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惟有处处泰然，行所无事。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尝不能免，亦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警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
“立达”二字，吾于己未年曾写于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但于能达处尚欠体验，于不怨尤处尚难强制。吾信中言，皆随时指点劝弟强制也。赵广汉本汉之贤臣，因星变而劾魏相，后乃身当其灾，可为殷鉴。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只有随处都显得泰然，若无其事。申甫所说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于消财”，是处逆境的真正好办法。
你希望我随时训诫你，我自己感觉近年来最有效的，只有一个“悔”字诀。我以前自认为本领很大，能屈能伸，能前进能退藏，又常常看到人家的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年的大悔大悟以来，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本领，因此事事都看到人家的高明处。所以从戊午年至今已有九年，与我在四十岁以前的状况迥不相同。总起来说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就是发奋自强，立得住；达，就是办事圆融，行得通。
九年以来，我痛戒没有恒心的弊病，看书写字，从来没有中断过。选将练兵时，也常常留意，这都是自强自立的功夫。至于公案文牍，也是考虑再三，没有一句过头的话，或自我夸耀的言语，这都是圆融能达的功夫。至于怨天，这在我是本来就不敢的；尤人，常常无法避免，但都是随时随地努力克服。你如果要惕励自己，似乎可以学学我丁戊两年的知悔，然后痛加改正，肯定会有大的进步。
“立达”这两个字，我在己未年曾经写在你的手卷之中，你也时时刻刻想着要自立自强，只是你对于能达的地方还缺少体验，对不怨不尤的地方还难以强制。我在信中说的话，都是随时随地指点你，劝你自制。赵广汉本来是汉代的贤臣，因看到星变而弹劾魏相，后来自己反而遭了灾，这可以作为借鉴。心中存一个“悔”字，就没有不可挽回的事。
原文
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也者，“姤”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曾研究《易》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陷的。“剥”卦蕴含着相对应的“复”卦，故而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姤”卦，暗藏着相对应的“姤”卦，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姤”卦，也仍然潜伏有危险。所以本来是吉的，由于吝而趋向于凶；本来是凶的，由于改悔而又趋向于吉。君子只知道有悔。知道了悔，所以才忍受得住缺陷而不敢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时时要追求完美，既然得到了完美，则吝和凶也就跟着来了。众人常有不足，而一人常十全十美，这也是因为天道屈伸转化的缘故，难道真会如此不公平吗？
原文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让大家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这就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有福而不过分享用，所以总是以俭字为主，仆人奴婢少用，银钱少花，自然就是珍惜福分了；有势不多使，就会少管闲事，少评判是非了，没有人感谢你也没有人怕你，则自然可以长久了。
我再三考虑，不辞职就不能回老家。以前曾经嫌这样太急促，而功成身退，则是越快越好。
原文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胶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知道了自己的过失，就主动承认，并毫不犹豫地改正这一过失，这是最难做到的事！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在这个方面光明磊落，超过别人。一个人如果能勘破这一关，心中便会非常宁静快乐，而这样又会减去多少瓜葛和遮掩装饰的丑态。
“评析”
曾国藩说的一个“悔”字，实际上反映了他一生经历中最令他有切肤之痛的地方。纵观曾国藩一生，令他悔之不已的有这么三件事：一件是在江西镇压太平军时的辞职回乡，一件是对李元度的弹劾，一件则是处理天津教案的不妥。
