老二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有弟子如王艮，不知道是守仁的幸还是不幸？
NO.2 良知之教
王艮拜师的经历显然并不是个例，很多人都有着和他一样的经历，他们由挑衅的姿态慢慢到心悦诚服。
江西进贤人舒芬本在翰林院供职，他被谪官市舶司，其人自恃博学，他见到守仁后，便向他请教“律吕”的问题。律吕就是中国古代的礼乐，舒芬想凭借自己的博学将守仁压倒。
可是守仁却笑而不答，反问舒芬“元声”的问题。元声是指十二律中的黄钟，舒芬答说：“元声制度颇详，只是还需要置于密室进行一些实验。”
守仁则对此议论道：“元声岂得之管灰黍石间哉？心得养则气自和，元气所由出也。《书》云‘诗言志’，志即是乐之本；‘歌永（咏）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声，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极也。”
舒芬是从纯粹实用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的，可是守仁却将它与“心”联系了起来，因为礼乐本就是为人而设，心自然是它最高的标准和检验。
对于守仁这番突出根本的言论，舒芬当即就觉出了其高妙，遂跃然拜为弟子。
此时在南昌，守仁的门人并不算多，只有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袭衍等人日侍讲席。
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他们仍旧坚守旧学，向守仁提出质疑，唐龙还以彻讲择交相劝，要守仁放弃自己的主张。
守仁回答说：“我是真的感觉良知人人所同，只是天下学者未得启悟，才甘愿随俗习非。我如今真的是这种见解，也为此弄得一身疑谤，可是如果要我不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于心何忍？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为也。”
如此一番肺腑之言，还是没能换来唐龙、邵锐等人的同情和理解，可见传统观念的深入和顽固。
正当唐、邵等人质疑守仁之学时，很多学子为了避嫌便未敢轻易登守仁的门，反倒他们见同门方巾中衣而来者，竟俱指为异物。只有王臣、魏良政、良器、钟文奎、吴子金等挺然不变，不少人受他们感召，这才打消了先前的疑虑，于是相依而起者日众。
南昌因此也就慢慢再现了赣州的繁盛景象，守仁的内心也安慰了许多。
守仁算是陆象山先生的隔代知音了，有感于象山先生在后世的不公遭遇，守仁觉得凭着自己现在的能力应该做点什么了。
由于象山学术久抑而未彰，所以他也不能像朱熹那样得以配享孔庙，享受崇高的礼遇，子孙也未能沾褒崇之泽。可是在守仁看来，象山先生才是孔、孟正传，自己不能坐视他的冷遇。
于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守仁乃发牌行抚州府金溪县官吏，将陆氏嫡派子孙，仿各处圣贤子孙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学道送学肄业。
另外，见于陆九渊与朱熹同时讲学，可是自天下崇朱说，而陆学遂泯。守仁为了光大象山之学，遂刻《象山文集》，为序以表彰之。
转眼便到了正德十六年，守仁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也就是在这朝局大变的一年，阳明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
当时守仁闻听圣驾已回宫，始舒忧念。自经宸濠、忠、泰之变，守仁在心态上也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他越发相信人的“良知”，此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
“良知”便是天下万事万物存在和行为的基本准则，也没有什么不同，是心的本体。所谓“致良知”，便是根据良知的要求去为人处事，不但不去违背，还要极尽良知的要求；只有这样，人才算真正步入了圣人之门。
只是良知最容易为人的外欲所遮蔽，须“时时勤拂拭”，下到功夫让自己的良知彰显出来。
守仁在随后致邹守益的书信中便这样写道：“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人有了良知，才算在心性上立住了。
可是守仁仍不免疑惑，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大家就想不明白呢？又为什么，自己到如今才弄明白呢？为此，守仁不禁喟然发叹。
陈九川见先生叹息，于是便来问先生缘故。守仁道：“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近来守仁讲得都是“致良知”，所以不用多解释，九川就明白先生“此理”指的是什么理。
“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九川将责任都归给了故作高深的宋儒们。
“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守仁是如此自信自己开启了真正的圣人之门，对于“朝不谋夕，恬不知耻”的世风，也只有去唤醒心底的良知，用良知去矫正它。
说到这里，守仁动了感情，他于是又强调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道理虽然简易，但最怕学者不肯下到功夫，最终有负自己的良知。
其实，守仁的“致良知”之教的产生也是有个过程的，可谓是他在艰难困苦中的顿悟。
自从南京讲学以来，阳明先生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有人问何谓天理，守仁则令自其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如也。这时守仁也无法具指“天理”是什么，只是含混地意指人的本心。
其间他曾对门人们说道：“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就如同有东西卡在了喉咙里，就是吐不出来。
久而久之，守仁只得无奈地承认：“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
即便如此，那些门人仍旧对阳明先生充满了仰慕之情，可是越是如此，越叫守仁心里不安。他知道自己的学术还不够完善，学问的基础还不够牢固，理论上还有漏洞，所以他又不禁感叹道：“连这些子亦无放处。”
如今经宸濠、忠、泰之变，虽频遭艰险，却因祸得福，一时心灵，始有良知之说。看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确不是虚言，人也须要“在事上磨砺”，方可使自己的心体有所澄明。
NO.3 回乡省亲
这年的三月，荒唐了半生的正德皇帝一病归西。
由于他生前没有子嗣，经过一番讨论，朝廷上下经皇太后的同意，便迎奉正德的堂兄弟、十五岁的兴王朱厚熜从湖北安陆到京城，入继大统。朱厚熜便是在位四十五年的明世宗，年号嘉靖。
这场君位更迭还算顺利，守仁虽然一面是担忧，一面却也对辞旧迎新充满了希望：正德的表现实在是叫人太失望了，新皇帝根基不稳，即便是正德第二，也不可能胡来的；只要朝廷中的正直大臣齐心协力，短时间内朝廷必然会有所改观。
自己也可以暂时舒一口气了。五月，守仁集门人于白鹿洞，此地位于九江庐山东北玉屏山南，白鹿书院曾是北宋六大书院之一，诸多文化名人都曾来此讲学。
值此新旧交替之际，守仁顿起归去之意，他欲同门久聚，共明圣学，所以才相中了白鹿洞。当时南昌府知府吴嘉聪想要修府志，守仁的门人蔡宗兖作为南康府教授，正主持白鹿洞事，这样守仁才得已开史局于洞中，借着修府志的便利，把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等都召集到了一块。
守仁还专门写信催促邹守益来白鹿洞：“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
守仁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规划，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身在庙堂，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