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5岁的时候给你们上了第一堂课，今天再来讲一课的时候，已经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虽然白发已经爬上我们的双鬓，虽然我们已经有人当了爷爷、外公，但是回忆往昔的校园，依然回荡着我们的笑声。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望我们，来这里相聚。我和汤老师、东胜的姚老师、乌海的刘老师、孙老师、布老师见面以后，经常谈论这样一个话题：当年鄂托克旗二中恢复高中，你们是第一届高中生，虽然有的老师在这里从教的时间很短，但是对这一届学生一直保持着非常深、非常好的印象，深深感到这一届学生可亲、可爱，他们有事业、重感情，一直让人难忘。
我们几位老师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想到了一个共同的答案：一是当时的生活背景是一个特殊时期。“文化大革命”给大家带来了灾难，使你们很多家庭没有学习机会和学习环境。好不容易到了1970年，在这个极其贫困的移民地区恢复了高中，大家能够进入学校，都觉得机会难得，因而非常珍惜。二是大家当时所在的地区是内蒙古最贫困的地方，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生活环境非常差，你们又是从鄂旗东部移民过来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知道珍惜，知道念书来之不易。三是大家都受过苦。小的时候在家里受苦，离开学校在社会上受苦，你们脸上的皱纹和沧桑都记录了这些，我们都能感受到。所以，大家都珍惜那段时光。更重要的是，这几十年来，我们都能相互惦记，你们不是因为我做了官和我来往，我也没有因为你们哪个同学发了财联络你们，而是大家心中都保留着那一段回忆，所以互相惦记着、打听着，保持着亲密的来往，这是人间最珍贵的感情。加之你们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有很多同学有了自己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都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曾经有过磨难，但是这些磨难都变成了财富。正是因为我有和你们相处的经历及感受，这些年在主持一所大学的工作时，我也遇到一些家庭贫困、来自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学生。国家的扩招政策使他们有机会进入大学，但又遇到了上大学的困难。宁夏大学两万多在校学生中，有25%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中，10%的学生家庭特别困难。这些困难学生也像你们当年一样，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进入大学以后，又背负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虽然我和学校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他们，通过奖学金、助学金、社会各种资助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有一项是需要他们自己来解决的，这就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观念，也就是他们自己如何看待贫困，如何面对磨难，这点至关重要。所以，对待这批学生要“两手抓”，一手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另一手帮助他们在精神上自立起来。贫困并不可怕，磨难也是一笔财富！当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的时候，从内心来讲，曾经在你们身上得到过启发，于是我就编了一本书《磨难也是财富》，邀请了宁夏大学106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写出他们自己的经历，尤其是他们和贫困作斗争的经历。我主编了这本书并为此书作了序，在序中我这样说，“贫困不可怕，经受过磨难的人才会坚强起来。”这本书在2005年出版以后，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赞誉。国家教育部非常重视，许多高校把该书当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战胜贫困的宣言。最近，共青团中央把这本书评为共青团“五个一”好作品。如果说这本书教育了大学生，应该感谢你们给了我启发。
同学们都说让我再上一课，我想，讲我的专业知识必要性不大，可能大家更感兴趣的是谈一谈人生，所以，我想结合汤老师和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谈一些人生感想。
一、四十年干了四件事
（一）干基层
我和汤老师1967年自北京大学毕业至今已整整40年。刚毕业的两年，我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部队农场参加劳动，汤老师分回上海，到浙江军区农场参加劳动。1970年初开始分配工作，我被分到伊克昭盟，伊克昭盟又把我分到鄂托克旗，旗里说你们这些人顶多当个老师，最西边的公社有个学校需要人，于是我们继续往西走，冒着风沙西行，一直到巴音陶亥公社，在刚建立的二中当了一名老师。当年年底旗里把我调回去。1970年秋天，汤老师毅然从上海调到巴音陶亥和我共患难。当我调到旗里后，第二年，汤老师也被调了过去，到革命委员会工作。
在鄂托克旗待了整整10年！在鄂托克旗10年的艰苦生活中接受了基层的磨炼。当时人们听说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到这么偏远的地方，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生活对刚走出校门的我来说非常重要，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中国社会的最基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粉碎了“四人帮”，国家开始步入正轨。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我们的处境也逐步有了改善。这期间，对基层的生活、生产都有了一些了解，产生了一些想法，尤其是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为我以后研究鄂尔多斯历史文化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年轻时的生活磨炼和基层工作的经验，奠定了我以后从事各类工作的基础。
