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守仁在《别方叔贤序》中写道：“予与叔贤处二年，见叔贤之学凡三变：始而尚辞，再变而讲说，又再变而慨然有志圣人之道。方其辞章之尚，于予若冰炭焉；讲说矣，则违合者半；及其有志圣人之道，而沛然于予同趣。将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贤亦可谓善变矣。圣人之学，以无我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与叔贤为僚，叔贤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学之每变，而礼予日恭，卒乃自称门生而待予以先觉。此非脱去世俗之见，超然于无我者，不能也。虽横渠子之勇撤皋比，亦何以加于此！独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当之！夫以叔贤之善变，而进之以无我之勇，其于圣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绝响于世余三百年矣。叔贤之美有若是，是以乐为吾党道之……”
他追溯了自己与方献夫交往的简单经过，尤其赞颂了方的学问及品德，可谓津津乐道。
令守仁感动的，除了方以外，还有广东揭阳籍御史郑一初。郑当时已是病入膏肓，但他还坚持去听守仁讲学，待听说之后，精神为之一振！他认为自己过去在学问上误入歧途，今日才得见阳关大道，真是三生有幸。
于是只要守仁开讲，郑一初都要抱病前往。朋友们关心他：“你体弱有病，可等身体康复以后再去听讲不迟嘛。”
“唉！孔子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前番听了阳明先生讲学，已有闻道之感，便是今日死去，又有何遗憾呢？”还是坚持前往。
不久，郑巡按浙江，死于任上。
这一时期，除了方、郑二人外，拜入守仁门下的还穆孔晖、顾应祥应良等二十余人，蔡宗兖、徐爱亦同受业。
此时，守仁最为关注的，是修养实践之功。先前，人们在甫一听到他的学说时，都疑似禅学；为了让自己的学说与禅学有明显的区别，让大家不再怀疑，守仁不再强调去悟，而是去磨！
有一次，守仁与黄绾、应良论圣学久不明，学者欲为圣人，则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
“先生，那应该如何廓清心体呢？”应良疑问道。
“当然是要落实到行上，每行必善，有恶必除，长此以往，如磨刮镜子一般，功夫就到了！”
“那似乎很难做到吧？”
守仁于是解释道：“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刮磨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驳蚀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亦见得，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勿以为难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向时未见得里面意思，此功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
这种重视实践的功夫，在守仁那里，向来是一贯的。后来，他的学生钱德洪便为此说道：“按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若此。”
待到守仁揭“致良知”的宗旨后，他的门生们“又觉领悟太易，认虚见为真得，无复向里着己之功矣。”钱德洪认为，那些颖悟承速的人，反而往往多无成，这正是功夫没下足的缘故，是最可忧虑的事。
NO.4 再辩朱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兴隆寺的三人会还没维持多长时间，就已经引起很大的争议了，也引起了当道者的注意。
三人所讲的内容不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圣人之道，务求自得”。陆象山的学说被他们重新发明，朱子的学说则在他们那里简直不屑一顾。堂堂天子脚下，怎么可能长期容忍几个中级官员讲那些与官方定论的东西有悖的言论的言论呢？
最令当权者们难堪的是，以守仁为首的大兴隆寺的狂士们开口闭口说当今公卿久不讲学，说词章记诵为末学，这就等于公然向当权者叫阵。本来他们就已经觉得守仁他们太张扬了，所以这种情形绝对不能任其长期下去，大兴隆寺的三个人必须要被拆散。
先是，乔宇到南京赴任，使得守仁等人在朝中失去了有力的靠山。这年十月，若水又接到一道任命，要他出使安南。
之前，守仁也因为一封给学生的信，顿时在士林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守仁的门人王舆庵读象山之书有所心得，于是便与同学徐成之有所论辩，二人相决不下。
对此，守仁说道：“是朱非陆，天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便是没有成之与你王舆庵争论，你又岂能遽行其说乎？”
守仁的立场虽是调和的，但在徐成之看来，却明显是偏袒王舆庵的。徐有点不服，守仁便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舆庵推崇象山，而谓其专以尊德性为主。今观《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而他自己说理会文字颇与人不同的地方，则其意实欲体之于身。
