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简介”198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双轨制”和高通胀、经济过热的状况日益明显，遏制投资饥渴和消费膨胀、供不应求和卖方市场态势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原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介绍到了中国，经济学界围绕“短缺经济”展开了一轮从理论到政策、从形势判断到前景预测的讨论。本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并且持比较忧虑的保守观点和政策主张参加了这场讨论。这是作者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第一次介入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性研究，展示了一定的总体分析和概括表达能力。
16年以后再看这个问题，报告中有关市场供求层面的判断，由于低估了1988年治理整顿以后，市场机制作用逐渐增强产生的巨大能量，导致明显失误。因为，买方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至于中国为什么会从80年代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强烈的卖方市场态势，急剧转变为经济偏冷、通货紧缩和买方市场，至今并未见令人信服的机制性分析。但是，报告中分析的市场供求层面背后的深刻矛盾，例如资源短缺、能源短缺、有效产品率不高、库存积压、生态欠账及其导致的各种差距拉大、东中西经济发展失衡等等，依然带有“长期性”。因此，报告的最大失误并不在于怀疑市场机制的巨大能量，而是对中国短缺经济环境的分析方法上，没有具体细分层次和类别，颇有不分青红皂白“一锅煮”的嫌疑。这个问题不久便被我用“体制性短缺”和“非体制性短缺”进行了补充完善。
这份分析报告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除《经济纵横》全文发表之外，《财贸经济》、《学术动态》、《理论信息报》、《经济学文摘》和上海社科院内刊都做了摘要转载。在此基础上，我撰写的第一篇内参，便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呈送中央，1987年3月下旬得到最高决策层的肯定和批示。批示认为，报告中关于“我国的改革只能在短缺环境下进行，通过改革逐步改变短缺的观点，有新意。”为此，于同年4月上旬获准赴中南海向中央各部委详细汇报此项政策研究的细节和具体建议。
评价和估计我国经济环境的发展趋势，是确定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发展国民经济、推进体制改革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前提。经过大跨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综合观察和初步分析，我们认为：①我国目前面临的以短缺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环境今后虽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得到缓解，但在总体上仍将长期存在。②凡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经济决策和改革措施均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一基本国情。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治理短缺经济环境具有密切的联系和同等重要的独立意义。本文将分析预测今后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经济环境，并提出对策。
一、短缺经济环境在我国将长期存在
短缺经济环境是指：基于物质资源和劳动产品总供给相对不足和总需求相对旺盛这一矛盾所产生的经济运行格局，具有动态性和全局性。局部的宽松经济环境可能间或出现，但不具代表性。已经形成的短缺型运行格局对于经济生活的当事人(含宏观、中观、微观经济主体和社会成员个人及其家庭)来说，是无可选择的、必须接受的起点。至于后续的经济运行方向和状况，取决于人们对短缺经济环境的承受能力和改变程度。短缺经济环境具体表现为：在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增长的条件下，总供给(含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后续加工所得到的全部劳动产品)的增长幅度低于总需求的增长幅度。其中，生产资料产品供给量的增长低于资金量和生产需求的增长；消费资料产品供给量的增长低于货币收入和消费需求的增长。
我国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从发展前景看，它不会很快改变，今后还将长期存在。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国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提出并强调这样一种似有“悲观”之嫌的基本估计，主要根据如下：
(一)我国属于起点低、起步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广义地说，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和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的工业化前期阶段，都会面临短缺经济环境。只是短缺的程度、表现形式、持续时间和摆脱途径不尽相同。