曾国藩从帮办湖南全省团练开始，就用木质关防，关防上所刻大字为“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五年（1855）八月初秋补缺，又换“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自出征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外界讥嘲甚多，有人讥讽说“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指责说“不应称钦差”；有人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岁月既久，关防屡换，往往被人“疑为伪造”。部将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对盖有关防之公文不予理会，甚者竟将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员关押，加以侮辱。如果现在再赴江西军营，又改刻关防，则势必愈难取信于人。军营官兵立功受奖，咸丰六年（1856）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未领到。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专交曾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义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臣则势有所不能，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仔细观察局势，认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曾国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抚的官位，并不仅仅为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利，争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能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而恰在此时，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自咸丰七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为两江总督后，江南大营日有起色，正在进攻镇江，捷报频传。所以清廷便决定将长江上游战事责成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将下游战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和春的身上。认为这样处理，定操胜算。因此，断然拒绝了曾国藩干预朝廷用人大政，并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同时命署理湖北提督的杨岳斌总统外江水师，彭玉麟协同调度。这样的结果致使江西湘军很快陷入了涣散状态。后来，胡林翼虽然一度派人去江西统率湘军陆师，依然无济于事，而且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对清政府削除曾国藩的兵权也极为不满，心怀退志。
毫无疑问，曾国藩被削除兵权，瓦解了湘军的斗志，涣散了湘军的士气，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使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清军的力量在消衰下去。如果这时太平天国的内部不发生杨韦事变等一系列大的变故，就能用兵长江上游，重开湖南根据地。但是，咸丰七年翼王石达开已决心出走，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下降。
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讽和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
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以统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期间，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反省调整期”。他和弟弟曾国华设立了家庙，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亲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几年从政、治军的得失，并回忆起父亲曾麟书的每一次教诲。
曾国藩自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扰，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另一方面的情况则是，湘军的将领们大多已高官厚禄，由曾国藩保举的胡林翼不但早已官至巡抚，而且新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已授浙江省布政使，并加巡抚衔，连当年以千总应募的杨载福也已官升提督，赏穿黄马褂，而曾国藩仍不过一在籍侍郎，无地方实权，且官位低于胡、李、杨等。这不由不使曾国藩感慨系之，他在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写信给远在江西吉安的曾国荃说：“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即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因此，他希望曾国荃“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在这种湘军节节取胜、统领者步步高升的情势下，曾国藩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再也按捺不住立功成名的内心蠕动，难以在寂寞的山村呆下去了。《湘军志》说：“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率皆起罗、王部曲，独水军犹隶彭、杨，而杨载福已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
