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居家
原文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残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孝和友爱是家庭的祥瑞，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在其它事情上未必全部能应验，只有在只要孝悌友爱就立即获得吉庆，不孝悌友爱就立即招来灾祸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我早年长期在京城任官，常常荒废修养之道，后来从事军务，得到各位弟弟的帮助很多，而自己对各位弟弟却无丝毫帮助。我的兄弟姊妹的家庭，所以都能有田有宅，大概都是九弟的功劳。我身体残疾之后，你们服事两位叔叔像服事父亲一样，服事叔母像服事母亲一样，把堂兄弟看成是自己的手足之亲，凡事都很节俭，只有对待各位叔叔的家庭，则处处都很大方。对待堂兄弟应该以德业相劝戒，纠正他们的过失，希望他们有所成就，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要亲近爱惜他们，希望他们富贵。常常替他们祈祷吉祥之事，这样人神都会钦服。
原文
凡子之孝父母，必作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赖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若作人毫不讲究，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所鄙弃，则贻父母以羞辱，纵使常奉甘旨，常亲定省，亦不得谓之孝矣。敬神者之烧香酬愿，亦犹事亲者之甘旨定省，实无大益。若作人不苟，办事不错，百姓赖之，远近服之，则神必鉴之佑之！胜于烧香酬愿多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子女孝顺父母，一定是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们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父母也因此更爱他，这就是大孝。如果做人没有档次，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之人都鄙弃他，从而给父母带来了羞辱，这样的人即使常常用美食供奉父母，并常常探视父母，也称不上是孝。敬神的人在那儿烧香酬愿，也与子女常常以美食供奉父母一样，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如果做人一丝不苟，办事有规矩，百姓信赖他，远近的人佩服他，那么神一定会保佑他。这样做比烧香酬愿强多了。
原文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对各位弟弟所期望的，不是你们能否考上科举，而是第一希望你们孝悌，第二希望你们写的文章能够传颂于后世。各位弟弟如果真的能够自立，应当追求大而远的目标，而不应该一味盯着学业进步。
原文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世上凡是官宦家庭，往往最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开始时骄奢淫佚，继而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延续一两代都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庭，能保持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族，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悌友爱的家族，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现在依赖祖宗积德，少年时就得志，唯恐我一人就把福气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子女，希望成为耕田读书、孝悌友爱的家族，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如果不能识透这层道理，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取得显赫的官位，终究算不上先辈的贤德孝顺的后代，算不上是我家的功臣。如果能识透这层道理，我将异常钦佩。澄弟常常因为我升官，便说我是孝子贤孙，却不知道这并非贤德孝顺。如果以升官为贤德孝顺，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位列臣子之首，显赫一时，难道可以说他们是孝子贤孙吗？我深知自己学浅才疏，偶得高位，但时刻关注的问题却是现在我虽在仕途宦海之中，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希望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自己可以淡泊名利，妻子儿女可以在家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评析”
尽孝心，守孝道，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孝，是晚辈对长辈人的尊重，孝还体现在晚辈对长辈的挂怀，想其所想，急其所急。父母有疾，琴瑟不御（弹奏），父母亡故，念念不忘，即“奉先思孝”。当年曾国藩在京城，频频给父母写信，告知自己的学业，任职与身体情况，这叫“出必告”。咸丰二年，曾国藩奉命为江西正考官，行至安徽太湖，“闻母丧，急急回乡”，时有“古今第一孝子”的美誉。
孝为百行之首，所以曾国藩的家训中，绝对不会少了这一条，他称孝为“家庭之祥瑞”，这确实是不错的，在一个子女不孝的家庭中，是不可能和睦祥瑞的。在《颜氏家训》中，关于孝也有不少具体的描述：