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即资本原始积累、工场手工业及其向机器大工业转变时期，短缺环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巩固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是农产品、工业原材料、燃料等基础产品的匮乏及由此引起的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这种状况使得新兴资产阶级一方面要打破封建残余势力和封建行会的束缚，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统一市场；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供给)，奠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在这期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学派起了重要作用。他们除了极力主张自由放任、自由竞争以外，大都打出了增加“国民财富”的旗号，主张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迅速增加总产品的供给量。
早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能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经济条件下比较轻易地摆脱短缺环境，一是靠其特有的剥削制度，剩余价值规律是增加资本供给、扩大生产规模的有力杠杆；二是靠对外殖民贸易和暴力掠夺政策，以此为实现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聚敛了巨额财富；三是靠其工业化起步较早的国际经济优势。
相比之下，我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在近代属于落伍的国家。特别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奴役瓜分的境地。鸦片贸易、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等使国内资源遭到空前掠夺；连年战乱又使本来很低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民族资本的发展先天不足，中国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遏制和扭曲。新中国建立初期，面临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和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武力威胁等内忧外患，因而物质资源的匮乏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下，处于初创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决不会也不可能仿效西方工业国家的对外掠夺政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利用有限资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新中国也不可能采取资本主义那种抑制劳动者消费的分配政策，必须在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尽可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情况表明，由于生产力落后、工业化发展起点低、起步晚以及历史、社会和国际环境等原因，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始阶段就注定了中国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不可能摆脱短缺经济环境的困扰。它从较深层次上、较长时期内和较多方面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比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择要困难得多，任务也艰巨得多，因此，中国必须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繁荣富强是对人类进步的极大贡献)。许多起步比中国早、条件比中国优越、成就也十分可观的发展中国家和次发达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巴西、印度等国，虽经多年努力，至今未能走出短缺经济阶段。我们从中也可得到中国短缺经济环境将具有长期性的旁证。
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八大”会议提出、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重申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③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85、786页。为此，需要在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经济建设又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③ 这个主要矛盾就集中表现为短缺经济环境下产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即使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经济政策今后不再发生重大失误，要克服这一矛盾，也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二)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由于上述历史原因，新中国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历经坎坷，至今仍处于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在社会生产力总水平偏低的同时，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状况比较突出。