（二）搞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经济社会各项工作走向正常，开始重视科学，重视知识分子。内蒙古自治区恢复重建社会科学院，1979年底1980年初，我俩被调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参加社科院的筹建并开始在那里工作。从此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开始从事专业研究，使我们多年的积累有了发挥的空间。应该说，我们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一批走上学术舞台的青年研究者。
我的第一项研究是鄂尔多斯地区史，包括民族关系、沙漠化、历史演进等问题。80年代初，我是第一个写出鄂尔多斯完整历史的人。尽管离开这个地区已经很长时间了，但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主要的研究成果体现在《鄂尔多斯史论集》这部著作中。2002年，鄂尔多斯组建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我作为鄂尔多斯学的倡议者之一，担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创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鄂尔多斯学的提出，对鄂尔多斯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在，鄂尔多斯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最快的地区，在全国200多个城市竞争力综合评价中名列前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000美元，赶上了沿海发达地区。
第二项研究是对民族史、民族关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我所著的《民族史学概论》一书中，这本书被作为我校民族史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课程的教材。
第三项研究主要是对蒙古史、回族史、西夏史的研究。我曾经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到这些学校专门讲西夏历史和文化。这些年来汤老师在这些领域进行了许多创新研究，前几年，我们俩共同完成了关于西夏艺术的研究课题。虽然这个民族存在了短短200年，但是它在文化艺术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我们收集了大量反映当时艺术的图片，作了认真的解释。这本《西夏艺术》在西夏学的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这本书于2002年出版，日本学者也来找这本书，因为他们知道这本书里面提供了西夏壁画中创造的孙悟空形象。这本书的导论是汤老师写的，对西夏艺术作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第四项研究是对民族地区发展、东西部差距、西部开发等问题的研究。1994年，我就提出了“西部不是西部人的西部，是国家的西部”的观点。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东西部有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差距超过一定限度时，国家就会出现不稳定。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巨人，东部一条腿很健壮，西部这条腿很弱，是个瘸子，那么这个巨人能跑快吗？中华民族能振兴吗？所以，西部不是西部人的西部，而是国家的西部，中华民族的西部。我认为，缩小差距有3个途径：第一，国家政策倾斜、资金投入等大力扶持。第二，西部人自身的努力。要转变观念，不能走出卖资源的道路。鄂尔多斯把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走出了一条资源转化的成功道路。第三，依靠东西合作。东西部通过合作来解决西部地区技术、人才和管理短缺的问题。
后来，我还研究了西部生态问题。西部的落后是从生态的恶化开始的。鄂尔多斯的繁荣，主要是靠改善生态环境，没有禁牧、轮牧等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是很难实现的。宁夏南部山区也是这样，关键是要恢复生态。没有了生产的条件，进而没有了生活的条件，何谈生存？宁夏大学和日本岛根大学组成中日联合调查组，跟踪调查、研究宁夏南部山区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以后的生态变化和主要问题，这项研究被列为国家课题，最终成果是我编的一本书《绿色之路》。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间断这4个领域的研究。到现在一共完成了各类著作10多部，发表文章近200篇，获得了多项奖励，包括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高等教育优秀成果奖等。正因为这些成就，2006年我被英国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三）当领导
