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简介”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自1978年底算起至此时此刻的2002年，虽已有二十三四年的光景，但中国并未对传统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来龙去脉作深入系统、合乎逻辑、令人信服的剖析和解释，以致对改革开放进程平添了不少干扰和阻力。主要证据有四：一是肤浅地认定中国当初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因为照搬了斯大林一手造就的苏联“老大哥”的经济模式；二是认定中国的传统体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经济效率，但维护了社会公平；三是同样肤浅地、非历史地认定，如果明智一些，事情原本就可以是另一种样子、另一种局面，而完全不必非作出当初的“愚蠢选择”；四是从未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曾经用极其短暂的时间便基本造就了传统体制，而后来要改变它却显得如此漫长和艰难。对这些绕不过去的、迫切需要澄清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中国必须给出恰如其分、实事求是的回答，否则遗患无穷。这篇研究成果是我自己十分看重、反思良久而交出的一份答卷，几易其稿，基本完成于1992～1993年，1994年初首次发表于北京经济学院《经济与管理研究》，2001年修改完善后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通向公平竞争之路》一书，作为“现实篇”当中的第一章。
一、市场机制受到排斥条件下的经济秩序
当我们从市场秩序的角度回顾与思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与这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关联的经济秩序的突出特点：①经济体制、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纪律条例、观念信仰、舆论监督、道德约束相互间的高度一致和协调配套，很少留有空隙，使得企图逃避约束的经济行为极少发生。换句话说，发生扰乱经济秩序、逃避各项约束的行为，缺乏主客观条件。②以中央计划为轴心，以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和维系，保障了经济运行高度的井然有序。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即通常所说的“五个统一”得到普遍认同，由此设计的经济行为规范得到严格遵从。时至今日，当有人看到市场秩序发生的混乱现象时，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回想、感叹，当年的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是怎样的高尚自觉，怎样的一心为公，怎样的令行禁止，怎样的清正廉洁，怎样的勤勤恳恳，怎样的无私无畏，怎样的不计较个人得失。
总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秩序集中到一点，就是倡导、约束和依靠每个人的大公无私，即不可以、也不需要刻意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这样做既不光彩、也无必要。因为，共同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实在算不了什么；至于个人利益，包括工资、福利早已由“所在单位”代表了，由政府政策敲定了，自会有“组织上”安排，个人再“想”也是多余的。
二、追求理想化的“超越战略”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秩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当人们发现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并非尽善尽美而着手改变它的时候，当经济改革遇到困难而不断调整策略的时候，或者当经济改革大步推进，人们惊叹不已其成效的时候，一个反思性的问题总是萦绕不开、驱之不散，这就是：当初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时间先后、国土大小，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产品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
温故而知新。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在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而探索新路的时刻，回顾走熟了的旧道，或许有些启示。因为旧路当初也曾新过，那种探索的激情绝不亚于今天的人们。对过去划一个圆满的“句号”与投身新的开始，同样是很有价值的。
在本文中，我们把当初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选择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视作原生性体制，建立这种体制有其必然性，就像后来着手改变它带有必然性一样。对此，用简单化的“照搬了别人的模式”或者“一种历史的误会和盲动”，“事情原本可以是另一种样子”等等来求得解脱，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也无助于理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经济秩序的重大历史意义。事实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经济秩序是由多根枝条编织起来的花环。
(一)自由王国的召唤
科学社会主义源自她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与旧制度实行彻底决裂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后来的人们所看到的，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即原生体制，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带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意图，并试图以“体制超越”带来“经济超越”，都是从与旧制度、旧秩序一刀两断、实行“决裂”开始的。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巨著名篇，无一不贯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旧制度、旧秩序的批判精神，对人类未来社会的憧憬。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既不是理想社会，也不是永恒的制度；资本奴役制虽然创造了巨额财富，但本质上并不比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占有制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解放；自由竞争秩序的背后是人们的互相倾轧和欺诈，是物对人的奴役，因而是人类社会为自己造就的最精巧、最不自由的制度；真正的自由来自对私有制和市场制度这些历史性祸害、旧经济秩序的彻底否定。