正在这时，清廷谕江西巡抚耆龄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驰援浙江；在清军麇集浙江，互不统率，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清廷亟需物色一名“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胡林翼早在咸丰七年十月就奏请起复曾国藩，朝廷未许，这次，又继给事中李鹤章等之后，趁机再次奏请起复曾国藩。故清廷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上谕，根据胡林翼的说法，写了“萧、张、王等皆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勇丁，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的话。其实，这是胡林翼自欺欺人之谈。萧启江为江忠源旧部；老湘营由张运兰、王开化二人分别管带。在此之前，曾国藩是根本指挥不动他们的。
由于有上述多种因素，曾国藩便不再考虑自己说过的统兵者非位兼巡抚不可的意见了。他于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日（7月13日）接到上谕，初七日便第二次上道。咸丰帝看到他的《恭报起程日期折》后，于七月初五日朱批道：“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显然，他对曾国藩这次没有讨价还价是颇为满意的，故着意表彰他“奉命即行”。
另一个最能体现曾国藩知悔的是他对李元度的态度。
李元度系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
曾国藩兵挫后的两次自杀，都是李元度舍身相救，拼死力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国藩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对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
咸丰八年（1858）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衔，赏巴图鲁勇号。咸丰十年（1860）四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六月，王有龄授予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
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
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分裂”湘系，作“异己分子”越想越生气，不能容忍了，不能再柔顺下去了，于是，现出刚挺之气，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参劾李元度，加给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向我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援救。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安越军”应予遣散。到后来，清政府命浙江巡抚左宗棠查复，遵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后获救未遣）。
上文已经提到，李元度对曾国藩的恩义和两人的交情非同一般，可是曾国藩仍为了洗刷自己的过错而弹劾李元度，此事成了曾国藩终生内疚的事。据说当时参劾李元度遭到曾氏的部下和幕友的强烈反对。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本来就不主张驻军祁门，认为“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曾不听，李“复力争之”，曾便赌气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到曾国藩准备参劾李元度时，李鸿章率幕友们向他求情，并且声称若参劾李元度，“学生不为具疏”。曾国藩说，你不具疏，我可以自己动手。李鸿章“力争之不能得，愤然去”，曾国藩也就“立遣之”，叫他到延建邵道赴任。这之后，曾国藩的另一幕友陈作梅专门写了一份说贴，“极言劾次青折不宜太重”，曾国藩与之面议时，“渠复再三婉陈”，曾国藩只得“将奏折中删去数句”，但内心更加抑郁。他在九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