我是我们这代人中被提拔得比较早的人。1983年，我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工作，正赶上国家第一次机构大改革，我被提拔为副厅级干部，任内蒙古社科院副院长，并当选为内蒙古党委候补委员；1987年，调到宁夏先后担任宁夏社科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1995年，任银川市市委书记；2001年，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兼任宁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我当领导的经历有两个特点：第一，跨度大。从一个研究单位领着一批知识分子搞研究，到政府领导机关作协调、作服务、作管理，然后到地方当一把手，全面负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第二，都是一把手，责任大、担子重。有一些是我不曾想到的，不熟悉的，都需要从头做起。好在我比较好学且善于学习，做什么事总是先把它弄明白。我总结作为一把手的主要任务有4项：出思路、用干部、搞协调、带班子。我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在领导岗位上我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每在一个地方、单位工作，都作出了一定成绩，得到了上级和下级的认可。
（四）办大学
200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安排我到自治区政协任副主席。当时正赶上高校扩招、资源整合。宁夏先后两次合校，把五所大学合成一所。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人主持这所大学的工作。2001年4月27日，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派我担任宁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进入大学以后，我熟悉的是知识分子工作、是专业工作，不熟悉的是大学的管理、大学的建设。进入这所学校之前，我仅有巴音陶亥二中不到一年的教师经历。但是我想，既然组织上决定了，我就要干好，我有能力挑起这个担子。我身兼书记、校长，党政一肩挑，到2007年3月份，我辞去了校长职务，现在只担任书记。在这所大学里，我认为自己付出了比在银川市当市委书记更多的精力，更多的心血。再大的大学，它也是一个基层单位。在高校里，需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每天都面临拍板、表态、决策等问题。在解决若干个具体问题的同时，才能推进学校的发展，才能和学校的长远建设结合起来。
我感到充实的是，经过几年努力，我们这所基础薄弱的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得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教育部的充分肯定。2007年9月23日～28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工作评估专家组对学校的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了全面评估，给予了很高评价。应该说，宁夏大学现在的办学实力、办学条件、办学声誉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这几年虽然辛苦，但是既还了历史的欠账，又打下了未来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充实！在宁夏大学这几年，我体验了大学，收获了充实，感受了愉快，所以我编写了一本书《体验大学》，这是对我大学六年工作的一个集结，它真实地记录了西部一所高校怎样办好大学、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历程。
二、四十年的一些体会
（一）基层磨炼是基础
人的一生不能太顺利，有坎坷就有磨炼，遇到困难越多，感受越多，经验越多，做事的动机也就不一样。十年，青春最美好的十年，我们是在祖国最困难的地方、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度过的。我有一本自己的散文集《永远的牵挂》，开篇就是“初到巴音陶亥”，写了当时惆怅而无奈的心情。当现在回顾的时候，觉得这段经历对我非常重要，它让我了解到了基层的实际，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我们无须去抱怨，人最怕的就是抱怨。如果我们生活在无休止的抱怨中，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脱，没有办法前进。
1970年秋天，汤老师也调到巴音陶亥。我和王海老师赶着毛驴车去石嘴山火车站接她，我把这段情景写在了《永远的牵挂》中。当时汤老师留在上海工作，我们俩结婚以后，她和家里商量，决定离开上海到我这里，坐着火车到了石嘴山。我和王海老师赶着二中唯一的交通工具——拉水的毛驴车，去石嘴山接站。农牧学院毕业的王海老师亲自赶车。两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赶着毛驴车走在石嘴山街上，招摇过市。快到车站的时候，王海问我：“陈老师，卸车后，是先给毛驴饮水还是先喂料？”我说，“我不知道，你是农牧学院毕业的，还问我。”他说，“不能先饮水，这样容易得肠梗阻。”于是在路上花了两毛钱，买了一捆草。到火车站等了一夜，第二天把汤老师接回来了。大家听说陈老师爱人从上海来了，都很高兴，都来看望，老师、学生、公社干部都来了。我们把供销社唯一的、也是最便宜的酒打回来，你一杯，我一杯，我是第一次喝白酒，不知道深浅，最后大家走了，我也倒了。汤老师头一天来又哭又骂，我在炕上又吐又闹，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磨炼不一样，对生活的感受也不一样。
（二）刻苦勤奋，悟性是关键
我在管理、领导工作上的成就，得益于自己的刻苦。在基层工作时，过年家家都写对联，我也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喝酒划拳听山曲略有所好；下联：钓鱼下棋打麻将一概不沾。横批是：业余生活。意思是钓鱼、下棋、打麻将这些耗时间的事情我不做，在那个生活环境里，喝酒、划拳、听山曲避免不了，但只是略有所好。从那时开始，我就将大量的时间用于看书学习。要经常思考，这是必要的悟性修养。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五点钟就醒了。躺在床上，脑子特别清醒，想很多事情，包括工作安排、细节、发展、讲话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学习方法主要有“两用”：一是“用心”，学了要善于思考。一个人的悟性出自于多思、多想，思考出新意。二是“用功”，就是要去实践。我主持了一个关于中国回族文物的研究项目，看了很多资料印象还是不深。这几年，我和汤老师利用各种机会，走了15个省区，考察了80多所古老的清真寺，访问了200多人，实拍照片2000多张。经过这样的考察实践，认识和理解加深了，写出的东西不一样了。明年这本著作将要出版。这就叫用功。