恩格斯的一段为人熟知的名言，集中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各种逻辑结论。他说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
这个气势恢宏的经典论断，无异于来自自由王国的宣言，它以哲人的语言表达了一代代先行者们的向往，呼唤着一代代后来者为之奋起、为之奋斗。因此，当千百万人历经磨难、流血牺牲终于换来了新制度、新政权的时刻，人们是何等的珍惜、何等的喜悦。毫不迟疑地告别旧制度、旧秩序，满怀信心地创造新生活，建立新秩序，立即按照那个“呼唤”来大刀阔斧地开辟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与私有制决裂，也与市场经济和旧秩序决裂，就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打出的第一面旗帜。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原生体制的具体进程虽然不尽相同，但一切都首先从这个“决裂”开始，却是它们的共同点。如果说原生体制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或者原始积累阶段确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随着这一时期的结束，它也就迅即成为不合理的了。而教条式的社会主义恰从此刻开始成了本应及时改变的原生体制的捍卫者。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旧秩序的一切被破除掉以后，“立”什么或者说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如前所述，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排斥市场因素的产品化高度集中的直接计划经济。除了当时的客观原因以外，人们在两个关键点上深信不疑：①一切私有经济、市场因素和市场秩序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都不相容，也不再需要。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劳动产品的实现已不再成为问题，劳动从一开始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从一开始就具有直接的联系，市场和价值范畴都是多余的。②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统一计划和经济秩序，是全社会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的惟一体现，计划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无所不能的有效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计划代表着人们自觉行动的能力，计划越严密越无所不包，就越显示社会主义经济的日趋成熟，因而人们就越能从中得到私有制市场经济所无法比拟的最大自由，并最终实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关于对旧制度、旧秩序的批判，对未来社会的预见，是社会主义实践最初的也是最具威力的精神支柱。一旦人们按这些预见直接付诸行动，原生体制的强化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在“决裂”中刻意创新，忽略的却是“决裂”的条件，即必须继承而无法选择、无法“决裂”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把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种种推测直接拿来作为具体的决策依据，教条式地指导具体的行动，是原生体制的重要成因之一。而在缺乏经验和想像力的最初阶段，这种教条式的社会主义及其原生体制，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体制创新不可能脱离当时思想认识的局限，除了经典作家的书本知识和描述以外，人们一时想像不出社会主义及其经济秩序还会有别的样式；同时，那种开辟新生活、建立新秩序的创新意识，决不逊色于今天的改革时代。因此，即使后来的实践证明原生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也没有理由指责当时人们深信不疑的共同选择。
(二)穷则思变的信念
大凡建立社会主义新经济秩序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原有物质基础薄弱、贫穷落后的国家。穷则思变，摆脱贫困，后来居上是这些国家奋力追求的目标。这种信念，曾支持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可歌可泣的救国史，多少仁人志士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而捐躯。然而，救国难，兴国何易？！
当代中国，穷则思变。但怎么个“变”法？兴国的信念最初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
生产力低下，经济贫弱不仅没有真正成为人们构想新体制的立足点，反而成了加速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成长的基本动因。谁都承认经济落后的事实，但谁都不怀疑建立一种崭新的计划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是振兴经济的捷径。尽管原生体制在工业化初期显示了巨大威力，但是在人们内心深处却并不满足于它的“初期效应”，从而对之寄予极高的期望。换言之，市场经济被永远当作私有制和旧秩序一样的可憎之物，被视为造成旧中国贫困落后、弱肉强食和种种苦难的根源之一。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承认贫穷，并立志要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另一方面，又认为一穷二白并非全是坏事。因为，一张白纸才好画出最美的图画。重起炉灶另开张，是穷则思变，白纸作画的发端。因此，在构想经济体制、建立新经济秩序时，惟有经典作家的某些推测是思维的起点，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基础似乎不在人们的视野中，它只是被动地接受一种经济体制和秩序，尽管并非一张白纸，也要按照先入为主的理想去作画。与这种矛盾心态相联系，人们深信，穷则思变首先是制度变、体制变、秩序变，认为凭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消灭贫穷并不困难。因而对与旧制度、旧体制、旧秩序截然不同的体制创新、秩序创新满怀信心，寄予厚望。
(三)指日可待的期望
