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简介”本文是《对传统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剖析》的姊妹篇，《历史剖析》重在经济转型来龙去脉的历史考察，《战略决战》则偏重于改革自身发展的现实逻辑，这两份研究成果有相互呼应的关系，在思考、调研和创作上几乎是同步的，并几乎完成、发表于同一时间。在中国，此文首次大胆提出了经济改革需要进行一场“战略决战”的政策主张。这绝不是偶然的突发奇想。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曾有幸参与国家未来三年、五年、八年经济改革规划研究(简称“三、五、八改革规划”)，同时还是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研究》主要成员。在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极力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几个年轻的始作俑者之一，并且早在1986年10月成都召开的第一次有关“市场体系”问题全国大型研讨会上，就曾提出过“战略决战”的“猜想”。另一方面，当1992年中国终于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市场化改革合乎逻辑地“进入程序”之后，改革在客观上步入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关键阶段，依我之见，颇具“决战架式”，不妨将其“说破”。
这期间，还有一段不敢忘怀的往事。因为，促使我最后下决心撰写此文，还得益于我敬重的老师、著名的吴敬琏教授。我与吴教授结识于1987年下半年的几次小型会，并就我自己当时极力鼓吹的“收入分配市场化”问题有幸向他当面请教。由于我对80年代中后期“大配套”改革的具体内容不很清晰，1993年秋季某日晚8点多，我打电话向吴老师请教，吴夫人十分客气地告知，“吴老师现正在写作，不便中断。请留下电话号码和要讨论的问题，明日早晨将得到答复”。第二天清晨7点多钟，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是吴敬琏教授打来的。他就我昨晚提出问题的来龙去脉，竟一口气耐心讲解了40多分钟，掰开揉碎、不厌其详，令我十分感动，更使我受益匪浅。这个电话使我对日后的创作心里有了底。
这篇文献论证了“战略决战”的概念含义和主要依据，分析确认了中国实施经济改革战略决战的总体态势，提出了因势利导，“树立决战意识，实现决战意图”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认为战略决战意味着一种审时度势的断然措施，而不再等待和迁就任何有可能干扰、阻碍经济改革全面快速推进阶段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消极因素，也不再为以往片面出自部门、地区利益而长期纠缠不休的枝节问题所困扰。
毋庸讳言，这篇文献的气势和影响，乃至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日报理论部高善罡主任收到此稿后回电表示，文章很有新意，但涉及的问题比较敏感，建议先发内参。于是破例以长达9000余字的内参形式，在经济日报《经济内参清样》刊发并报送中央，随后在《财贸经济》公开发表(全文12000字)，南方《华商时报》为此刊登了记者的专访介绍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动态》作了摘登，后被收入中国科学院《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1990～1995)》一书。
说到此文的毛病，主要表现，一是“太虚”，在作“哲学思考”和“大势”分析之后，对策建议不够具体。当然坦率地说，此类研究属于重大课题“级别”，需要群体攻关，只凭个人微薄之力、单枪匹马，实难“不虚”；二是“太冒”，“战略决战”的提法，有悖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稳妥共识，虽然在文中有所解释，但仍然逃脱不掉“毕其功于一役”的“速胜论”嫌疑。
中国经过十几年的独到探索和艰苦努力，终于在90年代的今天，迎来了经济体制改革战略决战的关键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许多经济学家曾一再呼吁中国经济改革需要“配套”推进的问题，“价、税、财”联动是被强调的重点。笔者在1986年10月成都首届全国市场体系理论会议上，也曾从方法论角度提出，经济改革免不了要进行一场战略决战，后在《财贸经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又就改革的渐变与突变问题付诸文字。如果说80年代提出这类问题显得过于超前，那么，今天重议此事则应当说是水到渠成了。作为一家之言，我认为，进行经济改革的战略决战如今已不再是理论界超前争论的话题，而是顺理成章摆到人们面前的紧迫问题。鉴于这个问题的高度复杂性，笔者个人的视角和论述肯定是极为有限的。
一、提出经济改革“战略决战”的方法论意义
1.什么是经济改革的“战略决战”？
战略决战原是军事术语，指敌我双方展开的决定全局胜负的军事较量。像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军事家那样，在解放战争后期，以战略决战的方式一举改变了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壮举，堪称世界性奇迹，其高超的决胜艺术和无与伦比的指挥才能永为世人称道。战略决战也被延伸为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及行动。本文借用战略决战之说则仅仅是用来表达和讨论经济改革某一特定阶段的问题。因此这里所说的“战略决战”是指这样一个经济改革阶段，即顺应经济改革的内在展开逻辑和新旧两种经济运行机制力量对比的客观变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那些事关改革全局和长远的经济领域和主导环节，通过采取一系列果敢的较大动作，配套实施重大步骤和系统化决策，并由此产生效果显著、最富于实质性的重大变化，以有利于稳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因此，①战略决战意味着经济改革的目标指向不再是全局中的某些次要的、局部的战役目标，而是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框架的战略高度立意，在通盘运筹之下所组织实施的综合性、整体性极强的大步配套改革。②战略决战意味着一种审时度势的断然措施，而不再等待和迁就任何有可能干扰、阻碍经济改革全面快速推进阶段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消极因素，也不再为以往片面出自部门、地区利益而长期纠缠不休的个别枝节问题所困扰。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决战是“无情”的。但是，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战略决战的实施意图和产生效果又是最“有情”的，它将对所有关心自己正当利益的人们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显然，这样的决战性改革是以往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决战的复杂性、艰巨性对改革的决策者审时度势、决胜千里的领导艺术提出了从未有过的更高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改革的战略决战决不亚于指挥一场真正的军事较量。
