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农、重士，不重商的封建社会，晋商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大力发展商业而称雄明清两代。昔日的晋商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至今仍然屹立不倒的、曾经见证辉煌的一座座宅院，也留给后人关于商业发展的许多宝贵经验。总结晋商的“重商”、“诚信”、“以义为本”等商业伦理观，对于研究晋商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官贵民贱的思想，商人在社会上历来没有地位，而且一般认为“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二者追求目标不同。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却摆脱了传统轻商的观念束缚，把商与士摆在同一位置上相提并论，并打破了历来儒士相通，读书即为做官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得出了商与士的追求目标一致，且儒贾相通的观点。清代时的山西地方习俗以经商为上业，以读书应试为下业及习儒多为从商便是明证。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对商人社会地位与价值的重新认识。王阳明（1472～1529）作为一代儒学宗师在《节庵方公墓表》中提出了“四民异业同道”说：“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其尽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由此也可得出士与商目标一致的结论，既然士与商目标一致，各自尽心去做，又有什么贵贱可分呢？这可以说是为商人正名的论断，是对商人社会价值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是对传统观念的否定，山西商人无疑是这一观点的坚决拥护者和伟大的实践者。
清雍正时，山西巡抚刘於义第一次以官方身份提出山西祟商的理念：“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帝阅此奏章，对山西重商之念难以理解，认为其不符封建伦理，于是写下如此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在山西很多州县，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天下“四民”中商为首，士被排在最次要的地位，这种崇商观念确立之后，许多“儒生”、“太学生”等为功名奔波的人，纷纷“弃儒就商”，造成山西乡试经常不能满额的现象。此外还有些儒士同时做官与经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在儒学思想的引导下将儒学的教化应用于商场，并卓有成效。
晋商王现站在商人的立场上，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商与士的关系问题。晋商王现（1469～1523年），字文显，山西蒲州（今永济）人，是蒲州王家商业的创始人。据明人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四载：现初“为士不成，乃出为商，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竟客死郑家口”。王现“商四十余年，百货心历，遗迹且半天下”。他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王现致富以后，便在家乡建设新宅，帮助弟妹完婚，使王家成为当地的富裕之家。但是王现的父亲却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长子经商致富并不重视，竟然让王现成家以后与妻子儿女另立门户。王现对此很伤心，便作了一首“五噫之歌”抒发自己内心的悲痛与不悦，歌词道：“仰头望天啊，朵朵白云噫。莫慰父心啊，儿之罪孽噫。晨入扫除啊，暮出而思噫。清风飘裳啊，明月可鉴噫。古有履霜啊，实获我志噫。”随自号“噫庵子”。王现的父亲听了此歌很受感动，后悔当初不该让王现另立门户，于是，又让王现及其妻子儿女回来一起生活。这位曾经做官的父亲，最终还是肯定了商与士的同等地位。王现当初是想为仕做官，但没有成功，才以商起家，所以，王现、王瑶兄弟都希望家里有一个人出仕为官，两人倾力资助末弟王珂中了进士，任中书舍人。有一年，王现回到家乡，其父大喜，称赞说：兄弟而利，弟仕而名，我现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王珂很早就过世了，使父母兄弟的愿望又一次破灭。最后，还是下辈的王崇古（王瑶之子）、张四维（王瑶外孙）才了却王家的心愿。
