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弟之忧灼，想尤甚于前。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诱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齿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久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你现在的忧虑焦灼，想来比以前更为厉害。然而心志困苦，正是磨炼英雄，让你走向成功的时候。李申夫曾经说我在怄气时，从来不说出来，只是一味忍耐，慢慢地图谋自强，并启发说：“好汉被打落了牙齿，和血一起吞下去。”这两句话，是我平生立志的要诀。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城中的权贵唾骂；癸丑甲寅年间，被长沙人唾骂；乙卯丙辰年间，被江西人唾骂；还有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打落牙齿的时候真可谓不少，没有一次不是和血一起吞下去的。你这次面临的郭军之败，丢失三个县，也颇有被打落牙齿的样子。来信中总说自己运气不好，似乎不像好汉的样子。只有一个字不说，咬住牙关，慢慢图自强才对。
原文
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诰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
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民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你应当嘱告三妹柔顺恭谨，不要有丝毫的违逆。三纲之道中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天地确立的依据。所以传中说：君、父、夫都是天。礼记中说：君是至尊的，夫是至尊的。君即使不仁爱，臣也不可以不忠；父亲即使不慈爱，子女不可以不孝；丈夫即使不贤能，妻子也不可以不柔顺。我们家靠读书做官，历来讲求礼义，你应该告诉大妹三妹让她们必须忍耐。
我给自己女儿的嫁妆很少，然而如果我的女儿真的贫困了，我也一定会周济她。现在陈家稍觉困窘，袁家罗家则并不担心贫穷。你一定要劝告各位妹妹，要做到耐劳忍气。我治理百姓多年，也常常在耐劳忍气上下功夫。
原文
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及此篇之术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这都是事实。爱好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本篇中所讲的贯高都是此类人物。崇尚黄老，所以多次称赞鄙视富贵、厌世弃俗的人，如本纪以黄帝为第一，世家以吴太伯为第一，列传以伯夷为第一，都是这个宗旨。此篇赞中说张耳、陈余和太伯、季札不一样，也是讲他们没有能够回避势利、抛弃天下。
原文
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略相近，只附识之。
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时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在泛论时事时，我说应当挺起骨头，尽力支撑。三更时睡不着，于是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以自警。我一生也作过很多的联句自箴，可惜没有写下来。丁未年在家写有一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经用木板刻写出来，与这个联较近似，就附记在这里。
夜里读《荀子》三篇，三更过了才睡，四更时醒来，又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到五更时，又修改了两联，一联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另一联是：“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评析”
“忍”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谓特殊之至，因为它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忍受饥饿病痛，大到为争夺天下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一个“忍”字，似乎是人人必由之径，也是成大事者必不可少的考验。因此，有许多先哲便把这一“忍”字提炼出来，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功夫，作为有无德行的一个标志，作为能否成事的试金石。可以说，一个人要想成为圣贤，要想成佛作祖，要想得道成仙，要想称王称霸，离开了这个“忍”字，便都是空话一句。