主要表现是：①农产品的商品率低，农业产值绝对量小，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大，且下降缓慢。②国内经济中相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比较，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相差几倍、十几倍到几十倍。发达产业拥有可观的现代生产技术，而不发达产业特别是农业至今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农业经济、乡镇工业、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的水平参差不齐，多层次并存。③现有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技术力量、管理水平和社会化生产水平在国内大体是东高西低，由东向西依次递减；而矿藏、土地、水力等自然资源大体是西丰东贫，由西向东依次递减，刚好形成两个反向梯度。④城市与农村相比，300多个城市拥有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2/3，提供着3/4以上的工业总产值和4/5的财政收入。同时，城市建设多年欠账，大都基础设施不足，综合经济功能发挥不力。⑤投资—产业—产品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和出口结构的要求，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及第三产业等基本比例关系还不很协调，在总体上依然表现为重工业自我服务，轻工业发展不足，农业基础薄弱缺乏后劲，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过小的态势。在产品结构中，粮食生产落后于经济作物的生产，原材料、能源生产落后于加工工业产品的生产。这些情况直接、间接影响到后续经济发展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开发利用，限制着产品总供给的持续大幅度增长。(三)产品总供给不足与人口增长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需求压力和就业压力过大阻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
按人均指标计算，我国水资源、耕地、粮食、煤炭、石油、钢材、木材等基础资源(产品)都还有限，开发利用水平还比较低，某些自然资源仍在继续遭受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我国又是人力资源最为充裕的国家，只是人力资源的平均素质很低，且人才浪费现象十分普遍，因而在总体上呈现“人最多却又最缺人(才)”或者说“过剩下的紧缺”。低素质的人力资源相对过剩和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形成强烈反差，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建国以来，由于人口压力甚大且人口增长一度失控，不得不在有限资源和低生产率基础上长期实行低工资、广就业政策。即使如此，今后仍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不同，我国就业压力的增长并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的结果，而是非再生资源(如耕地)锐减和人口急剧增加的产物。农业的不发达也就限制了其它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就业门路的开拓。目前为减轻就业压力而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大都达不到规模经济的水平，形成了低层次下的过度竞争，加剧了短缺资源的破坏，如能源原材料消极率高而产品质量低劣，污染环境，蚕食耕地等等。因此，对发展乡镇企业的利弊应放到更大历史跨度全面评价，加强指导和管理。与此同时，就业压力并未形成对在业人员的必要制约，以促其提高劳动效率，抑制其收入增长的冲动，相反出现了阻碍技术进步的人浮于事和低效率的状态。
人不仅有两只手，还有一张嘴，不仅能生产，而且要消费。因此，不能只看生产(供给)增长了多少，而且要看到参与收入分配的生产者增加了多少。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徘徊的场合，靠追加人力物力投入虽然可以增加产品的绝对量，却无助于增加人均产品的相对量。在我国的各项经济指标中，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明显滞后。这是多年来增产不增收、大增产小增收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状态下，试图持续大幅度增加生产投资和消费支出都是不可能的。否则，必将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需求膨胀。
(四)已经形成的短缺经济运行格局具有顽强的再生性和周期性
短缺格局一旦形成，会顽强再生，影响后续的经济运行；过度短缺有规律地重复出现，会促成大起大落的经济振荡周期。这是因为，短缺加剧会恶化市场环境，强化企业的囤积倾向，造成大量的产前积压，会诱发企业粗制滥造，生产质量低劣、货不对路的产品，造成大量的产中浪费和产后积压。总的结果是长线产品与短线产品、积压与脱销严重对峙，社会产品总供给中的“有效产品率”低下，形成账面上的虚假收入。有效产品率是指：为社会所实际需要的劳动产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在产品总供给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总供给质量高低的重要尺度。
有效产品率偏低又会反过来加剧后续的短缺格局。过程是：社会必然增加投资，试图扩大有效产品的生产。为此，必须有可供追加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而一般说来，这些产品原本就是短缺的。于是，追加投资常常诱发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互相挤占的矛盾，致使两败俱伤，即基建周期延长而现有生产能力下降，更新改造缓慢，缺乏后劲。在这种运行格局下，即使产品总供求最初是平衡的，也会由于有效产品率偏低而呈现“平衡下的短缺”。只要以没有有效产品供给作保证的投资推动其运转起来，便会立即走入上述循环，国民收入超分配、需求过旺、市场紧张便接踵而至。只有当这种情况发展到国民经济难以承受的程度，才会为代价巨大的被迫紧缩和强制调整暂时抑制。然而诱因尚在，只要紧缩阶段一过，循环又会从调整后大体平衡的起点上重新开始。我国1953～1985这33年中所经历的七个投资周期(平均每次4～5年)便是在大起大落双重代价的置换选择中推进短缺经济运行的写照。