2.为什么要提出经济改革的“战略决战”？
(1)经济改革同样是在量变与质变、渐变与突变交替的过程中演进的。自从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暗含着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在改革总体上的长期性和渐进性过程中，在什么状态下和采取什么方式来大体完成新旧体制交替的任务？经济学界和决策部门为此做出过深入探索和“时间表”设计，80年代后期直到今天，所有的改革规划都自然而然地包含着经济改革力度、方式、范围和时机的选择问题。这说明人们在基本看法上是一致的，即经济改革在总体上是长期的，必须有“持久战”的准备，必须稳中求进，不能急于求成。如果置环境条件于不顾，片面主张所谓经济改革“长痛不如短痛”、“休克疗法”之类的“速胜论”，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长期”也决不意味着“无限期”，不能等同于永无止息的经济发展。除了客观条件的约束以外，改革进程还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即所谓“事在人为”和人的设计；经济改革在总体上可以说是渐进的，但这种渐进不仅不排除反而需要依存于阶段性突变。而阶段性突变则是渐进中积聚能量释放的自然结果，“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这种能量的支撑，采取阶段性的“短痛”措施促成突变是绝对必要的。在这里，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极大的相似性，即也是有起有伏波浪式演进的。
(2)经济改革在实践中的波及效应，会自行促成“几何式”加速全局皆变的趋向。新旧经济体制的核心差别在于有无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市场机制这个被封闭日久的“魔瓶”一旦开启，其能量就立即无孔不入地扩散开去。一个变化会自然而然地引来一组变化，继而这组变化又会促成多组变化。体制变量不是按自然极数而是按几何极数加速扩张的。在中国，这个“魔瓶”最初是由走投无路的农民悄悄打开的。随之而来的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单项驱动到多项驱动的全面市场化改革。而当中央决心放开“魔瓶”、“按下电钮”之后，改革便似某种编好的逻辑程序一样滚滚向前。人们终于发现，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的波及扩散魔力已经使诸项改革之间的共生关系日趋明显，进则互相促进，滞则互相拖拽，已很少再有前期改革中那种单项突破、重点多变、错了再试的回旋余地。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等多重矛盾已互相缠绕得越来越紧，新旧体制因素之间的整体性碰撞日益表面化和尖锐化。在这种场合，继续维持传统计划运行和市场运行的双重评价标准显得越加不可能了，煞费苦心去界定解决各种矛盾和摩擦的前后时间顺序和空间范围也显得力不从心。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从企业、价格、工资、计划、投资、财政、金融、内贸、外贸哪一方面的改革着眼，都会发现千丝万缕“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相互关系，这就必然使单项改革驱动或某几项改革孤军深入的许可度大大降低了。企望从纷繁交错的矛盾清单中隔绝出一两个问题进行单独处置，很可能得不偿失，甚至招致更多的麻烦。因此，经济改革的战略决战是改革“几何式”发展到今天的惟一选择，也是改革新阶段所能采取的惟一实现形式，对于降低改革成本，化解各种“内耗”，获取改革的整体效应，强化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整体功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中国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尽快形成更具灵活性和规范性的市场化体制作为支撑的杠杆。众所周知，20世纪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有识之士开始把更多的目光转向了21世纪。“21世纪”正在成为“高频用语”。中外经济学家们将下一个世纪的希望寄托在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认为该地区有可能成为支撑全世界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其发展的基本走势将占有举足轻重、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中国自己也早已为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战略选择，决心要在21世纪的前50年先行达到届时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因此，仅仅靠一般的、常规的发展是中国无法接受的，那样无异于永远是“三流国家”或“第三世界”。中国在主观上、战略上别无选择，必须寻求在总体上常规与超常规相结合、跳跃式的经济发展道路。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中外人士的主观愿望如何，未来经济格局究竟“鹿死谁手”，最终还是要看各国“发展的潜能”，即是否具备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种种可能性条件。具体说到中国，则是看其“跳跃的潜能”究竟有多大。