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与人们对社会主义“时间表”的最初判断有很大关系。由于忽视了生产力这一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被一再高估，发展进程的“时针”被一再拨快，宁可信其短，不愿虑其长，造成主客观之间的严重脱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主导性的心态是，建成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指日可待、不在话下。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制定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纲要都暗含着一种躁动不安、急于求成的主导思想。任何其它主张和估计都被斥为“重归旧道”、“爬行主义”和“小脚女人”。因此，这种时间表的催促与渴望，使经济发展上的超越战略必然引发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上的超越战略。人们认为，凭借苦难深重、罪恶累累的市场经济决不足以实现超越型的战略目标，只能依靠超越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动员起所有的经济资源和所有的政治热情，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才有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超越资本主义。而原生体制所确有的初期效应，更支持了这种心态。
(四)不屈不挠的抗争
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国际环境紧张的条件下诞生的。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政权，都曾处在强大对手的包围之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这种政治、军事的对抗，经济利益的冲突，提高了双方内外政策的高度警惕性，加剧了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在这种场合，任何重大选择都首先被打上了“主义”的旗号。泾渭分明，毫不含糊。
在此期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捍卫自己新生的政治主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理所当然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从直接的武装冲突到冷战时期，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的选择与塑造都是按照“主义”来划分的。划分标准首先来自西方世界。它们极力通过体制和秩序划分，将社会主义阵营孤立封闭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与之相对立，东方阵营也不甘示弱，极力冲破封锁，力求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体制模式和经济秩序显示自己的存在，决不与对手“同流合污”。坚守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和创立中央计划经济秩序，便是双方激烈冲突的自然结果。围绕两种体制所进行的制度性论战，更加剧了强化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的冲动，以致在社会主义教科书中不能不将“计划性”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或重要标识，而把对手归入无政府状态的一类。
以上简略的分析归纳起来是想确认，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不是偶然的现象，其促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重因素编织的花环。指望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采取“市场经济”的体制形态是不现实的、非历史的观点。对原生体制的历史地位理应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此，后文中还要换一个角度重新提起。现在要先行讨论的是，在上述简要列举的原因之中，主观因素对原生体制“永久化”的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原生体制借此产生了内在的形成机理。“永久化”同样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其危害性之大之深远，人们至今并未给予足够的估计。
三、经济效率、经济活力的逐步消失
改革时代，热门话题是企业要有自主权，资源要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作为“上帝”，消费者主权要得到保障。各种“还权于企业，还权于民间”的“要权”之声汇成一个疑问句：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设计中的那种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比拟的高度经济民主和自由哪去了？换句话说，仰仗于原生体制许诺的那种社会生活越加自由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哪去了？
(一)“消灭”市场秩序，谁来主持“公正的分配”
这里所说的“分配”，不仅包含收入的分配，首先是指资源的分配。所谓“主持”，则是指该种分配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至于这种分配是否公正，则要由分配的结果来证明。而这种分配中对均平至上的目标追求，则是最深刻的主观成因，许多问题可以从中获得进一步的解释，并有助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内涵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
应当看到，采取非市场的方式，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特定环境下的特殊需要，非如此便不足以进行超常规的原始积累。但是，这种局面不应当也不可能维持过久。作为改革的对象，传统的、高度集中的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当初所以能在短期内得到确立并不断强化，除了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所迫以外，根本性的主观原因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夹杂着一些空想的因素。突出表现是，没有顾及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经济条件约束，一味追求公有制关系的升级改造，企求一种超越市场经济的“纯粹的社会主义”。
但是，由于主观设想与客观现实的反差过大，急于求成的超越战略在实际上的经济含义，始终没能超出低水平分配均等化的目标界限。换言之，受制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理想目标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了追求尽可能均平分配的目标，并且事实上在多重经济目标中把均平分配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均平分配的程度被当作了公有制升级改造程度的主要标志，被当做了人人必须遵从的最高行为规范，因而成为了原生体制极力维护的“最大”的经济秩序。
