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圣者为王:王阳明的超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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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结交同志(2)

这些题目刚一出来的时候,便有人赞叹守仁的经世之学,很多考生也对此给予了不少肯定。可见,大明的有识之士并不是没有,只是苦于缺乏表现和施展的机遇。

此次乡试守仁还算满意,他也确实发现并录取了一些人才;后来那些山东籍的为海内所称重者,皆其所取士也。

为了对这次乡试有一个完整的交代,守仁还作了一篇《山东乡试录序》,以备述其事:

“山东,古齐、鲁、宋、卫之地,而吾夫子之乡也。尝读夫子《家语》,其门人高弟,大抵皆出于齐、鲁、宋、卫之叶,固愿一至其地,以观其山川之灵秀奇特,将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间,而吾无从得之也。

今年为弘治甲子,天下当复大比。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辈以礼与币来请守仁为考试官……

虽然,亦窃有大惧焉。夫委重于考校,将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尽,是不忠也;心之尽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责,吾知尽吾心尔矣;不明之罪,吾终且奈何哉!

盖昔者夫子之时,及门之士尝三千矣,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其尤卓然而显者,德行言语则有颜、闵、予、赐之徒,政事文学则有由、求、游、夏之属。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学副使陈某者盖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试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呜呼!是三千有奇者,皆其夫子乡人之后进而获游于门墙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艺者乎?

夫今之山东,犹古之山东也,虽今之不逮于古,顾亦宁无一二人如昔贤者?而今之所取苟不与焉,岂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欤?虽然,某于诸士亦愿有言者……自余百执事,则已具列于录矣。”

守仁在这篇序中也指出了当时的乡试考官制度,以及自己取士的大概经过。他自我省察,言出肺腑,且对山东士子勉励有加。

其中,他一面盛赞山东古代人文之光辉、昌大:想当初在春秋之时,鲁国正是当时天下的文化学术中心,人杰辈出;及至战国乃至西汉,历五百年,齐地都是当仁不让的人文胜地,令天下学子趋之若鹜。

但他另一面也微责了当时山东人文之衰落、凋敝:自金国入主北方以后,北方人文渐趋落后于南方,乃至到了洪武年间时,由此还闹出了一桩震动天下的“南北榜事件”——洪武三十年会试,北方举子竟无一中榜!朱元璋下令重考,结果北方考生还是没有一个及格的。

知耻而后勇,他只能希望山东广大士子将来会争一口气,别丢圣人门第的脸!不过对于守仁而言,这次主考也给了他很大的自信,为他不久之后讲学授徒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后来守仁与人相邀去登泰山,兴奋之余,他也作了几首诗,其中一句道:“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

泰山系古来帝王封禅之地,守仁感叹其高道:“欧生诚楚人,但识庐山高。庐山之高犹可计寻丈,若夫泰山,仰视恍惚,吾不知尚在青天之下乎……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极。半壁回首,此身不觉已在东斗傍。”(《泰山高次望内翰司献韵》)

九月,守仁回到了京师,被改任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兵部主事虽然与刑部主事品级相同,但地位却不可相提并论。有明一代,吏、户、兵为上三部,其中作为下三部之一的刑部有十三司,而兵部只有四司。

武选司掌管天下卫所军官及土官的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凡出自“中旨”①任命的武官,该司便有权复奏请旨而后行。它有些类似六部之首的吏部的人事职能,所以它在兵部四司中地位最重,为四司之首。

守仁之所以升迁为兵部主事,即全在于当道者近来对他的赏识。当时天下已有动荡之象,委实需要一些得力的人才来裨救时势;而守仁这种后辈,目前还是作为人才储备来培养和锻炼的。

守仁既当其职,便开始日夜留意各地军情,以备知悉虚实。这不但锻炼了他的才干,更主要的是令他对于兵事有了更直观、更切实的认识,为他以后统军作战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契机。

王琼就是后来破格提拔守仁为南赣巡抚的前辈,此人有心计,善钩校。他在户部为郎中时,悉录故牍条例,尽得其敛散盈缩状,乃至于对国家的财政收支、物质储备等问题都了如指掌。后来他升任户部尚书,益明习国计。