我认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宏伟设想，角逐于未来的国际舞台，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市场化的新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曾经不仅拯救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而且创造了“柳暗花明”般的经济奇迹。而目前和今后经济中面临的种种困难与矛盾，例如，中国资源总量大国与人均资源小国的强烈反差，人口增长的绝对量和人力资源素质的普遍偏低，加速工业化进程与大量农村人口非城市化的矛盾，资源的匮乏和资源的低效利用、严重浪费并存等等，都有赖于在经济运行中造就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增长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竞争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各种经济行为的稳定约束机制。至于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外贸逆差、投资饥渴、总量失衡、结构失调、效益不佳、秩序混乱、分配不公等等现实问题，更不可能像在原有体制下凡事采用行政手段所能奏效，只能从改革的基本经验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的市场化途径。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来说，确实带有强烈的紧迫性。在目前的特定阶段，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体制的快速变革，并要求对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方式方法做出阶段性的重大调整。
可以相信，惟有经济改革的战略决战才能释放出足够支撑经济健康、高速发展，以赢得21世纪的巨大潜能。这个能量的核心，就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千百万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广大民众。如果说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一场革命，那么战略决战就是这场革命中最为壮观的一幕。现在的问题是，它的序幕是否已经拉开了呢？
二、经济改革战略决战态势已经形成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艰苦努力和曲折发展中促成战略决战“大模样”的。确认战略决战态势已经形成的主要依据是：
1.以市场体系发育为主线，经济体制格局已发生总体性的积极变化。80年代中国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遍及各个领域的体制变革，变革的实质是市场机制的复苏，变革的轨迹从市场发育的角度观察显得非常清晰。
(1)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关系中，经济改革和市场因素的启动点在农村，首先是最少旧体制利益恩惠的广大农民和农村经济率先纳入了市场化的轨道。而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产品购销方式的深刻变化，刺激了商品率的迅速提高，增加了城市农副产品的供给。与此同时，农民货币收入和市场购买力的迅速增长，扩大了对城市工业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需求。市场因素的传递效应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促成了城市工商各业体制的全面改革(1984年)，为城乡市场在发育中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对接，打破原有的行政阻隔，创造了重要条件。
(2)市场发育以农产品工业品生产要素市场的序列，从浅层向纵深发展并迅速形成了诸市场的共生互动关系，致使市场的深层构造、配套发育和总体调控问题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
(3)以发达地区为主的市场生长因素呈现双向扩张，一方面以沿海农工商的区域优势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渗透、延伸；另一方面以外向型战略率先与国际市场挂钩。一系列的开放举措对国内市场发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国际惯例已不再是“内外有别”政策下的“例外”，而是培育国内市场的重要参照标准。
(4)市场调节最初以游离于传统中央计划体制的形态出现，只取得了边际的、辅助的和补充性的合法地位，继而发展到与计划调节“分庭抗礼”、旗鼓相当的并列局面(80年代后期)，如今则是“反客为主”，不可逆转地形成了市场“包围”计划的态势，市场机制在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中的基础作用已成既定事实。其间，被“包围”的只是传统计划，而与市场运行相适应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则脱颖而出、不断完善。
中国经济运行在改革中初步积累了从行政化到市场化平稳过渡的操作经验，并且从中得到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与活跃繁荣的巨大“实惠”，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各阶层中绝大部分成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尽管其中不乏曲折和教训，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成功经验，这仍将成为国内外经济学界和有识之士的一个长期的重要话题。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一系列整体性变化和与之俱来的经济成就便是促成经济改革战略决战态势最根本的动因，也是实施战略决战的最大“本钱”。
2.以“攻坚”、“碰硬”为目标，经济改革的重心客观上已经发生了阶段性转变，为实施战略决战做出了先期的“实战准备”。