象山先生常常教导学生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又道：“克己复礼。”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道：“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
这样几条宗旨，也是孔子、孟子的言论，难道是象山自己臆造的吗？独其易简觉悟之说，颇为当时所疑。然易简之说出于《系辞》；觉悟之说，虽有同于释氏，然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何必因为忌讳二者之同而不敢言易简觉悟之说，儒、佛二者的不同又不省察呢？
尽管舆庵推崇象山，当然还未能全然理解其说。你推崇朱子，而谓其专以道问学为事。然而朱子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他的学说虽然不尽纯粹，又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却又失于支离呢？独他平日汲汲于训解，虽韩文、《楚辞》、《阴符》、《参同》之属，亦必与之注释考辨，而论者遂疑玩物。又其心虑恐学者之躐等，而或失之于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无不明，然后有以实之于诚正而无所谬。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烦，而失之愈远，至有弊力终身，苦其难而卒无所入，而遂议其支离。
这其实主要是后世学者的弊病，当时朱子那样做，他是只想到自己一个人，并没有考虑到带给后世的影响啊（大家都那样盲目地学他）！你推崇朱子之学，其实也是没有弄清其所以然。
如今你二人所信从而推崇的，既未尽其所以是，则其所疑而非者，亦岂尽其所以非乎？在我看来，朱陆二者虽其所以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
今朱子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朱子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碔砆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所以我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
朱子之学既已彰明于天下，而象山犹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朱子有知，将亦不能一日安享于庙庑之间矣。这是我最真切的想法，我之所以最终向你吐露，难道仅仅是为了暗中认同王舆庵的说法吗？
其实在守仁看来，朱熹之说即便不是错误的学说，到如今也已经如死水一般，需要向其中注入活水，如此才能让天下士林为之一振，民风有所改观！
在这篇给徐成之的信中，守仁对陆学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对朱学则按照自己的思想做了适当的修正。实际上，这成了一篇陆非朱的公开宣言，所以此文一出，立即就引起了那帮朱学捍卫者们的愤怒，他们对于守仁大有群起攻之之势。
在这些反对者之中，不乏守仁的故交与昔日的推崇者，如汪俊、崔铣、储巏等，可见其所遇阻力之大。
汪俊行谊修洁，立朝光明端介，学者称石潭先生。其学宗二程与朱熹，虽与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说。他如今反复致书与守仁论驳，最后“道不同不相为谋”，乃至一度断交。
储巏责备守仁不以师道自处，崔铣更直斥守仁为“霸儒”。
朋辈如此非难自己，这让守仁非常伤心，但他更愈觉彰明圣学之紧要，愈觉自身职命之所在！古来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更要有坚持自己的勇气和魄力！
别人的毁誉又算得了什么？孟子曾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永乐年间所修的三部大全中，地位最高的固然是《五经大全》，但影响最大的却是以《四书集注》为核心的《四书大全》。
守仁讲学问，也表现出他那豪迈不羁的个性。这些年来，他一直试图对朱子的学说进行一次全面清算，以廓清以朱熹为代表的“后儒”们搅乱了的孔孟真谛。而要批评朱学，就要从朱学的根本入手，要从《四书集注》入手。
后来，守仁果然便从《四书集注》开始清算朱学，这实际上就等于公然向明代官方及全国学者一百多年来奉为经典的思想和学问发起挑战……
NO.5 知交送别
此次若水受命出使安南国册封安南王，大有发配之意，这让守仁如失膀臂。
他总是毫不讳言，自己受益于若水颇多。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自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产也”，时人称“王湛之学”。
守仁寻找了二十多年，才找到像若水这样的知音，才接触到由若水传播的白沙先生的“精微”功夫。虽说在龙场自己已悟出了入圣的门道，但这个门道还需要进一步的切磋和摸索。