其实，徽州之败，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深责李元度的。后来，李元度写了一篇《杨萃耕哀辞》，追悼他的同僚，详尽地叙述了徽州之役的全过程：“十年四月，侍郎擢督两江，命余复募平江勇。六月，与君共简阅。七月二日成行……先是，防皖者为张副宪芾，驻徽六载，有卒万四千，缺饷五月，师哗。属曾公驻祁门，副宪内召。余以八月十六日抵徽。前四日，宁国陷，贼犯绩溪之丛山关，急遣将援之，弗克，童同知梅华死焉。副宪行。君趣余缮城守，城周十三里，女墙尽圮，蓬蒿没人，葺治三昼夜，埤完三分之二。忽伪侍王李世贤率贼十数万至，余出战东门外，君任守陴。既交锋，决荡数次，原防兵千有六百，忽不战奔。援师之至自祁门者亦奔溃。我军不能支，入城拒守。贼抵隙攻，力御之。诘旦，君曰：‘出，险矣！’余摇首曰：‘死者已二百人，贼来益众，且奈何！’君笑且言曰：‘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余曰：‘死，吾职也。子有老亲在，前岁犹视子太湖，其忘之乎？’君泣，余亦泣。是日贼攻愈力，君分守北门，余西门，三登三却之，杀贼过当。贼忽冒死自小北门登，酉刻城陷。君手予斗城上，亲卒掖之不肯下，遂被戕。咸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事也。”对于李元度在这九天中尽忠职守的情况，曾国藩本人也是承认的。他在九月初六日《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中说：“二十四日，伪侍王李世贤同抡天义、通天义、赞天义诸逆首共带四万余人，直扑徽城，更番诱战。李元度亲督各营出城接仗，自辰至午，毙贼数百。岭后伏贼并出，抄我两翼，众寡不支，礼字、河溪各营由西门大路退回西宁。李元度率平江四营入城固守。贼即跟踪围攻四门，因西门城垣坍塌，又无垛口，是夜三更，乘阴雨黑暗，专攻此门，势极危险。李元度身卧城头，竭力堵御，天明贼退。二十五日申酉之间，贼伏西门民房，凿墙对城施放火枪，守陴弁勇站脚不住，贼众即缘梯直上。李元度赶调各门队伍来救，贼已四面扒城而入，府城遂陷。”又说，在太平军围徽州府城时，曾急调鲍超、张运兰两部入援，可惜，“无如城大而圮，绅民搬徙一空，兵勇仅二千有奇，不敷分布，又系新募之卒，由湖南远来，甫经到徽，竟不能支持数日，以待援师，实堪痛惜。”这段文字证实，李元度所带之勇，人少、新募、远来。人少则难挡四万之众；新募则训练无素；远来则疲倦可知，且不熟悉徽州地形。这段文字还证实，西门“城垣坍塌，又无垛口”，身为主帅的李元度，自任其难，而又救援无及。从曾国藩本人的奏折看，李元度似亦无可非议。
且曾李二人并非素有嫌隙，相反，两人是儿女亲家，又相处甚笃。李元度入曾氏幕府最早，随曾氏自湖南而湖北、而江西、而安徽，先办文案，后领军转战，败仗时少，胜仗时多，甚为曾氏所赏识和器重。李元度亦因此被曾国藩节节保举，从教谕而渐次升为按察使衔的道员。咸丰七年，曾国藩居丧乡间，有闲回顾总结前几年激烈的战斗和纷纭的人事，深深怀念着李元度，常常信来信往。在《曾国藩全集·书信》中，咸丰七年现仅存曾氏与李元度及其母亲的书信七封，在这七封信中，曾国藩尽情地倾吐自己的忧苦，和对李元度的深情厚谊，其“三不忘”之说，尤为动人。他说：“自维即戎数载，寸效莫展，才实限之，命实尸之，即亦无所愧恨。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写过“三不忘”，曾国藩尚觉意犹未尽，又写道：“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于足下与雪琴二人。”过了约一年，即咸丰八年八月初四日，他写信给李元度，对他大肆赞颂，迹近阿谀。这封信写道：“国藩于初一二入贵境，目睹旋旗，但知李公，不知其它也；耳闻讴歌，但知李公，不知其它也。仙李之蟠根孔大，出蓝之誉望益隆。往在山中，以阁下与雪琴久共患难，中道弃捐，引为大疚，恨不得拔夏侯于汉中，送扬雄于天上。及至湖口，则雪琴雄占一方；今至信江，则次公又虎步一路。然后知山中之自为疚恨，盖愚呆不晓大计耳。”初九日，给晏端书写信时也深情地说：“李君次青从弟多年，备尝艰险。上年弟以忧归，李君力江省之江路，为人所难，百折不回。弟愧无以对之，寸心抱疚。”
曾国藩不但对李元度在政治上、军事上与自己患难相依，荣辱与共，一往情深，而且对李元度的文才也很赞赏，在日记、书信中常有流露。如，“观次青所为《石钟山祠记》，甚有气势”；“次青又作《怀人》诗十六首，再用何廉原韵，绵丽遒劲，才人之笔”；“夜与次青认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当未可量”。正因为如此，曾李二人亲如手足。翻开曾国藩在徽州之役前的日记，自咸丰八年七月十八日至咸丰十年九月十七日，几乎每月都有他与李元度书信往来或延坐畅谈的记载。他们交谈的内容，虽无详细的实录，但涉及的范围显然是很广的，如咸丰九年六月十九日夜，“与次青谈调遣大局”。同时，曾国藩还请李元度综理营务处，帮办许多公文印信事宜，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记：“请次青批禀，并写信与张凯章、王文瑞、吴国佐各一件，余每信添一二片。”甚至在生活上，二个也是互相关照的，如曾国藩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记：“次青伤痕已愈，为之忻然。”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记：“次青之母太夫人左手膀忽痛，不能举箸。”同年九月初一日记：“夜，议次青假归事，派史连城带途费自平江迎接李太夫人。”同年十一月十九日记：“是日专人至次青家……送信。”同年十二月初五日记：“次青将以廿七日启行来营，而其太夫人病殊未愈，将成半身不遂之症，阅之代为忧灼。”咸丰九年九月初七日记：“写次青信一件，专人送银三百两、对一付至渠处，为其夫人寿。”以上所引述的这些远不完全的资料，说明二人的私交至厚至深，而曾国藩从未在书札、日记中流露对李的半点不满之处。