建国以来历次极左政治运动的经济成因和经济后果都无不以强化均平目标、“均平秩序”为限 ，以至于人们从衣食住行的行为规范到收入分配上的僵滞趋同，对财富的增长远不及对收入的均平分配更加受到关心。人们宁可在低水平的收入平均化中苦熬，也不愿接受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任何差别。与此同时，收入平均化还被置于种种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庇护之下，直至使“穷有理”、“穷光荣”、“富变修”、“富倒退”、“富复辟”等扭曲变态的心理阴影始终笼罩在人们头上，并由此引发了对财富的“罪恶感”和对市场的“恐惧感”。
小生产者的均平思想在中国素有传统，这一点对于后来的人们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没有影响。中国历史上，贫苦农民为摆脱封建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无不幻想“均贫富、等贵贱”的“太平天国”。“不患寡，而患不均”，一直是农民运动的政治纲领和举义大旗。这种文化遗产与后来传入中国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不谋而合，二者互相渗透，潜移默化，影响深远，构成了均平至上目标偏好的思想基础。
均平目标至上的能量不可低估。强烈的均平意识和目标偏好决不仅仅限于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它以某种终极目标的形式对各个经济领域、经济秩序打上自己的烙印。这种均平意识使中国在否定旧剥削制度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时，不适当地确立了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取向、价值判断和一整套行为规范。经过长时期的维护和宣扬，均平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并通过政策的、体制的、秩序的途径，造就和培育起它的物质承担者。或者说，均平意识早已物化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化作各种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不容侵犯”的既得利益。这种总体状况是中国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最深层障碍。
均平目标偏好及其必然引出的经济秩序，事实上否定了劳动者各尽所能、多劳多得这一社会主义原则，使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应得收入的行为合法化、凝固化，因而损害了诚实勤奋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滋生起怠惰之风、懒汉思想和“逆淘汰”现象，从深层次上损害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正是这种基于均平意识的目标偏好，导致了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的长期高度集中化、行政化和实物化。这是因为，均平目标偏好及其行为规范绝对地排斥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市场风险和收入差别，天生具有迁就落后，牺牲效率，崇尚保守的倾向。所以，它与效率目标至上、拉开收入差距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及其市场机制难以相容。
当着亿万劳动者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人平等地要求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时刻，当着社会制度巨变而古老的自然经济及其思想观念依旧的时刻，当着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满怀胜利喜悦，对未来充满信心而又缺乏经验的时刻，以超越市场经济、确保人人平等(收入均等)为最高目标的产品化体制及其经济秩序就已经在孕育之中了。
当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不准备接受市场经济，并有信心超越市场经济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市场机制是不会有生存空间的。而在市场机制没有可能成为内生机制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运行也就失去了一种自我调节的组织协调功能，包括均平分配目标在内都无从自行实现。
在这种场合，立即提出的第一个很现实的、不容迟疑的问题是：谁来确保收入均等目标的实现，或者说，由谁来主持这种“公正的分配”？如前文简要提到的，只能是凌驾于社会公众之上且层层隶属的各级政府。除此之外，谁都没有这种资格和能力。
第二个问题是，各级政府(它的人格化代表就是各级有职有权的政府官员。理论假定，规模庞大、为数众多、拥有极大权力的“公仆”们都奉公守法、为政清廉、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公务繁忙、十分辛苦)采取什么手段和方式，来确保实现民众企盼的目标，主持公正的分配？只能是行政手段和计划指令。舍此，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在这里，一方面，采取行政手段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均平目标，并围绕均平目标运转是各级政府机构压倒一切的首要职能。否则，确保的目标就会落空，就会带来种种社会、政治问题，因而就是政府的失职。另一方面，包揽一切的经济要求使政府机构获得了(或集中了)主持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极大权力。通常所说的资金统收统支，产品统购统销，就业统一安置，工资统一标准，都是均平目标偏好确立之后的必然结果，也是它的实现手段。
另外，排斥市场机制、经济秩序的反市场化，使经济运行失去了自平衡能力，而短缺状态又总是促使政府实行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和外延式的投资扩张政策，使国民经济走入“越短越统、越统越短”的困境。这又反过来促使传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的自我强化。可见，经济体制、经济秩序非市场化、高度集中化、行政等级化和经济实物化调节等等，是均平目标偏好确立之后合乎逻辑的惟一选择。
排斥了市场也就排斥了个人与企业的自由选择。以追求最大自由为目标的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竟然得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一极是拥有极大权力的“公仆”，另一极是失去权力的广大“主人”。如此巨大的反差，以及目标与结果之间的奇特背离，是所有的人们始料不及的。这种自主选择权利的丧失与拥有无限权力的行政机构互为因果，以至于出现从统一行动到统一思想的经济局面和政治局面。在这种“理由极其充分”的统一之下，对自由王国的目标追求发生了变异，自主选择被无处不在的集中统一淹没了。而申辩者们却置大量被颠倒的关系和事实于不顾，硬是煞费苦心地要人们相信，最高度的集中统一就是最大的自由，任何质疑都是不允许的。
(二)扭曲的公平和递减的效率
谁都不否认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中加速衰减的经济效率。但是，如果以为原生体制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果真保住了收入均平分配和社会的公正，那就错了。收入均平分配仅仅是最初理想化追求的目标，至于目标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则是另一回事。