边帅每有向他请求增加钱粮划拨的,王琼都能够屈指计算某仓、某场肆粮草几何,诸郡岁输、边卒岁采秋青几何,然后肯定地说道:“足矣。重索妄也。”为此,大家无不惊叹王琼之才。

显然,一个人,要想真正做出一番事业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各种准备和磨砺是不可或缺的,一步一个脚印,人才能走得踏实。

① 皇帝自宫廷发出亲笔命令或以诏令不正常通过有关机构审核批准,直接交付执行,称为中旨。

No.4 得遇知音

在当时,讲学之风刚刚在各地兴起,大明此前还是以学校教育为主。

如今,很多儒者已不再满足于传统授业解惑,开始以讲学的形式唤醒人们对于圣贤之学的追求和向往。比如陈献章讲学于广东新会、吴与弼讲学于江西崇仁、罗伦讲学于江西永丰、章懋讲学于浙江慈溪,虽然他们还不至于名动天下,但已经具有不小的影响,从学者很多。守仁当初前往江西广信拜谒娄谅,娄谅也正在当地讲学。

不过在天子脚下、人才济济的北京,尚没有见到热闹的讲学场面,这与当道者对于思想、舆论的严厉控制有关。

守仁有感于学者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长此以往,必将本末倒置。于是他在京师首倡讲学之风,开始授徒讲学,宗旨便是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

弘治十八年,门人始进。闻者渐觉兴起,很多人开始对守仁执弟子礼,而守仁由此备感讲学之责任重大,至是专志授徒讲学。

不过,当时师友之道久废,众人皆以为守仁立异好名,责难之声顿起。但守仁依然坚持,全然不以为意:想当年,孔、孟、程、朱,哪个不是以讲学来传播圣贤之道的?

在当时,虽不鼓励讲学,但也并不可以压制,只是排斥那些违背权威的言论。

知音世所稀,守仁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思想上的知音,他也深为其苦。但就在这时,他人生中真正的知音终于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虽然他长守仁六岁,但直到弘治十八年才中进士,当时在翰林院充任庶吉士。

他是“白沙先生”陈献章的高足,而陈氏是吴与弼的弟子。正统十三年陈氏二十七岁,举会试不第,乃就学于吴半载有余,归家后他读书日夜不辍;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后来他游历太学,曾写了一首题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的诗,此诗大得当时的国子监祭酒邢让的赞赏,他逢人便说:这个陈献章是真儒复出,便是杨时(杨龟山)这样的大儒,也未必及得上!

当时号称“翰林四谏”的成化二年状元罗伦、会试第一章懋及新科进士黄仲昭、庄昶等人,也对陈氏推崇有加,陈氏由此声名大噪!不过,陈献章讲学的地点主要还是在他的家乡,即广东一带。

先前,大明虽有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人以学术知名,但他们的观念并无创新,不过是沿袭程朱旧说;直到陈献章别出新见,始入精微。陈氏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江门学派”。后来,他得以从祀孔庙,这还是广东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儒士。

成化十九年陈氏授翰林检讨,后乞终养归。他专意授徒讲学,对于仕途日渐淡漠,而湛若水深受其影响。

若水在二十七岁时本已中举,两年后去求见陈氏,为表决心,竟将赴考的“路引”毅然焚掉。若水有志绝学,后来有所创见,白沙先生乃盛赞其学术道:“来书(所言)甚好,日用间随处体任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

陈氏之学,以静为主,为陆九渊心学一脉。若水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随处”既解决了陈白沙主“静”忽“动”的弊病,又解决了陆九渊主“心”忽“事”的弊病;用若水的话说,“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他认为天理“即吾心本体之自然者也”,“体认天理”就是在应对事物,心应感而发为中正意识,从而体认到自己内心中正的本体——天理。

弘治十二年,陈氏便将“江门钓台”作衣钵传与若水执掌。先师死后,若水为之服丧三年(孔子死后,许多受教于孔子的弟子都来送葬,皆服丧三年;子贡结庐于墓旁守丧六年才离开)。

