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长期以来便以“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其经商活动的准则，而且这也是其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构成了晋商商业伦理的核心部分。
曾为清王朝运送军粮的范家就以实际行动对“先义后利”的思想进行了诠释。张原范氏家族，是山西介休与平遥两座县城之间的一个叫“张原”的普通村庄的大家族，范氏家族最先去塞上经商的是第六世范明，自此，家道日渐充裕后，其第三子范永斗继承父兄的事业，常年在张家口经商。到明末，范家已成为张家口的晋商“八大家”之一，而张家口的市场贸易都为晋商的“八大家”垄断。张家口的晋商八大家，既对明王朝的前途丧失信心，又受商业利益的驱使，主动与满族军民开展贸易。由于范永斗重义守信，义字为先，在关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在这些买卖中也获取了丰厚利润，为家族的边贸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清初，顺治帝特招八大家进京，设宴款待，为了使他们能直接为皇宫服务，朝廷把他们封为“皇商”，隶籍内务府，给予了子孙世袭的待遇。皇帝和摄政大臣还单独召见了名声卓著的范永斗，特赐张家口的房屋和土地，让他仍在塞上从事贸易。皇商的身份不仅使范家从此获得了在张家口永享世业的优待，范家也从这种官府保护中获得了巨额垄断利润。范家积极参与到朝廷控制的食盐运销中，这使其财富令两淮巨族刮目，在黄河北侧堪称首富，而之后范氏家族更是成为对日贸易的皇商代表，获得包办洋铜的独家经营特权，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成为显赫的商界巨擘，由此也引发了范氏族人对朝廷深深的感激之情。
首先看范家的盐务。清初的盐务管理实行的是官督商办的办法，即运输由商人来办，但贩卖资格却由官府操纵，所以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办盐务，还要能与官府拉上关系，范家在这方面显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既然当时有“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业”的说法，范家就没有理由不插足这一行，而且一度做得很大，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可以说这是作为皇商的范家捞到的第一桶金。
范家介入的第二个暴利行业是洋铜业。清初，由于经济的繁荣，社会上对铜货的需求增加，但是市场上主要货币铜钱的原材料——铜却出现了短缺，于是一些民间商人就冒着风险，远涉大洋到日本去购铜，获利颇丰。范永斗的儿子范三拔便联络其他几个皇商，向皇上请求为朝廷购铜，并且价格优厚，能为朝廷节省一大笔开支，康熙皇帝欣然应允了。由此范家便开始了洋铜贸易。但由于合伙不当，仅十余年的时间便亏欠国库80多万两银子，在其他几个合伙人推诿责任的时候，继承父业的范三拔的儿子范毓挺身而出，承担了全部债务，范家也成了对日铜贸易的唯一皇商代表，获得了独家经营权，此后采买数量更大，从中也获得了巨额利润，只是到后期由于日本人的多方为难与限制，才使得购铜量大减，贩铜贸易的形势一日不如一日，到后来反而是范家倒欠了朝廷巨额债务。其实范家赴日购铜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路途遥远不说，海上船只经常有被巨浪吞没的可能，而范家人当初提出为朝廷购铜虽为牟利，但也绝不排除有为朝廷分忧的考虑，至于由此招致的灾祸却是始料不及的。
如果说把贩铜归结为范家人对朝廷的忠心耿耿是夸大其词的话，那么，范家人为一次次运送军粮可谓是竭尽了全力。
清初，地处西北的准噶尔部首领葛尔丹，在俄国的怂恿下发动叛乱，而且一直进犯到长城附近，直接威胁到京师的安全和国家的稳定。康熙年间，清军不断用兵西北，康熙皇帝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开始，三次御驾亲征，之后的八年间，每次出兵都是几万或十几万，加之路途遥远，所费良多，特别是粮草一直是个大问题。1720～1721年（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康熙皇帝派皇十四子胤褆指挥30万清军从四川和青海两路向西藏进发，镇压再次叛乱的准噶尔部。作为范氏家族杰出代表人物，范永斗的孙子范毓出于爱国心切，不忍心看着朝廷为运粮耗费巨额的资金，加之他从小随父亲在塞外经商，熟悉沙漠荒途运输的情况，结合自己的经验，经过详细核算，深思熟虑之后，自愿以前几次出征1/3的运费，低价运送军粮。在朝廷组织下，范家跋涉数千里运送军粮，运粮沿途均是沙漠地带，荒无人烟，条件十分困难，而且范家先用自己家中的百万资金抵垫粮款。