然则，在徽州之败后，情况便急转直下，曾国藩竟不顾朋僚的劝阻，如此绝情地参了李元度一本。为什么？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徽州失守之后，祁门孤悬，被李世贤、黄文金包围，曾国藩困守祁门达数月之久，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进击芜湖的庞大计划立成泡影，连自己也时时有性命之虞。第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上《徽州被陷现筹剿堵折》后，咸丰帝批谕道：“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画未密……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查明下落具奏。”这一褒一贬，是什么滋味，曾国藩自然是深可体会到的。所以，曾国藩不顾上上下下的议论，一意孤行，定要奏参李元度，使他被革职拿问，原来，一是想把自己东征计划破灭的愤怒一古脑倾泻在李元度身上，二是想借参劾李元度之败，来偷偷掩盖自己“筹画未密”之过，曲折地表达自己对清廷的不满。
本来，成功常常伴随着失败。军事斗争的成败，是兵家之常事，不可以一时一事论英雄。曾国藩不顾众议，驻扎祁门，一度出现祁门孤悬的局面，连言灾异者也“谓祁门不可一朝居”，应该算遭到了重大失败。后来由于鲍超等的竭力救援，始获得历口、洋塘和上溪口三次胜利，曾国藩才算是死里逃生。
而且，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打击并未就此结束。徽州失败后，李元度在浙赣边界徘徊了二十一天，才在九月十七日傍晚回到祁门大营。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可见，两人在军事见解上依然不能一致。而自信自是的李元度并未因失败而心灰意懒，他向粮台索还欠饷后，径自回到湖南，招募了八千人，名曰安越军，重起炉灶，并在扼守浏阳等地初见战绩。但曾国藩并未因此高兴，对李元度有所安抚，而杭州将军瑞昌、浙江巡抚王有龄趁机奏调李元度援浙，李元度欣然从命。曾国藩与王有龄因浙饷不援湘军，湘军不助浙江军事而早有嫌隙，李元度的改换门庭，引起了曾国藩的迁怒。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鄂，于义宁等处出力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赏还按察使原衔；旋又克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经江西巡抚毓科奏请，赏加布政使衔；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军入浙，会合左宗棠部，从太平军手中夺得常山等地。故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得补授浙江盐运使兼署布政使。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开始了他在仕途上的另一个高峰。李元度这一连串的升迁，本来都与曾国藩无甚关系，却使曾国藩很不自在。他写信给彭申甫时，引用春秋时豫让的典故，斥责李元度“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帅”，表示从此将与李元度“公私并绝，无缘再合”。于是他于同治元年二月起，重新与人“论次青之非”，并且于李元度擢授浙江按察使的上谕发出后的十九天，即二月廿日，又亲自写了再参李元度的奏折，说他在湖北江西并无打仗克城之事，“冒禀邀功”，又“节节逗留”，“不一赴杭州救援”。这一奏本不但彻底否定了官文、胡林翼、毓科等人的上述奏折，而且使从厄运中复苏过来的李元度再次跌入深谷，重新获得的官职又重新被革掉，交由左宗棠差遣。但奇怪的是，李元度革职的上谕才下达几天，署江西巡抚李恒上奏道：“咸丰十一年三四月间，伪忠王李秀成窜扰瑞州，分陷上高、新昌、奉新等处，势甚披猖。迨六月间前皖南道李元度督率所部安越军由楚入江，乘势进剿，始于七月初七、初八、初九等日先后攻克。嗣又收复兴安县城，与总兵鲍超夹信江而上，共解信围，江境一律肃清。”李恒言之凿凿，并且胆敢为安越军员弁向朝廷请赏。这表明，曾国藩向朝廷上奏李元度的“罪状”，明显是捏造。但是，这个以“诚”待人的曾国藩并未止步，他仗着朝廷的偏信偏听，因私愤未除，竟于这年五月十七日（6月13日）在参劾副将陈由立、总兵郑魁士时，又第三次向朝廷论及李元度之“罪”，说他们三人的共同罪过是“私行远扬”，“朝秦暮楚”，“予智自雄，见异思迁”，而“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叛于本国，断难忠于他帮”。这就彻底暴露了曾国藩由于埋怨李元度投奔王有龄，因而有再次参劾李元度之举的内心世界。
但就在曾国藩的参劾密折送呈后的第八天，尚蒙在鼓里的李元度，却因曾国藩先年十月十八日拜受节制四省军务之命，当年正月初一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二月又有交部从优议叙之旨，乃给曾国藩发去一道贺禀。曾国藩这才萌发内疚，在三月初二的日记中写道：“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念及前此参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加上这个时候，他的两个弟弟沅甫、季洪对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参折颇有意见，向他进行规劝，他才真的愧悔起来。于六月初二日（6月27日）给弟弟们写信说：“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吾因郑魁士享当世大名，去年袁、翁两处及京师台谏尚累疏保郑为名将，以为不妨与李并举，又有郑罪重李情轻，暨王锐意招之等语，以为比前折略轻。逮拜折之后，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大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闰八月二十四日，又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次青之案，意是假信，亦殊可诧！”