王现经商以后有一次回家，发现家族子弟里做买卖的时候有缺斤短两的行为，他就把家族的子弟都带到了关帝庙，率众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并且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铜星。这三颗星代表福、禄、寿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两就是缺德，少了二两就一定要破财，缺了三两就要招来天谴，必折阳寿。在缺乏商业法规约束的社会条件下，如此庄重地在神前赌咒可能是最严肃的事情了，王现不惜以这种宗教禁忌来规范后人的商业操守，可谓用心良苦，也说明了他虽处商人之场，却对义利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商与士有着相同的义利观，“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王现既能析利毫末，又能信义秋霜，取义利而不行奸诈，业商而无市井之气，真可谓“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义与利的对立关系在王现的商道中得到了统一。
明人王献芝论及徽商时也说“士商异术而同心”，士儒与商人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上的同一性在此得到了明确。商与士显然是人生的不同两条道路，但所持做人的原则、道德、良心同根同源，人格尊严上不应有高下之分。商处财货之场受制于一个“义”字，士处官宦之位，受制于一个“廉”字。善商者“利以义制”，善仕者“名以清修”，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故应“恪守其业”。
王现从商40年，实践了晋商重商立业，儒贾相通，义利相济的伦理观点，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启示着后人。比王现稍晚的山西平阳人席铭（1481～1542年），幼时学举不成，又不喜农耕，他说：“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贸迁居积，起家巨万金。席铭不能以举业成名，便事货殖立业，与陆游不仕则农的思想大相径庭。席铭年老后，“既以家事付诸子，日与一二知契，履山水间，优游风雅，风度若儒士”。显然，席铭也是儒贾相通观的实践者，在他看来儒与商没有界限。
晚于席铭的晋商杨继美（1530～1591年），字汝孝，别号近泉，山西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少时举业不成，家境还算得上小康，以先辈所留的数千家产起步，经营淮盐。两淮是明代全国最大的盐场，经营者多为徽商、晋商。杨继美在盐场担任祭酒一职，官阶从四品，主要是负责协调行业内部纠纷、推行盐政、管理盐商。杨继美的品格、才能、学识都很出色，并且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非常关注。1579年（万历七年）其子杨恂中举，他很高兴，认为“四民之业，各有所托也成名”，乃挟数千金游贾江淮，离开商界，安享晚年。杨继美生性豪爽、重情义，虽然身在商场，但是喜欢与文人交往，还经常慷慨解囊相助穷困的读书人，“见诸贾操筹策，会奇赢，规三五之息，心又厌之，独喜与士人游，更相过从，上下议论，其所厚善，至为具笔札费晌之，后多举科第仕显宦者。于是江淮数千里间，皆借重翁名，无敢以贾目翁矣”。
如果说以上的几位都是在做官不成的情况下选择了经商，那么山西河曲商人常怀礼则是始而业儒，继而服贾的弃儒经商者。明人王家屏的《复宿山房集》记载他“始而业儒，孝友成性；继而服贾，信义孚人。纵鲍叔之宏通，慕弦高之豁达，贸易中罕有其人”。
总之，在晋商中，昔日“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的贱商传统已是历史陈迹。商与士不仅同坐而食，比肩而立，而且互为依托，名利兼得。士商的严格界限在这里已化为乌有，弃儒经商、亦儒亦商的现象已不鲜见，这种现象也是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这种发生在山西的传统习俗的演变，反映出了商贾与士儒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诸方面的共识。
山西蒲州张氏家族是一个以商起家，后成为显赫一时的官商结合的家族，其先祖原来居住在解州盐池之南，早在元朝时，张思诚为避乱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明初曾三代官居知府，至张允龄时，因父早逝，其母解氏既要奉养婆婆，又要抚养允龄和弟弟遐龄，因此张允龄年方幼学，即掌理家政。步入商途后，其“识量宏远，诸所废居剂量，往往牟奇息……不与人竞刀锥”。后被人暗算，干没其资，于是又发愤远游，“西渡皋兰、历浩（甘肃），居货张掖、酒泉间，数年乃南循淮泗，渡江入吴。又数年益困，则溯江汉，西直夔峡（四川奉节），岁往来楚蜀间；已乃北游沦博，拮据二十年，足迹半天下。虽治市廛业，其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必为众所敬服。”张允龄以一个中落的官宦子弟弃儒经商，不竞刀锥，不重财利，虽然经营并非一帆风顺，但识量宏远，不仅众所敬服，也为子孙立业打下基础。