到了雍正年间，清军对西部的用兵更多，1723年（雍正元年），罗布藏丹津纠合青海各头目叛乱，雍正皇帝派兵镇压，范家又主动承担了运粮事务。出征之前，雍正皇帝召见了范毓，向他晓谕运送军粮事关国家命运，范氏也深知此次运粮不仅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败，家族大业的兴毁也系于一举。于是，他认真物色人选，积极准备运输器材，多方收集军情信息，安排出发时间和中转修整地点，通盘合理预算，事无巨细，耗费了许多心血。第二年，朝廷派兵至青海驻防，在清军未到驻地之前，即令范毓等输送粮食，备支口粮之用，范氏兄弟运送军粮，从内地到青海，千里迢迢，风沙漫漫，冰天雪地，十分艰苦。1728年（雍正六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朝廷出动大军征讨，千军万马出发，运粮为首要任务，为在边塞地区行动方便，朝廷特赐范毓四品顶戴，承办军粮运输。此次军粮由张家口运起，在范毓的组织和雇佣下，有多家商民参加，由于各家商民运达的目的地和运粮的数量不同，经范毓建议，朝廷对运价实行按谷石多寡，道里远近，计算发给，范毓为感激朝廷对他的信任，再次降低了运价标准，有的地方运价比上次又下调了1/4.第二年，朝廷准备来年进兵伊犁，范氏兄弟再次向西北战场运送军粮，车载驼负，相当艰难，在数千里运途上，风餐露宿，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军中将帅对范氏兄弟为国尽力之举，深为感戴，列举其功，上奏朝廷。皇帝赐范毓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赐范毓为布政司参政。从此，范氏由皇商而兼高官，朝野皆知，名噪一时。
在1724～1732年（雍正二年至十年）的连续征战中，清朝北路军已增至6万多人，西路军也有3万多人，徐珂的《清稗类钞》一书中记载，范氏兄弟输粮前后8年，共运输粮草百万石，为国库至少节省了600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
范氏兄弟远途运粮，也曾遭受过重大损失，1731～1732年（雍正九年至十年）朝廷再次对准噶尔部用兵时，大将傅尔丹中敌诡计，全军溃退，范毓运送的谷米13万石落入敌手，雍正皇帝得知实情后，准其据实报销，范毓却辞谢了皇上的恩典，再拿出144万两白银补运损失的军粮，全力支持朝廷。
范家运送军粮直至1737年（乾隆二年）才宣告结束，1738年（乾隆三年），清廷与准噶尔部谈判成功，西北战事全面停止，征伐大军全部撤回。由此，由范氏兄弟组织运到科布多的军粮，也需全部运回，运往科布多的军粮价格定为每石28两，粮到之日范毓已经按此价付与运户，而户部却不管过去的远路运价，一律重新核定最短路程的运价，这新旧运价的差额很大，户部要按折回的近地价格核销，向范毓追缴科布多的运费，户部大员督促范氏兄弟向运户催讨，范毓说：“运户都是贫寒人家的子弟，挣的运费随手就花完了，哪还能要回来？”他只好解囊为各路运户补交了400余万两白银，还无奈地承担了“代输所应追者262万余两”。这笔债务，范毓先以历年应领米钱90余万两抵扣，剩余部分限期归还，从而种下了范氏家族走向衰败的祸根。
评析
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边境的安宁，范氏兄弟运送军粮“几倾家产而不悔”，每次重大的战役，都能“粮先兵到，士饱马腾”。虽然在运粮的过程中范氏兄弟也赚了不少钱，可以说是公私兼顾，一举两得，但是在范氏兄弟运送军粮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雍正时期，也正值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伊始，晋商巨族纷纷北上蒙俄，抢占恰克图市场之时，而范氏兄弟却全力运送军粮，这对以利益为重的商人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并且在运粮的过程中由于部分朝廷官员的压制，范氏家族在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同时，也为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从而也种下了范氏家族走向衰败的祸根。
由于运粮的路途遥远且艰险，范氏兄弟不畏劳苦，克服各种困难，有时甚至是冒着极大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在荒凉的西北线上，这种执著的为国分忧的精神在当时的晋商中是少见的。范家的事业版图之大，财富之巨，与范家坚持“利字面前义当头”有着直接的关系，范家的义，不仅对普通大众，而且针对朝廷，这是其尤为可贵之处。然而，我们在为范氏曾经的繁盛津津乐道及为范家的衰败惋惜的同时，也不得不思考，最终是范氏曾经一心效忠的朝廷使其走上了绝路，真是成也朝廷，败也朝廷。范家与朝廷，乃至晋商与朝廷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处理，留给后人良多的思考。
（案例撰稿人刘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