要注意自己的全面修养。我给学生讲人才的三要素：第一，有知识。要有理论知识、专业知识、政策知识。第二，有能力。有了知识还不行，还要落实。会不会调查，调查中会不会发现问题；会不会开会，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解决什么问题，最后怎么归纳；能不能判断突发事件，你的经验告诉你是对还是错，能不能表态，这都属于能力。第三，有素质。所谓素质就是一个人的品格。人格不行，不服众，群众看不起，你的知识和能力也发挥不了作用。只有把三者结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同学们要按照这三个方面来要求自己，完善自己，修炼自己。
（三）怎样做领导
领导的职责要求我们的是本事、责任，并不单单是权力，不是架子，不是待遇，更不是私利。我在银川市任职时对干部讲了两句话：一是如牛负重，就是时时要记着有重担在身；二是如履薄冰，始终想到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要特别谨慎，官越大出事影响就越大。不要当领导以后什么事情都要抓在自己的手里，特别是当一把手。一把手要管四件事：第一，出思路，怎样发展，要调查，要学习，要拿主见。近期做什么，长远做什么，这是要考虑的事情。第二，用干部。公道正派用干部。不要搞小圈子。我曾归纳叫小圈圈小，大圈圈大。就是你搞了小圈子，那你工作的圈子就越小，团结面越小，影响就越小。圈子搞得越大，影响面、团结面、动员面就越大。第三，搞协调。领导要会协调。遇到问题不要回避。第四，带班子。要学会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带领班子，发挥整体效率。
（四）要有好心态
我给汤老师写了一幅字“心静即安”，就是讲要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现在抱怨的多、不服气的多、牢骚多，反映了一种浮躁的心态，这可能是社会变革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谁发了财，我心里就别扭，谁升了官，我心里也难受，这怎么能静下心来做事？要先把自己安顿好，心先静下来。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年轻的女教师于丹用通俗的话讲解《论语》，其中解释孔子说的一段话，即怎么样保持心态，对我很有启发。
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就是说人在少年的时候很容易冲动，这个时候要注意不要在男女感情上出问题。这个时候出问题，可能会带来一辈子的伤害。所以少年的时候要把住自己，要注意“戒色”。“壮之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斗”。人到中年，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升官发财，为了升官发财就要和人家斗，和人家争，有时候争斗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甚至一败涂地。这个时候要常想到“戒之在斗”，退一步可能就是海阔天空。“老之时，血气即衰，戒之在得”。到了这个时候，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就好像激流穿过河谷之后进入了平滩，似萨克斯奏响回家的曲子。这个时候该得到的得到了，没有得到的也不要和人去争了。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欣赏刘老师那样，唱歌、跳舞、找快乐。不要计较得失，埋怨家长里短。
好的家园对我们至关重要，我这几十年有一个好老婆，相濡以沫几十年，有一个好家园。汤老师也很不容易，大学毕业已经回到上海，又跟我到了全国最贫困的地方。汤老师这些年很努力，得的奖大、奖多。我没有得到什么“优秀”，都在评别人，唯一得到的一个就是北京大学优秀校友奖。汤老师得过全国百佳编辑、宁夏十佳编辑、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等，2002年初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的最高奖“韬奋奖”。那一年是极其特殊的。2000年9月27号，那时候汤老师还没有退休，骑自行车上班，到单位车棚放车的时候，突然车棚倒塌，把她整个人埋压在棚子里，幸亏当时已经有人上班，赶快呼救，把我叫去，是从废墟里把她刨出来的。当时很危险，送医院抢救，全身多处严重骨折骨裂，情况极其严重。手术抢救后，又住了一年医院。当时也正赶上我最忙的时候，2001年4月任命我到宁夏大学，刚到一个单位，她还在住院期间。晚上她彻夜难眠，一个星期之内不能合眼，疼痛到精神分裂的边缘。人痛苦到不能睡觉的时候是极其难忍的。我白天上班，晚上陪着她。在《永远的牵挂》中我把那段日子记下来，也在我的《西夏艺术》“后记”中写到了这段经历。出院后就到北京领取了“韬奋奖”，也算是对她的一个安慰和鼓励。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还在我们宁夏大学带研究生，和我一起搞课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一个好的环境。我们没有烦心的事情，没有后顾之忧，孩子们都大了，剩下的就是把我们自己安排好，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好心态。
三、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不要忘记你们的老辈、你们的家乡、你们曾经有过的传统。
第二，希望不要忘记什么事情都有规矩，任何时候都不要越轨，该胆大的时候要胆大，该胆小的时候一定要胆小。
第三，希望不要忘记关心你们的家庭。都50多岁的人了，有的是三代人了，多给家里一些体谅、交流，对上要孝敬，对下要关心，要承担起你们自己的责任。
第四，希望不要忘记珍惜自己，善待自己，爱护生命。改变一些不良的习惯，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对50多岁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