但后来因母命难违及友人说劝,若水才在四十岁的年纪一举中得进士。他此前曾入南京国子监读书,深得祭酒章懋的看重。

守仁显然认为,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治不胜治,主要还在于人心的不古,在于没有真正的好学问教育人们,致使人们想学好却无从学起。

此时,他对于占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已有所怀疑:当时士大夫们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习,日盛于前代,难道程朱之学不需要负一定的责任吗?假如它是最佳的学问,那么何以社会仍有种种弊病?可见,真正的好学问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求。

湛若水也秉持这种观点,所以他与守仁一见定交,相互倡和,共以昌明圣学为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两人可谓相见恨晚——那还是在若水到北京参加会试时,他听闻到有个叫王守仁的人在授徒讲学,所以一俟殿试结束,若水便前往拜访从未谋面的守仁。

守仁多年来一直在寻求志同道合的师友,只是人海无觅;不想今日天上掉下个湛若水,他们第一次交谈,竟然都觉知音难得,遂一言定交。

守仁欣喜若狂之余,逢人便如此称道:“我自打跟从父亲从宦京师以来,近三十载,还从未见过像若水这样的人!”

若水自然也对能结识守仁这样的知交大喜过望,他对于守仁的赞誉也是不吝言辞:“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纵观守仁的一生,能让他在学问上感到旗鼓相当、且受益颇多的朋友,惟若水一人而已。为此,守仁便常感叹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不过,尽管有所怀疑,但程朱还是无可替代的先师圣哲,只是不盲从其说罢了;守仁与若水相与定交讲学后,乃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

有一次,他们又就梁武帝及其佛道治国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守仁近来对佛道颇有微辞,他首先道:“梁武乃‘三教同源’之说的始作俑者,由此他得以将佛道抬高到了几于与儒、道鼎足而立的地位,其流毒不可谓不远矣!”

若水的态度倒没那么激烈:“继释家慧远之后,梁武乃是真正将佛学植入我中土根脉之人,然佛家偏不认他,究其缘故,不过看他是个晦气的亡国之君!呵呵,这佛家这忒势利!”

“倒是有些数典忘祖的味道,不过梁武发掘《中庸》,也注疏了大量儒学典籍,并损益礼制,尤特别重视心性义理之学,其功岂在小也?舍此君,恐怕我圣贤之学不知还须费多少时日才得重新光大!”

“此言甚是,但梁武终是入了歧途,着了邪道!旷古未闻我华夏有以佛道治国之君,而梁武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然慈悲喜舍、济世度人,乃大乘佛教中菩萨之宏愿,察梁武初衷,倒也是极好的!”

“自(东晋)衣冠渡江以后,中原沉沦,圣学不明,佛、道之说兴起,梁武嗜学博闻,受其影响也在所难免!不过我想,梁武为政失于宽仁,并非释氏所教,乃他本性使然!此君徒好虚名,终受其累……”

“他好的怕也是‘菩萨皇帝’的虚名的吧,若然不是梁武这等开创之主证了佛道之非,那后世君王真不知更有多少沉迷于此、重蹈覆辙的!梁武开此恶例,足证我圣学为立身、立国之本也!”

“怕是不然,后世虽有‘三武一宗①’的灭佛之举,但佞佛之君也不在少!释氏亦未尝无可取之处,三教之合流,终迄于两宋,蔚为大观……”

“伯安,你硬要和我抬杠吗?我所言自然是释氏之大节不可取也……”

其实守仁还是忍不住要逗一逗这位挚友,孔子也并不是惯常一副叫人不可亲近的冷霜面目,便是朱子也未尝不争强好胜。况且太史公中有言:“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不时地滑稽一下也可以调剂人际关系。

想孔子当年在郑国时与弟子失散了,子贡寻师,郑人告之,说东门外有一个人“累累若丧家之犬”。子贡找到孔子后以实相告,然而夫子听了却并不着恼,还欣然地笑道:“似丧家之犬,然哉!然哉!”

二人知己相得,守仁的先祖就死在若水的家乡增城,为此他常禁不住想:莫不是祖先有灵,才让若水不远万里,来到了自己身边?

① 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