接着又为自己辩护道：“余跻李于郑之上，片中颇有斟酌”，把郑、李“相提并论，亦尚非拟于不伦”，但究竟李元度是他曾家的儿女亲家，又跟随曾国藩多年，曾国藩也不免内疚，在信中说：“惟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过了两年，到同治三年八月十三日，也就是湘军业已攻克金陵两个月，曾国藩被加封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之时，忽然为仁为义，上一密折，说：“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憾”，“臣均对之有愧”。又说：“李元度从臣最久，艰险备尝，远近皆知。其十年守徽之役，到郡不满十日，伪侍王大股猝至，兵力未厚，府城失陷，臣奏参革职拿问。其十一年援浙之役，参案未结，遽行回籍，沿途饰报胜仗，又不努力救杭，臣奏参革职留营。议者皆谓臣后参援浙最为允当，前参守徽失之太严。江楚等省之公论，昭昭在人耳目。臣虽知公论谓臣太严，而内省尚不甚疚。所最疚者，当咸丰六年之春，臣部陆军败于樟树，江西糜烂，赖李元度力战抚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忧回籍，留彭玉麟、李元度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此一疚也。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内而清要各职，均可胜任，惟战阵非其所长。咸丰五年自请带勇，十年夏间臣又强之带勇，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文宗有‘李元度失衄可惜，人才难得’之叹。皆臣不善器使之过。此又一疚也。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在这道奏折里，曾国藩虽然没有勇气承认为了转移文宗对自己的斥责而参劾李元度，也没有勇气承认因交恶王有龄而迁怒李元度以至再度参劾李元度的隐曲，甚至还用了“最为允当”、“失之太严”一类文过饰非的话，但是，他究竟还是承认自己的“每饭不忘”的“二疚”，较公正地评价了李元度的战绩与才智。故论者常谓：曾国藩既前有“三不忘”，后有“二疚”，又何必当初呢？他常以“存诚”、“去私”诫人，却如此歪曲事实，对李元度一参再参，以雪私愤呢？及至同治七年八月，曾国藩在与捻军战斗中业已大败，忧伤重重，思前想后，乃在同治元年参劾陈由立、郑魁士、李元度三将的密折的抄件后，写了一段后记：“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亦不失为贤者，此吾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曾国藩到这时才彻底表现出自省和悔悟。
而最令曾国藩痛悔并悔之无极的是他对天津教案的处理。
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起因是天津境内，常有小孩被迷拐的事情，并且传说失去的小孩，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洋人所拐，把他们挖眼剖心，取而制药，因此人民与教徒常有争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驻津办理外交已有十年，可说是外交老手，他约法国领事官到署，提犯人对质，民众愤怒，领事丰大业恐怕吃眼前亏，竟然开枪杀人。民众大怒，把丰大业活活打死，并放火烧教堂，使洋人和教民无辜受害者达数十人。曾国藩时为直隶总督，驻保定，奉朝命往天津会同崇厚办理此案。曾国藩未曾办过外交，而此案之发生双方皆有不是之处。曾国藩在此情况之下，万分为难，因为当时的“清议”是颇有力量的，而本人对外情未悉，不知如何做起，如果办理不善，引起战争，弄不好会像叶名琛那样，被洋人掳去。所以他在动身之前，先写下遗嘱，并作家书示其二子处理后事，又写下“遗教”一篇，教诫二子，云：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外交可言的，洋人恃其兵船大炮，威胁中国，中国处处都居于下风。天津教案既起，惧外的清廷生怕又再发生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入北京之事，便谕示曾国藩、崇厚，不可太过强硬，以免引起交涉破裂。崇厚为人媚外成性，对洋人极端畏惧恭顺，故交涉初开，事事逊让。曾国藩到天津后，见崇厚太软弱，而士大夫的清议又高呼攘夷，主张立刻开战，使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只想在万不得已时以死谢国人。
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曾国藩先后共逮捕无辜群众八十多人，共杀天津市民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同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还付给法国赔偿费及抚恤费共五十多万两银子。
杀国人谢罪洋人的方案一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朝廷中的“清议派”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更有人做对联讥讽他：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曾国藩自己也因此而愧悔交加，他自己说：“此案自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并哀叹说：“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