阶段性推移的时间很难明确界定，但其主要含义则是明显的：即从第一阶段以自上而下动员式和放权让利为主导的浅层改革，逐步转向了以上下互动、利益调整和机制转换为主导的深层改革，以往被认为十分棘手的改革难点纷纷提上了操作日程。最明显的是，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重新加大，特别是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市场经济”终于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共同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在中共十四大得到了正式确认，而且在八届人大被明确纳入了国家宪法。自此，中国市场化改革享有了更加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也拉开了全面进入深层改革的序幕。
发生阶段性重大转变的主要标志是：
(1)支撑改革的财力、财源发生了变化。前期那种“财政拿钱搞改革”的局面已逐步(不是全部)让位于国家、企事业、居民个人“大家共同拿钱搞改革”，改革力度和财政补贴已不再是对等关系。其间，中央财力所占比重虽然大幅度下降，但是“物质不灭”，“藏富于民”的地方和社会各阶层的腰包都比原先“鼓”多了。同时，借助市场渠道增强改革财力，使改革中最敏感的既得利益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市场化调整，使改革的受益者与改革的参与者通过市场过程进一步得到统一，而不再互相脱节。
(2)企业改革的重心发生了转变。在总体上继续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同时，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机制转换和外部环境调整，已成为企业改革的突出任务，国有企业也要市场主体化和股份化，已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主张。尽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贯彻实施中还有不少阻力，但毕竟对国有企业走向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企业的产权明晰化、股份化进入操作阶段，财会制度也开始按国际惯例实行改革。资料显示，仅1992年，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中有8400多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试点，涉及到3000万职工的6万户企业重点实行了劳动、人事、工资等三项制度的改革，650多家国有企业获得了外贸自主权，国家批准了363家股份制企业，另有约10000家企业被兼并，55个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和1600多个企业集团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造和调整。此外，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集体、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已成为经济繁荣和增长的重要支柱。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格局已不可逆转。而1993年的企业改革力度和范围之大，效果之显著，更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
(3)市场培育的重心发生了转变。从前期培育各种产品市场为主转向了培育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为主，以往小范围谨慎试验的证券交易、期货交易、房地产交易、产权交易异军突起，得到了普及性发展，民众的金融意识和自主选择投资机会得到增强。经济运行双轨制的矛盾焦点已从生产资料的双重价格问题转向了资金市场的多重利率和秩序混乱问题。同时，各类市场的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仅1992年以来，新建各类批发市场300多家，规范的大型生产资料市场1000多家，债券、股票发行量达到1202亿元，比以往猛增了10倍以上。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的出台，开始在市场竞争领域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4)与市场发育的要求相适应，价格改革的力度和范围从狭义走向了广义，即从各类产品价格的调放结合到大体放开，劳动工资、资金利率、外汇汇率的广义价格的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在中国，相互制约、相互衔接，符合市场一致性原则的参数体系开始形成，市场参数体系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调节能力开始增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1992年以来，国家进一步调整放开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90％以上的市县放开了粮食销价，统配煤炭、原油、天然气、铁路货运等基础产品和公用事业收费进一步上调，并放开了500多种生产资料价格，取消了许多产品的最高限价。迄今为止，80％左右的生产资料、90％以上的消费品和85％的农产品价格已转由市场调节。特别是粮食价格和各种重要物资价格的放开并且实现了平稳过渡，实在是中国改革中最了不起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智慧，依靠市场的力量，告别了延续多年、被视为难以改变的产品匮乏阶段。
(5)计划投资体制改革重点发生了转变。从前期单纯削减指令性计划指标的覆盖面为主，转向积极建立宏观间接调控系统为主，建设资金从国家财力为主转向社会化、多元化，市场化的资金吸纳和配置功能明显增强。同时，国务院许多部门和省、市、自治区政府相继制定了进一步转变职能，下放权力的各项措施，国家的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等等的搭配状况及其导向效应，已经超过直接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6)劳动就业、人事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进展呈现加速趋势，就业大面积纳入市场轨道，实行相对稳定与合理流动相结合、用工与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体制，同时将工资机制从行政化推向市场化，形成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工资率和市场化工资体系，已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与此同时，国家公务员制度也开始着手实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加速建立和完善，顺理成章地成了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从全社会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货币收入来源并存的局面初步形成。