其弟张遐龄也以商为业，先游吴越，后又“历南越、番禺，往来于豫章建业大都会”，主要在东南一带立足。张允龄有子9人。长子张四维登进士，1575年（万历三年）以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成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内阁的要员。其三子张四教仍以商为业，年仅16岁就服贾远游。身居要位的张四维十分赞赏他这个经商的三弟，说他“历汴泗，涉江淮，南及姑苏、昊兴之境，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先君居伧瀛间，识量益宏远，综计精确，不屑较锱铢，每牟羡于人所不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廛中白首不得肯綮者，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旅党或财贿他合纠纷难叙者，率请弟决，莫不犁然两解，彼此称平焉。弟治业滋久，谙于东方盐利原委、分布、调度，具其操纵。末年业用大饶，不啻十倍其初。乃襟度旷达，乐善好义，当其意气所至，即挥掷千金不顾。”张四教能够运用九章算术、勾股方田的数学知识，操纵盐利的源委、分布、调度，提高盐业利润，而又旷达好义，识量宏远，不屑计利，这些都离不开儒学伦理。
与张允龄、张四教类似，渠氏家族的渠本翘以儒入贾，以官经商，最终走上继承祖业的道路，也是亦官亦商的典型。渠本翘26岁中举，夺乡试第一名解元，越四年又会试连捷。1888年，渠本翘以进士入内阁中书，又以外务部司员被委任为驻日本横滨领事，也是商家子弟进入仕途的佼佼者。渠本翘虽以入仕，但并不拘泥守成，而是紧跟科学技术发展潮流，留心外国商务而为己用。1902年，他以5 000两白银收进山西商务局经办的晋升火柴公司，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并注入1.3万两资金，由官办改为商办，成为山西最早的最有成效的民族工业。1906年后，渠本翘在向英商福公司争回矿权、路权，筹建保晋矿务公司的爱国运动中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经他手定的保晋公司章程明确声明：“至公司用人办事，一切以商务为宗旨，不得丝毫沾染官场气息。”至辛亥武汉军兴，渠本翘毅然拒绝了清政府加给他的“宣慰使”、“南北议和随员”的委任，却“假30万于军政府，以抒军用之竭厥”，与封建政府彻底决裂。为顺应时代的变化，渠本翘力主彻底改革山西票号的无限责任制弊端，号召山西商界同心协力组建有限股份制银行。
渠本翘吸取了儒学治人、治事、治国的道理，顺应时代变迁的潮流，以信义诚厚而深孚众望，又因多谋善断而应变自如，保晋爱国，除陋革新，是山西商人中的领袖人物。其父渠源祯本不想让儿子走入仕途，只要有个乡试举子身份就可以继承票号大业，这是晋商重商观念的反映。事实证明，渠本翘从儒到官，从内阁中书到外务司员，所经所学正好为继承票号大业并开近代民族工商业风气之先，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大名鼎鼎的榆次车辋常家也是儒商结合并获得成功的典型晋商代表。榆次车辋常家原为太谷惠安人，一世祖常仲林迁居车辋时很贫困，靠与人放羊为生，到八世常威经商时，家境已经“小康”了。据村寺碑文记载，常威的父辈常进龙、常进麟，堂兄常文、常殿，皆为捐资“纠首”，没有资产，当然不会有社会地位。而其兄常吉已考取庠生（俗称秀才），常威本人也“幼即极有天赋，聪明好学，被同辈学子所敬仰”，可见常威经商之前就有了颇为雄厚的儒学底子了。在常威之后，常氏几乎家家办私塾，到咸丰年间，常氏私塾发展到17所之多，延聘省内外知名儒者住馆授课，以很高的礼遇对待老师，严束弟子，从师传读。但他们尊师重教的目的，并不是当官从政，而是为他们的经商活动培育具有儒家思想品德、明白人情事理的人才。譬如常威之子常万玘、常万达兄弟二人在就学时都是很用功的学生，学有所成。常威问老师二子能否考上秀才，老师保证“以其学业，进庠如囊中取物”。常威大喜，立即将二子带到张家口学习经商。二子果然不负父望，常万玘创立了“十大德”，即10个以“德”为名的商号，常万达创立了“十大玉”，即10个以“玉”为名的商号。这些商号，成了晋商中的一支劲旅，也为常氏家业兴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如果这两人走了科举道路，晋商史上就没有了常家；如果这两人没有雄厚的儒学基础，常家也就不可能有绵延200余年的商业兴旺。
在常家200余年经商、兴学相交融的历史中，仅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的就有170余人，但登入仕途做官的却仅有1人，而且非常短暂。可以说常氏学子全经商去了。其动机正如考中秀才又被选了拔贡后仍承父业经商的常立训所言：“子曰：‘不患无位，患无所以立’。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人处其逸，我任其劳，为有立也。”在他看来，当官是安逸的，经商是辛苦的，但经商可以“立身”，合孔圣人“不担心没有官位，只担心没立身本领”的教诲。如常立训经商后，将儒学用在了商业上，审时度势，呈请清政府度支部注册，兴办了票号、账局，在常家商务活动，特别是对外贸易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常家每一代都有一批学有所成的子弟学而商，这种“学而优则商”的方针保证了经商者的品德、见识、素质不断优化，导致了商业的不断兴旺。常氏学子有前辈的业绩和自己从事商业的实际，能够理解儒学对义与利的真正看法，并能够理解富与贱的真实含义。十二世常麒麟是拔贡出身，精通儒学，从商之后，同辈劝他弃商业登仕途，他说：“子贡亦贤人也，吾从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学生，经商后富可敌国，孔子名声遍天下，与他的宣传有很大关系。孔子赞他“经商有道”。所以常麒麟向他学习，绝不会有什么自卑心理。当常麒麟的儿子常维丰在国子监学毕，由于“辞章俱美”仕途似锦，常麒麟却对他说：“‘邦有道，穷且践，耻也。’汝应承祖业。”在这里，他又引用一句孔子的话：当国家安定，政治清明时，只有贫困才是最可耻的。从中可看出经商的常氏学子对儒学掌握之精，对儒义领会之深。他们深深懂得，不管“僵道学”、“假道学”怎么说，世俗怎么看，儒学对富裕是肯定的，对人们追求富裕是肯定的，儒学强调的是“道”，是“取之有道”。
