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创新与发展:甘肃省博物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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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博物馆的科学发展(4)

一方面明确目标性,从甘肃省博物馆陈列和研究工作的需要出发,建立专门机构或委派具备一定的鉴定水平,并熟悉本馆藏品情况的专人进行征集;另一方面作为综合性的地志博物馆,要逐步建立与甘肃省博物馆性质相适应的完整的藏品体系,重点征集本地区范围内的文物、标本,进一步加大对本省文物的征集力度,填补文物藏品的空环,五年内征集社会流散的珍贵文物600件以上,为陈列展览提供展出精品。

四、“十二五”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1.坚定一种信念

在省委省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及大力支持下,在博物馆全体同志的努力下,发扬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勇于拼搏的精神,让每一个博物馆人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进言献策、贡献力量。坚定规划所列的目标,只有坚定这种信念,才会有精神动力,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想大事、谋大局、干大业,提升精神境界,奉献文博事业,保证规划顺利实施。

2.建好一个班子

定期开展班子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建设。以创建学习型领导班子为动力,培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团结意识。坚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保持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提高领导班子把握全局,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和驾驭博物馆全面工作的能力,做到高瞻远瞩、见微知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决果断的引领博物馆工作向前发展。

3.带好一支队伍

以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文博干部队伍为第一要务。以创造良好的实干创业的工作环境为基础,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培育博物馆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开展以文博专业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业务学习、提高博物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职工驾驭工作的能力。用集中教育凝聚人,用优化环境拴住人,用加强管理控制人,用落实制度管住人,用激励措施吸引人,以一流的干部队伍作为实现规划目标的保证。

4.争取一种合作

加强与国内外文博单位和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秉承开放、共享的原则,扩大舆论宣传,积极争取省上和有关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只有这样,博物馆事业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才能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优秀的文化精神产品,达到文化成果共享。

(第三节)甘肃省博物馆的发展前景

甘肃地处我国西北内陆,黄河上游,是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处特殊的自然环境、重要的地理位置、多样的民族习俗、复杂的历史进程,决定了甘肃的文物在带有与华夏文明一体相连的共性的同时,又表现出风格独具的个性魅力。在我国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甘肃文化建设和博物馆发展如何适应时代步伐是一个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以下结合甘肃文物的特点和甘肃博物馆发展的历史谈点看法。

一、甘肃具有建设特色博物馆的优越条件

大量考古学资料表明,早在20万年以前,甘肃地区就已经有古人类活动。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始祖伏羲、女娲就降生在甘肃境内,距今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农业,成为黄河流域灿烂文化历史的开端。其后,周祖不窑于庆阳,秦祖非子牧马在西陲,均在甘肃奏响了问鼎中原、统一九州的序曲。广袤的河西走廊,是羌、氐、戎、匈奴、月氏和乌孙等游牧民族向文明挺进的大本营。汉、唐以后,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肃又成为古代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前沿阵地,沟通欧亚文明的重要枢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甘肃境内遗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遗迹,从而使甘肃成为我国文物大省之一。

据文物普查统计,甘肃省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2万多处,选人《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的有13284处。省内目前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3处(全国共有117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26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061处。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7处。敦煌莫高窟、万里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到2009年底,全省共有各类文物收藏单位113家,各级各类博物馆83家,其中文物系统所属博物馆73家,行业博物馆7家,民营博物馆3家。馆藏文物42万多件(全国2400万件),其来源主要是出土文物,约占藏品总量的80%左右,绝大多数属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3300件(含国宝30件),二级文物11386件,三级文物96299件,馆藏珍贵文物共计110985件。

甘肃文物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史前文化遗址优势。甘肃历来为国内外考古学界密切关注的省区之一。目前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地命名的古文化类型在全省多达十几个,这充分说明甘肃史前文化遗址数量众多,种类繁杂,特征典型,保存完好,可谓甘肃文物遗存中的一大优势。其中属新石器时期的主要有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属青铜时代的主要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其年代南距今7000多年一直延续到距今2000多年前。全省境内史前文化遗址达7000余处。通过发掘和综合研究,既可以看到相同于晋陕豫地区的华夏古文明共性特征,又能够找出甘肃地区史前文化独具个性的魅力。