至于平常的家居生活，面临的关系十分复杂，如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妯娌等等，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这里面的冲突和磨擦在所难免，如果任其发展，必会家庭破裂，四邻不安，所以，这个忍字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个“忍字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史记》中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越王勾践，他的祖先是夏禹的后代子孙，夏后帝少康的庶子。他的祖先被封在会稽，以奉守夏禹的祭祀。身上刺着花纹，削短头发，清除蒿草，开辟荒野，建立起城邑。此后经过二十多代，传到了允常。允常的时候，与吴王阖闾交战而结下仇怨、相互攻伐。允常去世，儿子勾践继位，这就是越王。
元年，吴王阖闾听说允常去世，就兴兵讨伐越国。越王勾践派敢死队挑战，排成三行，到达吴军阵前，大声呼喊着刎颈自杀。吴军光顾了观看，越军趁机袭击吴军，吴军在姑苏被打败，越军射伤了吴王阖闾。阖闾临死之际，对他的儿子夫差说：“一定不要忘记报复越国。”
三年，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军队，将要报复越国，越王想在吴国没有出兵以前先去攻打它。范蠡进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违背道义的，争夺是最差劲的处事方式。暗中策划违背道义的事情，喜欢用凶器，亲身尝试着去干最下等的事情，上帝就会禁止，干这种事的人必定不利。”越王说：“我已经决定了。”于是发兵，吴王听说后，调动全部的精锐部队去迎击越军，在夫椒打败越军。越王就率五千残余部队退守在会稽山上。吴王率兵追击并包围了他们。
越王对范蠡说：“因为不听从你的缘故而落到如此地步，怎么办呢？”范蠡回答说：“能够保守成业的人必定会得到上天的保佑，能够力挽危局的人必定会得到百姓的拥护，能够节俭少事的人必定能得到地利，现在只有低声下气，向吴王敬献厚礼，如果他还不答应，就只能把自己作为抵押去给吴王做奴仆。”勾践说：“是。”于是让大夫文种去吴国求和，文种跪地用膝盖前行，向吴王叩头说道：“君王的逃亡之臣勾践派陪臣文种大胆地向您的下级办事人员报告：勾践请求做您的奴仆，妻子甘愿做您的侍妾。”吴王准备答应他。伍子胥对吴王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不要答应他。”文种回到越国，向勾践报告。勾践想杀掉妻子，烧毁宝器，拼命决战。文种劝阻勾践说：“吴国的太宰伯噽很贪婪，可以用利益诱惑他，请让我暗中向他游说。”于是勾践就把美女宝器交给文种，让他暗中献给吴国太宰伯噽。伯噽接受了，就带大夫文种去见吴王。文种叩头说道：“希望大王赦免勾践的罪过，把越国的所有宝器都收归吴国。如果不幸没有赦免他，勾践就将杀尽他的妻子儿女，烧毁他的宝器，率领所有的五千人马和吴军决战，吴军一定会付出相当的代价。”伯噽趁机劝吴王说：“越王已经被降服为臣，如果能赦免他，这对吴国有好处。”吴王准备答应他。伍子胥进谏说：“现在不灭了越国，以后必定后悔，勾践是个贤明的君主，文种、范蠡是贤良的大臣，如果让他们返回越国，将会作乱。”吴王不听，最终赦免了越王，撤兵返回吴国。
勾践被困在会稽山时，喟然叹息说：“我将要死在这里了吗？”文种说：“商汤被关押在夏台，周文王被囚禁在里，晋文公重耳逃奔到翟国，齐桓公小白逃奔到莒国，他们最终都成就了王、霸之业。由此可见，祸怎么会不转化成福呢？”
吴王赦免越王后，越王勾践返回越国，就勤劳吃苦、深思焦虑，把苦胆悬挂在座位上面，坐卧时就仰视苦胆，吃饭时也要品尝苦胆，说：“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他亲自耕种劳作，夫人亲自纺纱织布，吃饭没有肉，穿衣不绣采，谦虚恭敬，礼贤下士，厚待宾客，赈济贫民，吊唁死者，与百姓同劳苦。想让范蠡治理国政，范蠡回答说：“用兵打仗，文种不如我范蠡；安抚国家，使百姓亲附，我范蠡不如文种。”于是把国家大政托付给文种，而派范蠡和大夫柘稽去吴国讲和，在吴国充当人质。两年过后，吴国放回了范蠡。
勾践从会稽回来后的七年里，一直安抚他的士卒和百姓，想以此向吴国复仇。大夫逢同劝谏说：“国家刚刚遭遇到流亡的事情，现在才重新殷实富足，如果修整军备，吴国一定会害怕，一害怕，灾难就必然降临。况且凶猛的鸟袭击目标时，一定故意隐藏它那凶猛的形体，如今吴国的军队侵犯齐国、晋国，又与楚国、越国结下很深的仇怨，名声虽然高过天下诸侯，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周王室的威望，一定会放纵骄傲。为越国考虑，不如结交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并且厚待吴国。吴王的野心很大，一定会轻率用兵。这样，我们联络各种势力，让齐、晋、楚三国讨伐吴国，越国趁它疲弊，就可以打败它。”勾践说：“好的。”
过了两年，吴王将要讨伐齐国。伍子胥劝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勾践吃饭不注重美味，与百姓同甘共苦。这个人不死，必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患。吴国有越国，就好比是有心腹大患，而齐国对吴国来说，只不过是疥癣之类的小病。希望大王放了齐国，先打越国。”吴王不听，于是讨伐齐国，在艾陵打败齐军，俘虏了齐国的高张、国夏，回到吴国。吴王责备伍子胥。伍子胥说：“大王不要高兴得太早！”吴王发怒，伍子胥想自杀，吴王听说后制止了他。越国大夫文种说：“我看吴王当政已经非常骄傲了，请尝试着向他借贷粮食，以试探他对我们的态度。”文种向吴王请求借粮，吴王想要答应，伍子胥劝谏吴王不要给，吴王还是把粮食借给了越国，越王于是暗自高兴。伍子胥对吴王说：“大王不听劝谏，三年后吴国就要变成废墟！”太宰伯噽听说后，就多次和伍子胥争论对越国的态度，趁机进谗言诋毁伍子胥说：“伍员貌似忠厚，其实是个残忍的人，他连父兄都不顾及，怎么能顾及大王呢？大王先前想讨伐齐国，伍员强行谏阻，后来取得胜利，他反而因此怨恨大王。