而个人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增加了民众消费、储蓄和投资的选择机会，增强了社会各界讲求生活质量(产品质量、环境质量、精神生活等等)的“质量意识”，从而为经济发展和市场供给提供了新的动力。这种分配机制收入增长消费选择、质量意识经济(质与量的)发展，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源”，也是目前许多经济不景气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
(7)同样关系千家万户的住房制度改革尽管困难重重，但也坚定地推开了。住房商品化，租金市场化，占有住房的程序和规则必须公开、公正、公平的呼声日见高涨，原有的行政化、产品化、不公平、不统一、不透明的住宅分配制度受到了严重挑战。
(8)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出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其中，进出口贸易、边境贸易、易货贸易发展迅猛，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一个曾经高度封闭的国家，如今进出口总额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除了加快浦东开发区和海南成片开发以外，国家又新批准开放了5个沿江城市、18个内陆省会城市、13个沿边城市和34个开放口岸。对外开放深入到新的领域，国务院批准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和5个经济特区试办外商投资商业企业与中外合资的外贸企业，金融、保险、旅游、交通运输、房地产等行业也开始允许外商投资试点。更重要的是，按照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降低了3000多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取消了进口调节税。
(9)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民众的重心发生了转变。从前期单纯唤起民众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为主，转向了提高民众对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完整理解和全面认识为主，从而在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对经济改革物质承受力的基础上，也不失时机地相应增强了广大民众对经济改革的心理承受力。这就为后续改革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的主观条件，有可能减少改革中出现的种种误解、观念阻力和不必要的摩擦。
总而言之，自从实行改革以来，中国便涌动着几股交互作用的巨大浪潮，即新体制的或市场的因素从农村推向城市，从沿海推向内地，从非国有经济推向国有经济，从中下游加工工业推向基础产业。如今这几种冲击的合力已形成后续经济改革的巨大能量，但是这种能量必须采取有序的途径加以释放，才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因此，如前所述，经过十几年特别是近几年力度逐步加大的经济改革，随着中国新旧体制因素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战略决战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尽管国民经济中还存在大量问题，有的甚至还很严峻(表现在农业、农民收入、基础产业、国有企业、产品质量、通货膨胀、财政收支、建设资金、生态环境、中西部地区等许多方面)，但是，上述力量对比的变化才是事物的本质，才是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因此，从事物发展的本质和改革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来看，无论理论准备、舆论准备、规划设计、操作经验、国内形势还是国际环境，中国都已基本具备组织实施经济改革战略决战的主客观条件。而惟有不失时机地把决心下在战略决战上，那些“年年讲、逢会提”，积重难返的“问题清单”也才有希望被逐步地彻底“勾销”。
三、树立“决战意识”，确保战略
意图的充分实现1.牢固树立“决战意识”是指导经济改革战略决战的思想关键。如果我们关于经济改革战略决战态势已经形成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就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牢固树立起“决战意识”。而能否切实做到这一点，结果会大不一样。这是因为，决战态势的形成标志着改革已进入不同于以往的关键阶段，人们的思维方法必须尽快调整到与此相适应的轨道上来。因此：
(1)指导改革将不再是、也不允许是含有过多随机性和某些盲目性的“摸着石头过河”或“撞击反射”，也不是一般地“见机行事”，在力度和范围上“改多少算多少，改到哪算哪”，而必须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高度组织化和周密的规划安排。
(2)改革过程将不再是一盘散沙、互不衔接、各行其是、各自为战，而必须在绝大多数人和上下左右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强调改革步调的统一性，强化全局指导机构的权威性。
(3)改革过程将不再是在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的因人而异、主观随意性较大的“人治环境”下，主要依靠个人才智、个人品格的影响力来“感召式”推进，而是必须在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庇护”下，严格按照法治程序和法治手段(“法治”与通常所说的“法制”不该混淆，法律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排除“人治”，依法治理国家)组织实施，以确保各项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严肃性和稳定性。