第二,彩陶优势。甘肃是国内保存彩陶类器物数量最多的省份,素有“彩陶之乡”美称。距今8200—74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的绘有简单纹饰的彩陶,与两河流域的古代彩陶同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距今5200—4000年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器,种类繁多、图案绚丽、器型精美多姿,色泽鲜艳瑰丽,纹饰变幻奇妙。彩陶纹饰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南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化的规律性过程。泾、渭河流域是我国彩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出现的距今7800多年前的前仰韶文化彩陶,纹饰十分简单,仅在钵的口沿外部施一道红色宽带纹,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在圜底彩陶钵上饰宽带纹,可以看出二者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期绘有变体鱼纹、斜三角夹平行线的彩陶器,为中原同期遗址所不见。到仰韶文化晚期,彩陶图案中的变体蛙纹、二方连续涡纹及红、白色彩绘陶等,更多地表现出了地域性特征。

距今40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是彩陶文化的鼎盛时期,它包括了马家窑、半山和马厂3个一脉相承的文化类型。此外,还有地方特色明显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等文化时期的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共同构建和确立了甘肃彩陶文化的独特优势。马家窑类型彩陶色调明快,多以浓黑发亮的重彩在洁细的橙黄色陶底上绘以花纹。图案的布局与施彩部位依器型而定,图案的结构具有旋动的特点,即使同一种花纹,也有不同的变化与组合,使人感到韵味无穷,表现出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久经锤炼的高超技艺。半山类型彩陶,以纹饰繁缛为主要特色。黑、红两彩并用,色调热烈鲜明。构图上运用对称手法,将繁密的图案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半山晚期,偶尔以蓝、白色相辅,使整体结构更为富丽堂皇。马厂类型早期,在保留富丽风韵的同时又有变化创新,图案趋于简练,线条刚健有力,出现了红、黑、红三线并列的画法。马厂晚期彩陶多施红、白色陶衣,运笔渐显随意,构图趋于简化,线条粗放不匀,有明显退化现象。这种退化现象渐次表现在齐家、四坝、辛店等文化类型的彩陶上,愈晚愈加明显。

第三,简牍优势。甘肃境内出土的简牍在上世纪初曾轰动海内外,同敦煌文书、殷墟甲骨、明清宫廷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考古四大发现。一个世纪以来,共出土简牍61000余枚,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价值弥足珍贵。甘肃简牍以两汉简为主,也有战国秦简和魏晋简,还有唐代吐蕃文、宋代西夏文木牍,其中武威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甘谷汉简、玉门汉简、天水秦简等影响较大。甘肃简牍时代跨度大,文书类别多,多种文字、多种质料的文书并存,是我国简牍学研究主体的史料之一,特别是汉简数量居全国之首,是研究汉代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甘肃简牍,记述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科技、文化、民族和民俗等诸多领域。就其形制而言,可分为简、牍、检、符、签、册等,有的是经书典籍,有的是文书籍籍,多数内容连贯,可编缀成册,一些还有纪年。

1959年,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仪礼》简469枚,为国内现存《仪礼》一书的最早版本,在哲学、校勘学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地出土的《王杖诏令简》10枚,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实物文献,可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1971年,在甘谷汉墓中发现一部完整的简册,南23枚编缀而成,这是一份东汉延熹年问的诏书抄本,反映了东汉后期中央集权削弱与豪强地主势力加强的史实。关于汉代的烽燧制度及边防守御系统,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出土于居延遗址破城子汉简中的《塞上烽火品约》,详细规定居延都尉所辖三塞临敌报警、燔薪举烽、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西汉的司法程序、刑讼方式,从现有史书中难以详细考察,建武三年的《候粟君所责冠恩事》册36枚简,是一份完整的法律诉讼制度。该册阐明了汉代治狱鞠讼制度的具体内容、诉状的格式和诉讼程序等,初步解决了长期争论的汉代边郡民政与军事两大系统的职权关系问题。1992年和1993年,在敦煌悬泉遗址共获简牍2万余枚,为研究汉代邮驿制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其中数量巨大的各种籍籍,详细记录了接待官员、使者的过程,支付食品、车马、草料的数额和价值,读来生动有趣。