还应指出两点：①有人认为，我国1980～1981年曾出现总供求大体平衡的宽松局面。然而当时却未能抓住这一契机大步骤推进改革，是时机选择上的又一次失误。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低估了短缺环境的再生能力。②靠行政手段强行紧缩经济，实现总供求的大体平衡是可以办到的。但这种大体平衡绝难持久，更不可能出现全局性较为稳定的均衡市场或买方市场。所以，即使近期再度出现紧缩后的大体平衡，也切不可掉以轻心，忽视再度膨胀的潜在危险。
(五)传统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和惯性作用短期内不易改变
最初的短缺经济环境虽然不是传统经济体制造成的，但是传统体制确立以后，一直是导致短缺环境再生和多次加剧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环境的经常恶化，又一再将传统体制的弊病推向极端。
传统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决策过于集中，宏观决策取代微观决策，行政干预排斥市场机制，整个经济在缺乏应有活力和效率的基础上形成难以遏制的投资扩张冲动；经济运行中缺乏良性循环的导向机制和自稳定机制。这就使有限资源经常得不到优化配置，从而短缺状况得不到改善和缓解。
传统经济体制自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庞大体系。它一旦形成便会以强大惯性和内在冲力向前运动。迅速制止这种运动是不可能的。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传统体制虽然受到很大冲击，但至今并未“伤筋动骨”，特别是有效刺激总供给而有力抑制总需求膨胀的内在机制远未形成。因此，尽管新体制的某些因素已在发生积极的重要作用，但是传统体制仍处于主导地位，微观经济中低效益—投资冲动—低效益和宏观上资源短缺—统一配给—资源短缺的循环链条基本上是完整的。根据前期改革的经验，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决非易事，很可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六)前期改革中积累下来的总需求膨胀难以消化，后续经济增长速度的刚性作用依然很强
经济系统的运行具有不可逆性。前期改革中靠国民收入连续超分配维持下来的经济格局不可能迅速改变。
这是因为：
1.需求膨胀已推动物价总水平大幅度上升，经济秩序已发生很大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和缓慢的场合，直接导致经济效益下降。尤其是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大城市企业和老工业基地的经济效益下降严重。
2.消费需求膨胀使货币回笼量远远赶不上货币投放量，城乡结余购买力急剧上升，沉淀于消费者手中的现款也相当可观。显然，这将对市场形成持久的巨大压力。
3.1979年部分农产品提价为农民带来的好处，在物价总水平连续几年上涨的情况下，已陆续抵消，农民要求再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呼声日高。这说明，基础产品价格如农产品、工业原材料、燃料价格一经提高，会使后续产品的成本、价格相继上涨，并经一定时期反过头来推动基础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再度上升，从而形成以基础产品价格变动为契机的价格上升周期。国家如果不能在一个周期之内有效理顺主要经济关系和比价关系，随着价格上升新周期的到来，就会陷入更难对付的波动局面。
4.在原有需求膨胀未及消化的基础上，“七五”期间还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需求膨胀。“七五”期间必须设法消化多年积累下来的结余购买力，为此必须增加有效产品的生产，首先是追加投资扩大消费品生产，从而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期间像“六五”时期那样靠大量进口原材料来维持的局面已难以为继，从而增大了国内原材料生产和供给的压力。这就要求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规模。此外，这期间还要为90年代经济振兴奠定基础，需要安排近期只投入而无产出或少产出、待后十年方见成效的项目。归结起来，在国内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产品结构和经济指标结构未能根本好转，国民经济依然带病运转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不呈刚性状态。对此，继续容忍国民收入巨额超分配决不分取，但绝对不搞超分配又做不到，惟一的选择只有实行有控制的适度超分配。
5.尚未成型的新体制与定型已久的旧体制之间，摩擦和冲突在前期改革中并没有充分展开；双重经济运行规则犹如运动场上并行两套竞赛规则或城市实行两套交通规则，极易使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出现既无控制又无活力的局面。因此，“七五”期间能否阻止短缺经济环境的继续恶化，目前还不能肯定。
(七)商品流通事业多年欠账，流通能力严重落后于生产和消费的发展，对产品总供求的时空衔接继续发生阻隔效应