换句话说，决战不再等同于改革力度、范围一般性的、量的加大，而着眼于促成质的突变。随着决战阶段的到来，为减少“我动你不动，你动我不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类的利益矛盾、争执、掣肘和内耗，必须坚决树立顾全大局、主动配合的“大配套”意识，牢固树立和自觉维护中央在领导战略决战中的权威性。在上下结合、左右协调、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前提下，确保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作为战略决战的指导者，中央在精心设计、总揽全局、周密安排的过程中，也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力量和法律程序，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大力度改革措施在时间顺序和空间分布上的总体协调与战役衔接，充分考虑各种局部利益及其相互关系的合理调整。但是，所谓“充分考虑”绝不意味着对干扰全局行为的“等待”“迁就”。为此，要理直气壮地强调依靠法治，顾全大局，万众一心促成战略决战的顺利进行和全面胜利，推动经济体制的根本改观，是大势所趋，也是全国民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样一条“大道理”。显然，源自上述基本判断的“决战意识”，是充分注意到了决战阶段有可能出现的不同于前期改革的一系列新变化、新特点，是实施决战的思想依据。因此，明确提出牢固树立“决战意识”的问题，对于圆满实现经济改革的战略意图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倘若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和“悟性”，继续前期的思维方式，势必无法驾驭本属战略决战态势的复杂局面。
2.实施经济改革战略决战的若干思路建议。经济改革战略决战是一个难度极高，牵涉面极广，事关全局的超复杂化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从何处着手实际操作就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在这方面，凡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开出自己的一份“项目清单”。但是，从如此繁复的关联局面中找出总体方案的“最优解”，是极其困难的，凭借个人或少数人的智慧甚至是不可能的和徒劳的。我们只能在考虑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认真总结以往的成功经验，才可能找出“最优解”。
令人感到欣慰和鼓舞的是，在寻求战略决战实施方案“最优解”的重大问题上，在决战重点、具体步骤上，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决定》不仅是对中共十四大基本设想的细化，而且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更加清晰的经济改革文件，其纲领性、系统性与可操作性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我看来，《决定》对经济改革所作出的各项安排，在客观上就是一份立足现实、周密设计、着眼全局、着眼未来，实施战略决战的总部署和“动员令”，其“决战意识”十分强烈，其决战意图和决心跃然纸上。尽管《决定》并没有在字面上明确使用“战略决战”，但重要的不是“字眼”，而是内容。对此，决策部门和研究机构对改革形势的基本估计大同小异。国家体改委的一项估计称：“1994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键性一年，改革将在多方面突破和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则建议：“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做好各项改革的准备工作，使1994年成为大改革的一年。”从中央到地方，普遍的政策主张更在于“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我认为，这些设想的基点与战略决战没有多少实质性差异。
《决定》关于经济改革的“时间表”称：“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在本世纪最后的六七年内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倘若不经过一场经济改革的战略决战，是绝对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决定》对战略决战重心的选择也是恰当的，即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关注，以及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设想等等，都可看成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就经济改革战略决战而系统作出的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部署。所有的迹象显示，在《决定》公布以后已经出台、特别是拟议在1994年集中出台的改革举措和立法构想，都属于力度大、要求高、涉及范围广、相互联系紧密的重要步骤，都可视为战略决战的范畴。
在本文中，凡属于《决定》和各项贯彻措施的内容，笔者都不便再去重复，许多细节性问题，更不适于个人研究。这里关心的是，正确实施战略决战有赖于对经济改革自身发展规律性的把握，战略决战不仅需要有上述明确的战略重点，而且需要考虑决战中启动点的选择、战役之间和决策之间在时间、空间上的衔接配合等等问题。根据上述对经济改革态势的理解和战略决战所要达到的总目标，我认为，在实施决战的思路上可否考虑，在统揽全局和整体推进的前提下，具体采取“以易解难”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把战略决战的大力度改革的启动点，选择在条件相对成熟，可望带来全局性积极变化的地区、领域和环节，并在战略决战展开后配套推进的深度和广度上给以全力的关注。对此，可能需要就以下战略指导问题作进一步的考虑：
(1)整体推进并不意味“全面平推”和“一刀切”，似可在空间上分解成若干战役，并把启动点选择在沿海发达的地区、省份和城市，率先实行综合配套的“区域决战”，由中央直接进行指导，各地具体组织实施。这是由中国改革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所决定的。