双亲去世之后，他们生前斋戒时居住的地方，儿子和儿媳不忍进去。北朝顿丘人李构，母亲刘氏死后，她生前所住的房屋，一直被锁着，李构不忍开门进去。刘氏是南朝宋时广州刺史纂的孙女，所以李构深受江南风俗的影响。他的父亲李奖，曾任扬州刺史，镇守寿春时，被人杀害。有一次李构与王松年、祖孝征等人一同聚会。孝征擅长绘画，便拿起纸笔，画了一幅人物画。不大一会儿，又割下一段鹿尾，开玩笑似地把画中人截开让李构看，并没有其他意思。但李构触景生情悲从中来，立即起身骑马而去。在座的人都大为吃惊，不知道个中原因。祖孝征很快便明白过来，后悔不迭，当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吴郡人陆襄，父亲陆闲被杀害，自己便终身布衣粗饭，即使刀切的姜菜，也不忍心食用，家人做饭时只好用手把菜掐断。江宁人姚子笃，母亲被大火烧死，便终身不吃烤肉。豫章人熊康，父亲因醉酒而被奴仆所杀，便从此不再尝酒。不过，遵守礼法也要顺乎人情，报答恩情也要合乎道义，假如父母因噎而死，便断不可因此而绝食。
《礼记》中记载：父亲所读之书，母亲所用的杯子等物，因其留有父母手迹和口泽之气，便不忍心再用。书籍，父亲生前为政，常常讲习，校刊缮写；杯子，母亲生前常常使用，上面留有他们的痕迹可供后人怀念。但如果是极普通的书籍，日常用的器物，怎么能都废弃不用呢？既然是不读不用，就要避免散失亡佚，应收藏保存好，从而留给后人。
思鲁等人的第四个舅妈，是吴郡人张建的女儿，她有一个五妹，三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当时灵座上的屏风和她母亲生前使用的东西，因屋漏被淋湿，于是便拿出去晒干，五妹看到后，便趴在灵座上大哭不止。家人奇怪她为什么一直不起来，上前抱起，发现草席已被泪水浇湿，五妹精神受到刺激，不能饮食。找来医生诊治，医生号脉后说：“她的肠子已经断了。”不久出现吐血，几天后就死了。大家都很同情她，外人也悲叹不已。
《礼记》中说：“父母忌日不能饮酒作乐。”正是因为感怀父母养育之恩，自叹悲苦无依，所以才不接待普通宾客，不处理一般事务。不过若能做到自悲自哀，又何必非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呢？世人有的端坐深宅密室之中，说笑如常，祭品甘美，斋食丰厚；遇到急事，即使至亲和好朋友，也不相见；难道他就不懂得礼法的意义吗？
魏国时期王修的母亲在社日去世。第二年社日，王修思念母亲悲哀至极，邻里听到后，便取消了社日的活动。如今双亲去世，遇到伏日腊日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以及忌月的最后三日等忌日之外的日子，更应该感怀追慕，和其他时辰不同，不要参加饮宴、欣赏音乐以及外出旅游。
袁采甚至专门作了一篇题为“人不可不孝”的家训，他指出父母对子女爱怜至深，抚育无所不至，爱念不可言尽；子女应报其爱念抚育之恩，应“终身承欢尽养，报尽孝道”。否则忘其养育之恩，不尽孝道，同飞走微物何异？至今不少作儿女的，忘却养育之恩，不尽孝道，不想赡养年老体衰的父母，不该对此家训深思吗？“人当婴孺之时，爱恋父母至切。父母于其子婴孺之时，爱念尤厚，抚育无所不至。盖由于气血初分，相去未远，而婴孺之声音笑貌，自能取爱于人，亦造物者设为自然之理，使之生生不穷，虽飞走微物亦然。方其子初脱胎卵之际，乳饮哺啄，必极其爱，有伤其子则护之，不顾其身。然人于既长之后，分稍严而情稍疏，父母方求尽其慈，子方求尽其孝；飞走之属稍长，则母子不相识认，此人之所以异于飞走也。然父母于其子幼之时，爱念抚育，有不可以言尽者，子虽终身承欢尽养，极尽孝道，终不能报其少小爱念抚育之恩，况孝道有不尽者。凡人之不能尽孝道者，请观人之抚育婴孺，其情爱如何，终当自悟。亦犹天地生育之道，所以及人者，至广至大，而人之回报天地何在？有对虚空焚香跪拜，或召羽流斋醮上帝，则以为能报天地，果足以报其万分之一乎，况又有怨咨乎天地者，皆不能反思之罪也。”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孝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春秋时，陈留有位少年叫孙元觉，从小孝顺父母，聪睿机智，尊敬长辈。可是他父亲却极不孝顺，恨不得孙元觉的爷爷早点过世。
一天，父亲忽然把病弱的祖父装在筐里，要把他扔进深山。元觉跪着请求，父亲不理，推车进山。他将老人扔在地上，转身要走，元觉却拾起筐说：“我要带回家，到你老了，也要用它送你到这里。”
父亲大惊：“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元觉说：“父亲怎样教育儿子，儿子就怎样做。”父亲悔悟了，忙把老人接回家，从此十分孝敬他。
汉文帝时，齐国太仓令（管理粮食仓库的职官）淳于意清政廉明，为人称道。他生有五女，常以无儿为憾。文帝十三年，淳于意因有失职守被处重刑。淳于意在被押解长安前抱怨：只生女儿不生儿子，在遇到大事时实在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对其父遭遇不满。于是随父来到长安，给文帝上了一书：“我的父亲淳于意作为齐地太仓令，齐地人民都说他办事公允、廉洁。现在因为犯事而被处重刑，我以为人死不能复生，重刑之下即使饶幸活下来也不能再过平常生活，虽然想要改过自新但也没路可走。所以我愿意为父赎罪，身入官府，作为奴婢，使得父亲能有悔过自新的机会。”书达文帝之后，文帝为其精神所感动，下诏免去淳于意的刑罚，并下令免去全国肉体之刑。
晋代的李密幼年丧父，母亲何氏改嫁，是祖母刘氏将他抚养成人的。李密对祖母十分孝敬，祖母有病时，他都昼夜守护，亲尝汤药，并利用照顾祖母的空闲时间，刻苦读书。
李密曾在蜀汉做过小官，蜀亡后，因其才能出众被晋武帝任命为太子洗马。他上书晋武帝说：“我自幼是孤儿，是祖母刘氏将我抚养成人的。现在她年老多病，经常卧床不起，离不开我的照顾。可您却叫我做官，我实在是左右为难。好在本朝提倡以孝治天下，对老人十分优待，现在我的祖母已经96岁了，可以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如果我去做官就无人为她送终。我今年才44岁，报效国家的时间还长，但孝敬祖母的时间却不多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晋武帝看了他的上书后，很受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李密一直等到为祖母送终以后，才外出作官。