常家作为世代儒门弟子经商，把雄厚的儒学功底与丰富的经商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领悟儒的真谛，用于商的实践，使常家的事业做得很大，常家九世常万达，是常家也是晋商中开创对俄贸易事业付出巨大辛苦、取得巨大成功的代表人物。他有一句名言，叫做“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他把祖先的放羊鞭和父亲常威徒步张家口开创事业时背的粗布褡裢供在祠堂，以告诫后人“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他的后人不仅像他一样把这两件祖传物件顶礼膜拜了二百多年，而且，也把他的名言作为祖训传颂了二百多年。据《晋录》记载：“晋中俗俭古朴，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有人说，晋商节俭是因为出身清苦，连《晋录》中也说是“俗俭”——风俗就是俭朴。其实，第一代晋商有过苦日子，其后代并没有，何况，同是山西商人，小富即糜的人也屡见不鲜，可见节俭在晋商来说，乃是一种品德修养的表现，是他们恪守“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古训而“克己复礼”的表现。小富即糜的商人很快就垮了，先辈节俭，后人奢靡的家族也一蹶不振了，常家直到衰落也是由于历史原因，而非自身因素，这就是遵循儒学，注重品质修养的巨大作用。
儒学重在修身，“克己、忠义、仁爱、诚信”是其主要内涵。常家注重自身节俭，但遇到利国利民的义举，他们却一掷千金，在所不惜。据流传下来的常氏事略、寿序、墓表、墓志铭、碑文及史书记载，常家从第九世到第十四世六代人中，用于办义学、公学、兴水利、赈灾民、捐军饷的资金数以百万银计；除政府借款和部分捐饷外，大部分是自发的义举。子贡曾问孔子：如果能给别人许多帮助，这个人是不是做到了仁呢？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璧，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孔子看来，能自动地、自觉地帮助别人不仅是仁爱的表现，而且简直是圣德了。办仁爱的事，自然得到了仁者的好名声，有了这样的好名声，愿意和他们打交道的人多了，他们的生意自然也就兴旺了。
对常家来说，施“仁”于人，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自己的名声，而是儒德教化的一种必然。1840年（道光二十年）归化城遭兵燹之乱，不少商号关门了，商人逃命了，正在城中的常家十三世常立训却在这关键时刻临危不乱，自己出资募勇，维护市面治安，使归化城在混乱中避免了商店遭焚、财物遭劫的后果。第二年，常立训到了张家口，又遇德国人向城中的清军精锐营开炮，张家口大乱，常立训又一次挺身而出，并代表市民到德军营论理，以他的大智大勇，保护了全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仁者必勇”，这种忠义行为使他成了同行中的领袖人物，大家都“乐听其命”，晋商的集团优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当儒德转化为商德，在商场中便有了立于不败之地的砝码，这种转化也是儒商结合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晋商尊崇儒学的本意便在这种转化上，故有学而优则商的做法。至今，尤可说这是晋商的高明之处。
评析
重商在明清时期已成为山西人的习俗，晋商不仅重商，还重学，可以说是儒商结合的优良典范，晋商之所以做到那么大的事业版图，且前后经历了几百年的辉煌，与他们的重商重学有着极大的关系。重学，使他们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按照儒学的修身正己观念严格自身修养；重商，便把他们经由儒学教化形成的儒德转化为商德，使得商业获得大发展，由此可见，晋商的成功，与儒学息息相关。
在中国官为贵的封建社会中，在轻商、贱商的环境下，晋商对商业的重视和推崇，更值得当代人景仰与学习。至于儒学，也正在成为现代人探求企业生存奥妙的策源地，不仅是中国人试图从儒学中找真理，现在，连西方人都把孔子尊称为孔圣人，并试图从他那里学到更多思想。儒和商的结合在晋商那里得到重视并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而一旦现代人也掌握了这一点，将会创造更大的成功。
（案例撰稿人杜云鹏、刘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