从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的现状来看，在生产力水平、经济效率和可供分配产品都很有限的条件约束下，各级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真的包揽一切，主持“公正的分配”和与其相关的资源的分配。根本无法为每个劳动者提供相同的就业机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而是采取“大片拉不平就搞小片拉平”，以设置种种行政屏障的政策办法，将无法排除的经济差别和资源占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承认下来。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造就除了数不尽的“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前后有别”的经济歧视。据说，这叫做“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且不说工农、城乡之间的各种差别，即使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个企业及其职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也被行政体制打上了等级制的烙印。这些企业，有预算内和预算外，中央直属和地方所属，重点与非重点，局级、处级、科级和股级等等一系列行政待遇不同、受行政屏障限制或保护的利益群体。他们通过比较利益，特别是那些无法直接用货币来评价的各种福利待遇，都可以获得准确的自我感受和彼此的认同。
由于不存在排除等级和歧视的市场化途径，人们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实际收入，不得不采取非经济手段，尽量扩大和行使自己的行政特权、行业特权和职业特权，直至不择手段地在各种行政屏障底下“挖暗道”、“走后门”和“开后门”，大做不正当的幕后交易。在正常的市场交换关系被扼制的场合，特权的滋长和交换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至此，前面关于“公仆”普遍廉洁的假定就要大打折扣了。在许多场合，一时的经济收入远不及社会地位上升、跻身新领地更有吸引力。
可见，在通常所说的收入分配平均主义经济秩序的两个“大锅饭”中，包含着、凝固着由行政化和等级制造就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各种既得利益。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大一统的背后，是由非市场原因引起的经济差别和利益矛盾。换言之，经济差别不是消失了，而是被行政化体制扭曲了、变态了，改变了存在形式，并且是出现在最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形式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不仅造成了有目共睹的低效率，而且造成了扭曲僵化的不平等。这是对追求均平目标的极大讽刺，也是对“超越”市场经济、窒息市场机制、构造行政化体制和秩序的一种惩罚。这又是中国经济发展难以忍受把原生体制和经济秩序永久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的窒息必然导致经济活力和生机的窒息。微弱的市场与强大的行政控制互为因果，产品匮乏与配给机制互相强化，失去反馈系统的政府极限调节导致增长的代价越加高昂。在这种场合，顽强的申辩者们所标榜的东西，如，经济的计划性，计划的优越性，社会的公正性等等，与广大民众所实际看到的东西及其切身的感受之间，距离越来越远，人们对极少数人虚伪的说教和为之辩护的那种“社会主义”越来越不感兴趣。
由此我们想到，在分析原生体制和经济秩序的成因时，常常听到“照搬了别人模式”之类的解释，即照搬了30年代苏联着手建成的斯大林模式。从50年代的国内外形势来看，中国的原生体制确有“照搬”之嫌，“老大哥”也颇有“输出”体制模式的传统习惯。但是，再深入些想想，这种“照搬说”式的解释还是过于肤浅，因而并不利于认识和改变原生体制。从上述分析和市场机制的命运来看，别人是何种模式，该不该照搬，都是次要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从传统文化到对社会主义空想式的理解，都具备自主选择把原生体制永久化和建立行政化统制经济体制的内生性条件。即使当初没有别人的模式可供照搬，只要确定了收入均平分配及其资源统一配给的目标取向和行为规范，原生体制便会按照内在机理自行生长和强化起来，正像原苏联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独自耸立起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一样。
四、“超越战略”的历史地位
以上我们历数了社会主义国家原生体制和经济秩序及其永久化企图的种种生成原因，以及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并专门讨论了它形成的主观力量和由此而来的形成机理。但是，从更大的历史跨度来观察，对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采取从根本上全盘否定的态度，肯定是不公正的。
亿万民众不约而同选择和造就了原生体制(这与将原生体制永久化显然是不同的)，认同和遵从了它的经济行为规范，总有其当时的道理。倘若没有民众创造新生活、新秩序的巨大热情和探索精神，以及最初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则一天也不能存在。所谓尊重历史，说到底就是尊重千百万人的实践，哪怕这种实践回过头来看显得不很完美，甚至幼稚可笑。1871年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然而它的悲壮故事为探求新制度、新秩序的后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启示。与之相比，社会主义原生体制及其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秩序又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呢？对此应当有个公正的评价，因为草率地对待过去与简单化地构想未来同样是不能原谅的。