是故，二人方期各相砥切，饮食启处必共之。而少了若水这样一个可共同切磋与摸索者，更让守仁以“圣学难明而易惑，人生别易而会难”为忧。
为此，守仁不得不满怀愁绪作诗以赠别老友：
“行子朝欲发，驱车不得留。驱车下长阪，顾见城东楼。
远别情已惨，况此艰难秋！分手诀河梁，涕下不可收。
车行望渐杳，飞埃越层邱。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
其二：
“我心忧以伤，君去阻且长。一别岂得已？母老思所将。奉命危难际，流俗反猜量。
黄鹄万里逝，岂伊为稻梁？栋火及毛羽，燕雀犹栖堂。跳梁多不测，君行戒前途。
达命谅何滞，将母能忘虞。安居尤阱护，关路非歧岖。令德崇易简，可以知险阻。
结茆湖水阴，幽期终不忘。伊尔得相就，我心亦何伤！世艰变倏忽，人命非可常。
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南寺春月夜，风泉闲竹房。逢僧或停楫，先扫白云床。”（《别湛甘泉二首》）
想想当日若水送别自己出京时的情景，前途未卜，他的难过定要比今天的自己还多出几分吧。
除了赠诗，守仁还专门写了一篇《别湛甘泉序》，以交代于世人：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
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
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
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独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
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欤！多言又乌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与甘泉之不为多言病也，吾信之。
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今日之别，吾容无言。夫惟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远，虽已无俟于言，顾复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则甘泉亦岂以予言为缀乎？”
若水于次年正月十七日到达安南国，完满地完成了朝廷所交代的任务。归国时他婉谢安南王厚馈，以至深得远人之心，归来后他曾作《南交赋》。
后来他的母亲病势，他从京奉柩归葬，在家守墓三年。
不过，等到若水回京复命时，又该轮到守仁被打发出京了。
正德七年三月，守仁升任吏部考功司郎中，正五品。到了这年冬天，黄绾因病还乡。十二月，守仁又接到一项新的任命——升南京太仆寺少卿。
按照品级而言，少卿已是正四品，此时的守仁可谓已进入了高级官僚的行列。从他这两年的升迁速度来看，也是偏于迅捷的，与他的那些同辈相比，中间曾在贵州沉沦数载的守仁已后来居上，可见他的才能已大致被当道所认可。
然而，守仁此时对于做官确实兴趣不大，他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讲学，以道来拯救天下。何况南京太仆寺少卿的任所在闭塞的滁州，那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地方，朝廷明显有送神的意思。
太仆寺是兵部的分支机构，专掌马政。该寺设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三人，正四品；寺丞四人，正六品。
马匹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物质，太仆寺掌牧马之政令，在明前期算是一个较有权势的衙门。滁州是太祖朱元璋的起家地之一，也是明朝初设太仆寺时的所在地，更曾是全国最大的养马基地。但永乐迁都以后，滁州太仆寺的地位遂严重下降。
南京系统的官员除兵部尚书参赞军机，与太监、勋臣内外二守备总理南都事务之外，其他衙门大抵无所事事。由于御马监干预马政，位于北京的太仆寺尚且地位不保，设在滁州的南京太仆寺就更成了“闲曹”。
“伯安兄，你是大才，当道见你在京师闹腾得过分，所以才拿个闲曹磨磨你的性子！”一位友人道。
守仁知道，拿闲曹磨性，确乎是历来朝廷作养人才的一种方法。想当年，王安石就曾为群牧判官，当时司马光也在群牧司，而包拯还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不过，守仁觉得如今的当政者还没成熟到那种地步：“但愿如君所言，不过我看他们把我打发到那个山沟里去，就是怕我在京师混淆视听……”
“兄欲变天下之俗，哪是一日的功夫！想昔日你在贵州时尚且讲学不辍，一个小小的滁州又奈兄何？”
“嗯，也许是我太操切了！此行只望能收几个承我衣钵的弟子才好，呵呵。”
“想朱子晚年还受那韩侂胄打压，开‘庆元党禁’，斥理学为‘伪学’，斥朱子为‘伪师’，乃至令他忧愤而死……兄既自视高明于朱子一筹，亦当以圣贤自期，以不动心为意。”
“呵呵，个人荣利自然不动心，天下溺于歪理，举世不明真知，焉得不动心？只是尽人事听天明则已。”
守仁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在这一次南下之后，他将在南方地区一展怀抱，并掀起了一场心学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