大王如果不防备伍员，伍员一定会作乱。”又跟越国大夫逢同合谋，在吴王面前进谗言诋毁伍子胥。吴王一开始不相信，就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听说伍子胥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吴王于是大怒，说：“伍员果然欺骗我！”待他出使回来，吴王就派人赐给伍子胥一把属镂宝剑，让他自杀。伍子胥大笑说：“我让你的父亲称霸，又立你为王，你当初想把吴国的一半分给我，我没有接受，还没多久，如今你反而听信谗言要杀我。唉，唉，你一个人必定不能独立长久！”又告诉使者说：“一定要取出我的眼睛，放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以便看到越国军队攻进都城！”伍子胥死后，吴王任用伯噽主持国政。
三年过后，勾践召见范蠡说：“吴王已经杀了伍子胥，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可以进攻吴国了吧？”范蠡回答说：“还不可以。”
到了第二年春天，吴王北上与诸侯在黄池会盟，吴国的精锐部队都跟随吴王北上，只剩下老弱残兵和太子在都城留守。勾践又询问范蠡，范蠡说：“可以了。”于是派遣善战的水兵两千人，训练有素的士兵四万人，君王的卫兵六千人，在职军官一千人，讨伐吴国。吴军战败，于是越军杀了吴国太子。吴国向吴王告急，吴王正跟诸侯在黄池会盟，害怕天下诸侯知道这一消息，就加以保密。吴王在黄池会盟完后，就派人用厚礼向越国求和。越王估计自己也还没有能力消灭吴国，就跟吴国讲和了。
这以后的第四年，越国再次讨伐吴国，吴国的军队和百姓都疲惫不堪，精锐部队都战死在齐国、晋国。越军大败吴军，因而留下来把吴军围困了三年，吴军彻底失败，越军就又把吴王围困在姑苏山。吴王派公孙雄赤裸着上身，用膝盖跪地前行，向越王求和说：“孤弱之臣夫差冒昧地倾吐肺腑之言，从前曾经在会稽山得罪了君王，夫差不敢违背天命，得以跟君王讲和然后返归。如今君王高举手足来诛讨孤臣，孤臣唯命是从，内心也希望君王像当年在会稽山一样，赦免孤臣的罪过。”勾践心中不忍，想答应他。范蠡说：“会稽山的那件事，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没有接受。如今上天把吴国赐给了越国，越国怎能违背天意呢？况且君王早起上朝，很晚才休息，不就是为了吴国吗？谋划了二十二年，一旦放弃它，可以吗？再说上天给予而不接受，一定反而受到上天的惩罚。‘砍伐树木做斧柄，斧柄的模样就在旁边’，君王忘记会稽山上的厄运了吗？”勾践说：“我想听从你的话，却又不忍心这样对待他的使臣。”范蠡于是击鼓进军，说：“越王已经把政事托付给办事人员了，吴国的使臣赶快离开，否则就要得罪你了。”吴国的使者哭着离去。勾践很可怜他，于是派人对吴王说：“我把你安置在甬东，做一个百户人家的君王。”吴王辞谢说：“我老了，不能侍奉君王！”于是自杀。自杀时把脸遮盖起来说：“我没有脸面去见伍子胥啊！”越王就安葬了吴王并杀死吴国的太宰伯噽。
勾践平定吴国以后，就率军北渡淮水，与齐国、晋国的诸侯在徐州会盟，向周王进献贡品。周元王派人赐给勾践祭肉，任命他为霸主。勾践离开徐州，渡过淮水南下，把淮水上游的土地让给楚国，把吴国所侵占的宋国的土地归还给宋国，把泗水以东纵横一百里的土地送给鲁国。在这个时候，越军横行于长江、淮水以东地区，诸侯都来祝贺，号称霸王。
从曾国藩自己一生的经历来看，曾国藩确实可以说是“忍”过来的。据说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他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把我的光都遮了。”曾国藩道：“那我搁那里？”书生指着床侧说：“可以搁这里。”曾国藩依言搁在床侧。半夜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样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
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的辰勇之间因赌博细故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参将府，捣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辰勇。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只是有属员护驾，曾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所以，他对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曾国藩漏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了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便到处宣言曾国藩“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而屏斥塔游击，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诚”，以“黑白颠倒，薰莸同器，大拂舆情”为由，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