商品流通沟通着生产和消费，实现着物质资源的空间配置，保证着生产和消费的时间连续。商品流通能力是社会生产力在流通领域的继续延伸和具体表现，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具有与生产能力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生产、轻流通”，“尤重生产资料生产、尤轻生产资料流通”的倾向，对发展流通事业的重要性严重估计不足，已形成多年欠账。目前，我国商品流通领域基础设施、储运能力不足，技术状况落后，管理水平低下，与国家现有的经济实力很不相称，离本应具有的规模、水平相差甚远。结果是，或者造成产品流通速度缓慢，时空配置很不合理；或者使已经生产出的大量物质财富在流通中得而复失(如仅因包装不善一项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数十亿、上百亿元)。流通事业的落后使得原本短缺的有限资源又在时空效用上大打折扣，形成综合经济效益上的多重损失。而要偿还欠账，在流通领域实行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需要较长时间和大量投资，这在目前情况下又是很难办到的。因此，流通能力、效率不能适应商品流量、信息流量急剧增长的情况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甚至会表现得更加突出。这就不能不对商品总供求的时空衔接继续发生一定的阻隔效应，加剧产品的实际短缺状态。
(八)涉外经济中的相对劣势和消费示范加剧产品总供求的矛盾
对外开放是一项重要而明智的基本国策，对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正是由于开放太迟，也由于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总水平较低，使我国在走向世界的进程时，目前还明显处于劣势，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暂时的不利影响。
1.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我国明显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将增加。在这种场合，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出口商品结构落后(初级产品比重过半)，加工度浅，档次低，质量差，创汇少，后劲不足，缺乏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和经验(如果考虑到国际性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我国出口竞争和创汇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进口产品、设备和引进的资金技术往往被国内低效率生产体系所同化，难以产生应有的经济效益。这就在总体上形成国际支付能力低，外贸逆差和外债的压力，并进而加剧内外销产品的矛盾，导致国内产品的进一步短缺。
2.随着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其他外事活动的增加，国外建立在高水平生产力之上的生活消费水准、消费方式会对国内消费起到示范作用，引发超过本国经济实力的消费观念超前、消费早熟和消费多变，降低人们对国内收入、消费水平的满足感，对国内“消费饥渴”、消费基金膨胀以及产品短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从内外贸和市场的总体来看，产品总供求在相当时期内都将存在较大差额，供求结构中也将存在较大摩擦，国内产品短缺和涉外经济的不对称将互相推进。
(九)基于平均主义的价值判断对刺激总供给、抑制总需求产生着消极影响
短缺经济环境长期性的原因不仅直接来自经济领域，而且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平均主义的价值判断是改变短缺环境的最大思想障碍。对我国经济生活支配最久、影响最深的保守观念，莫过于小生产者狭隘的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求稳怕变、安于现状，缺乏致富冲动而多致力于已有财富的分享，只要大家在同一水平上“苦熬”，便总能找到心理上的平衡。具体表现是：①攀比效应推动了消费收入的刚性增长和需求膨胀。②在生产资料总量既定的条件下，生产水平、管理水平不分优劣，致使资源优化配置受到严重阻碍，浪费现象十分普遍。
以上九个方面的分析虽然远不足概括短缺经济环境的全貌，但已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短缺经济环境及其各种成因在我国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它不取决于人们良好的主观愿望和改革热情，也不会迎合改革的既定方案的需要。相反，这一基本国情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所面临的客观现实。
二、若干启示和对策建议
提出短缺经济环境长期性的基本估计决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无所作为，更不是主张消极应付，听任短缺环境继续发展、不断恶化。刚好相反，正是为了使我国今后的选择、决策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富有成效。为此，我们把从环境分析中得到的若干重要启示和对策建议分述如下：
(一)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治理经济环境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两大历史任务
经济活动是历史活动的一部分。今天面对的现实是过去成功的或失败的处理当时问题的结果。经济生活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无休止的运动中包含着大量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反果为因的因果链条。因此，考察像经济环境这样复杂的问题，必须进行大跨度、多层次、多侧面的剖析与综合，才能得出比较切实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发现：
1.造成短缺经济环境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归结起来，对当前来说有意义的是，有经济体制原因，也有非体制原因。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 科尔奈从短缺现象出发，以独到的方式分析评价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状态，得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的重要结论。但是，他把造成短缺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传统经济体制，忽略了非体制原因，似不够全面，至少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不同的原因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错综交织，互相影响，往往产生叠加效应。