简牍,作为汉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文字实录,有证实、纠正和补充史书记载的独特作用,深受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所重视。简牍学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第四,长城及古城址优势。甘肃古长城纵横交错,累计长达近5000公里,包括秦、汉、明三代长城以及晋、宋、西夏和元代的城障,堪称集我国长城之萃。虽经千年沧桑,许多地区的长城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好。沿古长城分布有大量的关隘城堡,其中敦煌的玉门关和阳关扼丝绸古道之咽喉,高台骆驼城和安西锁阳城分别为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汉唐和隋唐古城,嘉峪关更是气势雄伟,堪称“天下第一雄关”。河西地区还存有晋代长城和西夏、元代城障,陇东地区布列有宋代城堡和烽燧,甘南地区矗立着明代“边墙”。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修筑的长城,都可以在甘肃大地上找到遗迹。

战国秦长城筑于秦昭王时,终点在今临洮县城西北15公里处,蜿蜒穿越甘肃的8个县,总长度约800公里。修筑时因地制宜,平坦地带夯土筑墙,在山坡地带则外削内堙,遇孤山深沟就直接利用断崖峭壁作墙体。既满足了军事防御之需要,又节约了人力物力。

汉代长城是随着当时河西边郡形势的变化而分段修筑的,有令居塞、酒泉塞、居延塞、休屠塞和氐池塞。汉代长城以烽燧报警为主要职能,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中间掘有堑壕,两侧堆筑砂砾梯形垄,壕内铺以细沙,用来检查越境者的足迹;一类于堑壕之外,以芦苇或者红柳夹以砂砾分层叠筑塞墙;一类凭藉山川的天然险阻,补人力之不足。

东晋长城长度约100公里,建于西凉政权时。除新建子亭城、石包城外,又于城北筑长城、烽燧。子亭城为夯土版筑,其余均为片石中夹柴草、红柳等垒砌。

明长城主线西起嘉峪关,经酒泉、金塔、高台、张掖、临泽、山丹、永昌、民勤、武威、古浪、景泰等县市后跨越黄河,沿靖远县黄河南岸东行进入宁夏。长城沿线还筑有城、堡、障、烽燧等军事性建筑。

第五,石窟优势。甘肃现存各类石窟寺337座,其中具有学术研究和旅游观光价值的大、中型石窟群40多座。它们大多开凿于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历经各个朝代的不断修缮和增补,呈现出风格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其中,敦煌莫高窟以其宏伟的规模、精湛的艺术、沧桑的历史成为世界石窟之最,被誉为世界最大的艺术画廊,堪称墙壁上的“图书馆”。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及出土的大量文书等文物,促成了一门新兴学科——敦煌学在国际上的兴起;天水麦积山石窟被誉为“古代东方雕塑馆”;武威天梯山石窟为“凉州模式”的代表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保存有国内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石窟题记。所有这些,都为甘肃赢得了“石窟寺艺术之乡”的美名。

甘肃石窟寺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品位之高,均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分布主要是沿古丝绸之路,集中于河西走廊、黄河两岸和泾、渭河流域。现存者除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庆阳北石窟等大规模的石窟群外,其余像肃北五个庙、玉门昌马、肃南文殊山和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武山水帘洞、甘谷大象山、西和八峰崖、泾川王母宫和南石窟、合水保全寺和莲花寺等石窟群,也都独具魅力,各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