作为朝廷官员，常常会碰到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局面，针对这一情况，该如何处置呢？曾国藩是主张孝大于忠的，如他坚决反对墨绖从戎，即守孝期间不参与军事生活。如咸丰元年，当他在京城听说江忠源墨绖从戎时，他曾振振有词，力加阻止。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道光二十七年曾在家乡办团练，镇压瑶民起义。接着，历任浙江省秀水、丽水知县。大学士赛尚阿至广西围歼太平军之前，在左景桥上书言事，其中有一条提及江忠源善带兵，疏调他至军前效力。曾国藩闻此事，“欲行阻止，而赛公已牙成行矣”。此时江忠源正在家守制，得谕旨，即与其弟江忠浚募乡勇五百人，奔赴在广西的副都统乌兰泰帐下。曾国藩立即写信给正在粤中为大军筹粮饷的友人严正基说：“岷樵读礼山中，谊为乡里御寇，然墨绖从戎，则非所宜。弟比有书，告其不必远出。君子爱人以德，似应如此。阁下以为然焉否也？”他以“爱人以德”的姿态，动员友人来劝阻江忠源。他还直接给江忠源写信说：“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之余，不宜轻往。期关大节，计之宜豫。”不久，再次写信给江忠源说：“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又说：“顷闻吾弟被命即行，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语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他还为江忠源出谋画策说：“所可幸者，闻尚在乌公幕府，未尝署一官，领一职，犹为无害于义。将来功成之后，凡有保奏议叙，一概辞去，且预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再三恳告；如不保叙，则仍效力行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在曾国藩看来，最好不要墨绖从戎，去了也只效力不当官，只有这样，才叫忠孝两全，即“从戎以全忠，辞荣以全孝”。他再次警告说：“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也。”
到咸丰二年十月，曾国藩在家守制，犹写信给友人刘蓉说：“岷樵去年墨绖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
但是，曾国藩自己不久即碰上尴尬局面，一是母死，朝廷又命他出来办团练；二是在办团练期间父死。面对这种忠孝无法两全的局面，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姿态：出来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职。但是曾国藩的本意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湘军会师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个恭谢天恩折，说自己丁忧在籍，墨绖从戎，“常负疚于神明”，不敢仰邀议叙，仍荷温纶宠锡，惭悚交增。“嗣后湖南一军或者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接受。”
在曾国藩上谢恩折后仅四天，即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湘军登上了武昌城头，太平军守城将领黄再兴、石凤魁于先天夜里已带领精壮仓惶逃往武昌下游的田家镇去了。此时，杨霈的军队尚在汉阳以北，但他抢先向朝廷报捷。咸丰帝看了他的奏报，批道：“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塔齐布陆路官兵，此时谅已与曾国藩水陆合为一军，着俟杨霈抵省后，商榷挑选精兵，水陆进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咸丰帝当时情况不明，指令也模糊不清。待湘军攻占武昌十二天后，即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咸丰帝才看到曾国藩的《官军水陆大捷，武昌、汉阳两城同日克复折》，他兴奋之极，批道：“览奏欣慰。”并立即嘉奖攻克武昌、汉阳有功人员，其中“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在这以前，朝廷任命团练大员为巡抚，已有先例，这就是诏授楚勇头目江忠源为安徽巡抚。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咸丰帝又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将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
但是，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同一天的廷寄中，咸丰帝却埋下了一个伏笔：“曾国藩虽系署任巡抚，而剿贼之事重于地方。”聪明绝顶的曾国藩接到署湖北巡抚的任命后，立即于九月十三日（10月3日）上折，缕述了一通署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私心万难自安”的道理，说自己将率后帮水师即日启行，转瞬出鄂入皖，“鄂垣善后事宜，既不能一为兼顾”，因此恳请另“简派贤员接任湖北巡抚，以重疆寄”。他在同一天给诸弟的信中说：“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又说：“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其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他一点也不掩盖自己的“好名”，也津津乐道自己的“名震一时”，然而他却想到，一旦成名，将得罪于名教，受讥于乡党，见嫉于友僚，因而深痛“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忠孝两全，真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