2.即使我们理清了其中的全部原因，已经形成的短缺环境仍然是一个无法即刻改变的既成事实。它会反过来(反果为因)对后续经济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因而是后续决策选择和体制改革所无法回避的基本约束条件。
3.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病是导致短缺环境不断再生的重要原因，但决非惟一原因。从基本方向看，短缺环境缓解乃至最终消失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是一致的，但二者并非同步发展。当传统体制的消极影响消失后，尚有非体制原因继续起作用。所以，既要看到治理环境和推进改革的必然联系，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期望由非体制原因共同参与造成的短缺环境会因体制改革而直接得到完全治理。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在确立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时，应充分注意这样一点，即在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时期内，至多只能通过改革排除由经济体制不合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并借此一方面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产品的总供给；另一方面逐步增强对总需求膨胀的内在抑制机制的作用，逐渐削弱非体制原因对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为最终消除短缺环境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也要针对非体制原因直接实施环境治理。
从长远看，体制改革和环境治理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处于直接治理中的短缺经济环境制约着后续改革，后续改革的成功将有助于经济环境的更有效治理。如果我们不这样看，而是把短缺环境一并归咎于传统体制，又把消除短缺环境仅仅寄托于体制改革，就会提出不切实际的改革目标，增大改革的压力，甚至使改革举步不前；同时也会放松对经济环境的直接治理。结果反会使体制改革和治理环境两大历史任务双双落空。
(二)制定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方案、步骤，应充分考虑短缺经济环境这一基本的约束条件
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方案只有最少约束条件才具有最大的可行性。从方法论上讲，设计起点上考虑的约束条件越多，在执行中便约束条件越少，越具可行性；反之，若设计起点上考虑的约束条件越少，则执行起来便约束条件越多，越不具可行性。显然，我们只能选择前一种方法。但是，在我们看来，目前人们在思考改革问题时，大都选择了后一种方法。至少从目标模式的设计起点上忽略了短缺经济环境的长期性这一基本的约束条件，仅仅把目光集中在传统体制的弊病上，只是当构想实施方案时，才考虑到环境因素，并把实施方案建立在短缺环境近期即可消失的幻觉上，力图使近期难以改变的既定环境迎合这些方案的需要。因此，这些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标模式都有理想化之嫌，都没有对准与现实相连通的“接口”，因而都经受不住现实经济运动的碰撞。
就笔者的主观愿望来说，十分渴望短缺经济环境即刻消失。但是，客观现实使我们认识到，就像人们终于确认商品经济不可逾越那样，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由生产力水平、工业化进程、人口压力和传统观念等众多因素所决定的短缺经济阶段也不可逾越。这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与短缺环境共生的历史阶段，必须对二者作统一的理解，不能看作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两回事。历史赋予我们的惟一选择是在短缺环境下发展商品经济，又借助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克服短缺环境。为此，我们建议，在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基本思路时，应充分考虑这样几点：
1.我们所能够建立的并非适应一般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而是必须适应在短缺环境下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体制。
2.我们所以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根本原因是我们过去在面对短缺环境的困扰时，错误地选择了以产品经济论为指导思想的、消极被动地应付短缺环境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不仅不能有效遏制短缺，反而成为加剧短缺的重要因素，故可简称为“被动型体制”。
3.鉴于我国已经生成的短缺经济环境及其长期趋势，无论怎样选择，能够在近期消除短缺的体制模式都是不存在的，果真做这种打算也是会落空的。试图照搬西方需求约束型经济运行中的某些调节管理方式只能是缘木求鱼。
4.与传统的“被动型体制”相对立，也与理想化模式相区别，从方法论上说，目前能够预见到且有可能建立的体制，是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基础，受短缺环境约束并积极主动适应这种环境的经济体制，简称“主动型体制”。