应当承认，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是一种新社会制度的最初选择。尽管人们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样子并不清楚，甚至充满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色彩，但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毕竟是一种新社会制度诞生的发端。换言之，人们就是在构造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和体验社会主义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同时，正是依靠这种看起来有些幼稚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支撑起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以此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个基本事实是，与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大崩溃形成鲜明对照，年轻的社会主义苏联凭借原生体制和经济秩序最初的动员力量，曾一度显示出经济高速发展的勃勃生机。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苏联工业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同建国初期相比，钢、煤、电、机械制造、化学工业都呈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增长，不仅很快形成了重工业体系，而且为后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也就是说，即使是幼稚、脆弱、内涵矛盾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亚洲的一些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也都获得过巨大的经济成就。其中，新中国在五六十年代构筑自己的原生体制的同时，从更低的生产力起点上，同样取得了不亚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经济成就。尽管出现条条管理、块块管理等“收收放放”的体制和秩序波动，存在所有制升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一系列“自乱其制”、破坏生产力的错误，但在原生体制和经济秩序下，凭借民众的政治热情和献身精神，毕竟建成了中国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以中国为例，衡量一种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是否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需要以事实为根据。中国原生体制后来日益僵化，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怀疑，但这不等于说，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一种“误会”，从来就没有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过。果真如此，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根本就得不到认同和遵从，也不可能存在，更谈不上取得巨大成就了。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大多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失去发展势头的国家和地区取得胜利的。而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以及社会主义宗旨，都不允许这些国家采取对外掠夺和激化国内矛盾的手段，来完成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而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加速实现工业化，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惟一出路。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无旧路可走，必须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相适应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寻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后发优势和自己的特殊优势。
就中国而言，特殊优势有两个：一是共产主义理想所唤起的劳动群众的献身精神和空前团结；二是长期革命战争赋予执政党的较高的行政效率和动员能力。这就使得采用直接计划体制及其经济秩序，最初有可能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奠基任务和资本原始积累。对此，一位经济学家指出，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将证明，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直接计划成本，要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市场交易费用低得多。无论采用何种社会经济指标，都无可争辩地证明：苏联、中国完成工业化奠基任务所用的时间，要比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短得多。不管西方政治家如何夸大斯大林、毛泽东生前所谓犯的错误，苏联、中国在自己艰苦卓绝的工业化奠基过程中，毕竟没有贩卖过鸦片和黑奴，没有对外发动过掠夺战争。参见丁宁宁：《对我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再认识》，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资料》1991年第81期。
因此，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客观基础和合理性，并且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前文中所说教条主义的影响，指的是把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永久化、绝对化，当作始终适用的经济模式来加以恪守，不愿承认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后来的人们所以要着手改革这种体制，重建“游戏规则”(市场化的经济秩序)，是因为它所采取的以政治动员和超常积累作为主要驱动力量的经济增长，其成本是递增的，行政效率则是递减的，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为实现工业化初期超常积累的经济目标，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内在地排斥天然刺激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率的市场机制，排斥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从而使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递减，使经济发展出现了“动力危机”。
在本文末尾，我们把原生体制及其经济秩序归结为一种“悲壮的尝试”。因为，一方面，在特定环境下建立原生体制是一个壮举和尝试，它为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提供了体制保证；另一方面，无端强化原生体制，又是教条式社会主义的悲哀。社会主义必须从这种悲哀中走出来，才可能获得新的生机。因此，从否定市场经济秩序到肯定市场经济秩序，从教条走向现实，是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中必然出现的历史性转折。
(本文原载于《经济与管理研究》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