六月十二日（7月17日），曾国藩把在五月便已写好的保举塔齐布的折子誊好上奏时，又撰写了《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说他“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养习花木”，今春在岳州、常德、澧县一带查办“土匪”时，“需索供应，责令所属备弁购买花瓶，装载船头；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因而请旨将他革职。写完奏稿，曾国藩尤不解恨，又附上《请将长沙协副将清德交刑部治罪片》，说：此等恶劣将弁，仅予革职，不足蔽辜”，因而应“解交刑部，从重治罪”。清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将塔齐布加副将衔，将副将清德革职拿问。无疑，这就更加深了他跟以清德为梯附的鲍起豹之间的矛盾。永顺兵八月初四夜对曾国藩的冲击与凌辱，只不过是这一连串矛盾的激化。事后一个月，曾国藩自述道：“侍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省中文武员弁皆知事涉兵者，侍不得而过问焉。”曾国藩是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底，愤走衡阳。
然而，有时候曾国藩的忍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提出了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候，他却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太平军西征军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与吴文等会合剿办，力遏贼冲，毋延误。”时曾国藩会试时座师吴文刚由贵州调到湖北，任湖广总督。十月初二日（11月2日）又接到上谕：“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11月5日）又接到上谕：“武昌省垣情形万分危急，现已谕令吴文等悉力坚守，并令台涌即日拨兵往救援，第兵力仍虞单弱，着曾国藩遵照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连张丞实的新勇亦未赴鄂。其后，太平军踞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受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12日），宋晋奏称：“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当天就下令曾国藩统带楚勇六千，“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咸丰帝在手谕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按理，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6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的陈词以后，笔锋一转，数了许多困难，“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段长长的批语，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读了，真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座师吴文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同也。”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吾师两次谕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极确当。”他不率尔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干天怒，但他仍“以持重为意”。对“赶紧赴援”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
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兵败自尽，曾国藩的亲家、候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次年正月，湖广总督吴文也败死黄州。虽然曾国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但是，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辞其咎，何况败死者一为他的座师，一为他口口声声请求统帅自己的练勇的“岷樵老”呢！从此，他与楚勇的思想隔阂日积日深。
羽毛不丰满者不足以高飞。曾国藩确“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他羽毛不丰，也确难远援鄂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守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深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槽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是白手起家。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曾国藩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