(2)在时间上，价、税、财、金、资(工资)、房(住房)、社会保障改革以及企业改革的“大措施”，重点要突出，相互之间出台的“时间差”要尽可能缩小，以避免新的矛盾。这是因为，方方面面的改革虽然都带有全局性，但也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其中，银行金融体制重大改革这个“牛鼻子”果真被“牵出”后，其全局效应定将是复杂的，波及范围远非前期改革所比，这就需要顺势推出其它措施，决不能在此刻等待观望，贻误战机，增加内耗。为此，需要高度重视对各项重大措施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和研究，以便增强指导战略决战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3)鉴于中下游产品市场已有相当发育，其价格改革理应全部到位，不再留尾巴，以便利用市场竞争自然产生的“倒逼”效应，一方面顺势运用经济手段彻底“甩包袱”，全面打开与此相关的产品、企业、人员优胜劣汰和资源重组的市场化通道；另一方面，也可缓解高耗低效的中下游产业对基础资源过度的需求压力，为上游基础产品价格全面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基础产业发展滞后的“老难题”。
(4)作为决战的重点和难点，国有企业改革为真正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尽快告别实行多年的“工效挂钩”的过渡性政策，把无规则、随意性的承包制和“挂钩合流”，改为工资和利润“脱钩分流”的市场经济惯例，还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以明确的边界。而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工资率，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界定企业工资和利润的“天然尺度”。收入分配市场化决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问题，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它与国有资产、企业产权同等重要、关系密切。战略决战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地促使国有企业过好这一关。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把市场竞争形成的“天然尺度”找出来，才谈得上对收入分配关系、劳动就业格局的合理调整和有成效的宏观调控。详细主张参见拙作《产权动态化分配市场化》和《再论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分别载于《改革》1993年第4期和《经济学家》1992年第6期。
(5)加快行政机关的改革与改组，是降低决战成本的必要选择。为确保决战顺利进行，必须下决心大力度地改革和调整行政机关。与决战态势的要求相比，1993年春季八届人大通过的机构改革方案是远不能适应的。该方案对市场经济所迫切需要的综合协调部门，强调得不够，而对那些源自传统计划体制且“大权依旧”的十几个“核心部门”，几乎没有实质性触动，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些习惯于“条条”纵向化管理的工业主管机关，对旧体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支柱”，但对新体制则是多余的“累赘”。它们“不可动摇”的存在本身，就充分显示了既得利益者的“巨大能量”，构成了实施经济改革战略决战的一大障碍。对这些偏好、热衷于“你管我管”的权力部门来说，“转换职能”当然必要，但首先更需要实行大刀阔斧的裁并改组。否则，在全力强化综合部门以统一指挥战略决战，统一意志和决心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问题上，都必将受到来自专业主管部门的强烈干扰，平添决战的成本和内耗。当然，果真一时难以“除赘”，中央有权力要求它们在战略决战中就两个问题作出明确承诺，一是在决战期间无权代表中央对自己的“后院”和“条条”发号施令；二是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必须是切实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决战统一指挥的。另外，对工业主管部门的这些要求，原则上也适用于习惯“块块”管理、片面强调地方利益的各级地方政府。
(6)正确掌握经济增长和战略决战的关系。中国经济改革战略决战态势及其战略决战本身，是前期改革与发展取得扎实成效的自然结果和自然延伸，它同前苏联很少根基的所谓“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无论在本质上还是方式上都是两码事。中国的成功经验和前苏联的失败教训证明着同一个浅显的道理：国民经济和民众的生计不允许“休克”，经济改革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国民经济搞得秩序大乱和停滞不前。同样道理，战略决战也只能“带电作业”，并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指望经济“休克”。但是，就战略决战这一特定的复杂阶段和中国现有的增长机制、增长潜能中存在的问题而言，实事求是地讲，决战过程中要切实避免经济增长的过于“亢奋”或经济过热。这一阶段要坚决贯彻“以战略决战总揽全局”的方针，强化宏观调控，通盘考虑基建投资的增长度、信用扩张度、新增纸币的发行量、通货膨胀指数、财政收支的安排、财政赤字的控制等等一系列事关经济适度增长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一场气势恢宏的战略决战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确认这一点，是充分、清醒估计中国基本形势和未来前景的要害所在。与其仓促被动应战，不如主动出击。当然，对战略决战的期望值不宜过高，决战的“时间表”也不必拘泥于1994年，对其复杂性更不可估计过低，任何理想化、简单化都将是危险的。最后，战略决战决不意味着经济改革的“毕其功于一役”，它不过是按照中共十四大和《决定》的部署，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历史使命，其后定有许多事情要做。这就尤如解放战争，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之后，尚需渡江战役、分兵挺进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才获全胜一样。
(本文原载于《财贸经济》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