5.无论“主动型体制”采取何种具体模式，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能够积极主动地以商品经济方式适应短缺经济环境，能够承受在短缺环境下发展商品经济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以换取劳动生产率、有效产品率和其他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而不致让体制方面继续加剧环境的恶化。②有助于逐渐拉长短缺经济大起大落的振荡周期，把短缺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而不致继续加剧经济波动。③有助于为最终消除短缺经济环境，走出“怪圈”创造条件，而不致继续恶化走出“怪圈”的条件。
我们应当从这个实际出发，以此为约束条件，调整改革思路，构想目标模式，并以充分满足上述要求作为改革取得显著成果的重要标志。实现这种构想，就可以获得推动经济稳步、发展、逐渐加快扭转短缺经济格局的主动权。与这个基本思路相关联，结合前期改革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在短缺经济环境下，指导性计划和指令性计划各自的地位、作用、范围、形式、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合理控制(包括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的配套方式；保持长期稳定的低度卖方市场的途径，建立和维持合理的卖方市场规则；微观经济改革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工商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和扩权的范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时空配套性，等等。
(三)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加紧对短缺经济环境的直接治理
如前所述，体制改革与环境治理有联系也有区别，处理得好，二者互相促进；处理得不好，二者互相钳制。也就是说，我们既无可能等建立了新体制再行环境治理，也无可能等经济环境优化了再行体制改革。因此，改革体制和治理环境应当有联系、有区别、有重点地同时进行。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经济环境的直接治理除了目前人们已经提出的各种办法(特别是抑制总需求的办法)以外，还应在几个方面主要是增加总供给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1.保证经济效益的核心地位。经济效益是经济运行的质量指标和新发展战略的核心， 对于推进改革、改善环境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改善环境的各项政策措施应当把经济效益指标切实放在各项经济指标的首位(如劳动生产率、有效产品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投资回收周期、流动资金周转速度、能源利用率、物资储备率和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等等)。对于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完全交由市场机制及其牵动的微观短期行为是不能充分保证的，必须有适度的宏观指导和控制。为此，我们建议：在对各项经济活动实行全行业管理的过程中，要配合管理机构的改革和调整，对提高宏观、中观、微观经济效益应建立权威性、综合性的管理机构，设计相应的分类指标和监督管理办法；应逐步强化经济效益指标对企业特别是放权以后的大中型全民工商企业和社会公共经济部门的约束，使经济效益由过去的“软指标”逐渐硬化，成为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行为的导向；应制定经济效益法规，从法律上保证经济效益的核心地位。
2.讲求经济效益必须强调规模经济。目前，我国经济仍然是行政性集中有余而经济性集中不足，浪费现象十分普遍。改革会弱化行政性集中，但并不等于经济性集中会迅速自然形成。为使新发展战略有可靠的承担者，现在应加速发展专业化、系列化、高效率的工商企业集团。对达不到规模经济的小企业、乡镇企业，应在技术开发、技术改造和面向市场的过程中，实行自愿互利、多种形式的横向联合与专业化改组，作为卫星企业纳入规模经济轨道和现代生产系列。
3.产业结构调整应以提高有效产品率和总供给的质量为中心。从长远看，实现总供求的稳定平衡不在于单纯的数量控制，而在于稳步提高产品总供给的质量，不断增加有效产品在总供给中所占的比重。为此，脱离生产发展阶段，人为设计轻型或重型产业结构都是不可取的。无论何种类型的产业结构，其合理与否都应从效果来看，即应以有效产品率是不断提高还是徘徊下降来评价。而在短缺环境下，单靠行政手段或单靠市场机制，都难以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和提高有效产品率，都难以避免大的经济振荡，所以必须使二者紧密配合。另外，为改变目前有效产品率偏低的情况，不应过早过多地放弃直接控制手段，要保留一个“解铃系铃”的过程，部分地依靠原有的行政组织机构，从短缺结构、供求结构、库存结构等多方面入手，摸清有效产品率偏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准确情况和成因，采取有效措施治标、治本结合进行，切实把提高有效产品率作为根治短缺的重要战略方针。
4.大力发展商品流通事业。除了推进流通体制改革以外，应重视流通领域储运业、通讯业和基础设施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以此作为缓解和根除短缺环境的一项战略任务。否则，即使将来总供求的矛盾在名义上缓和了，仍然会被落后的流通领域拖住后腿，短缺环境在实际上得不到缓解。
5.针对新情况进一步破除平均主义观念，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适当容忍先富后富的差别，切实保证经济效率第一。这是关系到改革成败和短缺环境能否逐步缓解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建议有关方面从理论、实证对策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由政府从中决定取舍，作出明确的选择。
(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