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法律100-418号
当前国际贸易中最大的热点莫过于中美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美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忱，除了少许中肯的“研究忠告”之外，更多的是打击。不少美国政客都在自己发表的评述中表达了“中国经济威胁着美国”这一想法，而这主要就是基于中国在贸易上的顺差地位。
当美国察觉到在沃尔玛和凯马特等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MadeinChina”时，内心开始感到深深地不安。2005年1月10日，访华的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委员、民主党资深参议员鲍克斯表示，若中方不付出努力缓解中美贸易顺差，美国政府可能将采取报复措施。前国务卿鲍威尔则做出预言：“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实力将达到美国的水平。”这些言论都是在宣扬“中国威胁”，然而中国“威胁”的似乎只有美国而已，美国却把这种所谓的“威胁论”推向了全世界。
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达到了142212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32%，相当于2001年的28倍。其中出口增长284%，进口增长176%，贸易总顺差为10188亿美元，是2003年的3倍多。而从美国的视角观察到的是，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为1147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43%。这一系列数字显示，中美贸易顺差数值比中国贸易总顺差还要大，这就说明中国对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进口都大于出口，这就如同中国的顺差只针对美国一样，让美国人感到很不满。事实上这却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当两个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欠发达国家出现顺差是非常自然的，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到欠发达国家追赶上发达国家为止。美国人懂得这个道理，显然他们对贸易顺差数字的不满只是表面托辞，实际上他们有深层次的原因。
在美国看来，中国没有“诚实、全面”地反映中国顺差的现实状况。2004年，中国统计的中美顺差为800亿美元，而美国的统计数字却为1620亿美元。相差巨大的统计数字，让美国人歪曲解释为“中国阴谋”，美国认为中国采用“低估”顺差的技术方法是为了掩盖真相、淡化问题，而本质上是想维持这种“不公利益”的长期获得。而造成中美官方数据巨大差异的真正原因却是由于中美统计口径不一、统计方法也不同。
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了危险的敌人，因为中国贸易的飞速发展为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带来了威胁。《纽约时报》曾经发表言论称，贸易数字的变化暗示这条东方巨龙不仅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对华尔街金融价格、国际利率走势具有间接控制力。“中国威胁论”的流行，让美国人心中充满了对中国的不满。
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美国不断地指责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存在问题”，不是控诉中国“倾销”，就是揭露中国“违反”贸易协定，同时还利用其金融霸主的地位，加紧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从2005年下半年的“中美汇率博弈”开始，美国一直采取外部压力的方式，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然而，中国始终把汇率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使美国借人民币升值减少中美顺差的愿望没有达成。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美国只好放弃了为中国上“自由贸易理论课”的打算，很显然，中国不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
既然“学生”不听话，那就只好惩罚了，但是惩罚也需“师出有名”才能服众。数十年来，美国都以“自由贸易的福音传道者”自居，并一直向世界宣称“有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操纵本国货币的汇率来制造国际贸易危机”，美国把这种“忧虑”写进了法律，让自己成了自由贸易的代言人以及经济自由的代理人。
为了防止一些国家操纵本国货币的汇率来制造国际贸易危机，美国国会早在1988年就通过了“100-418号法案”，被称之为《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在该法第3004款规定，美国财政部长每年都要对外国汇率政策进行两次分析，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磋商，判断有关国家是否通过操纵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来阻止有效的国际收支调整，或在国际贸易中获得非公平竞争优势。如果有关国家被确定有相关的行动，美国财长就可以依据该法第3003条款的规定采取行动，在IMF框架内或是在双边范围内与这些国家进行双边谈判，以确保他们“立即”并“经常”调整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以实现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并消除任何“非公平”的优势。
然而，在美国的法律中，非公平的优势指的就是拥有较多全球经常账盈余或者对美国贸易有巨大双边顺差。显然，在美国财长眼中，中国就是一个存在货币操纵行为的国家，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都处于顺差状况。而实际上，贸易不平衡只是贸易基本面的结构性影响，通过汇率调整进行纠正，是一种正常的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然而美国则试图用汇率来控制其他国家的货币调控政策，这本身就是一种妨碍自由贸易的行为。
实际上，汇率政策并不能代替国家的结构性经济调整，然而美国把汇率政策的地位拔高，目的是为了通过“美元中心”的优势，操纵其他国家的货币。虽然汇率政策不能替代合理的国内金融和经济政策，但是其对于国家的金融安全以及经济的影响都非同小可，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而美国就是仗着自己拥有的国际货币发行权，自封为“国际金融界的巡警”，企图通过汇率体制来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赢得优势和利益。事实上，美元本位的汇率体制就是一个在国际贸易中进行掠夺的计划，而美国就是这一计划的策划实施者以及利益获得者。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言，决定本国货币的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权利，不需要其他国家的许可，因为货币政策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的生死存亡，就如同心脏一样。如果一个国家采取了违反公平规则的汇率政策，就必然会受到诚实的汇率决策者——市场的惩罚，而不用美国来别有意图的多此一举。
诚实的汇率决策者
一种货币盯住另一种货币是一个国家的一项单边权利，这并不需要被挂钩货币国家政府的许可，也没有违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规则，相反，这正是保证经济稳定与安全所必须采取的一种手段。货币挂钩并非神圣而不可侵犯，只有货币霸权国家才会为这个所谓的神圣权利而“大声疾呼”。
事实上，对采取货币挂钩政策的经济体而言，调控汇率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同样要受到市场决定作用的影响。如果该国不愿金融大鳄：索罗斯或无力承担调控汇率所带来的成本，那么任何货币挂钩都可能会被市场力量所打破。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前，墨西哥比索就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以期抵抗通货膨胀，然而由于墨西哥外汇储备不足以及比索贬值，再加上受国际市场中的资本影响，最终比索没有支撑住市场的力量，墨西哥经济也走入了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才是诚实的汇率决策者。
1992年，索罗斯狙击英镑更说明了市场对汇率的影响力，那次危机最终导致欧洲汇率机制欧洲汇率机制创立于1979年，旨在限制欧盟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波动。该机制成员国货币的汇率被设定固定的中心汇率，允许汇率在中心汇率上下一定的幅度内波动。崩溃。
欧洲汇率机制是欧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采用的是一种多边的固定汇率体制。这种汇率机制于1979年3月被采纳，主要是为了降低汇率波动的幅度，以实现欧洲的金融稳定，也是为欧元的出现做准备。欧洲汇率机制使成员国之间的汇率控制在一定区间内，欧洲各国货币都与强势且稳定的德国马克挂钩，以达到稳定汇率、控制通胀的目的，从而培育欧洲区域内的经济贸易。这样的设计不仅能提高欧洲与美国的外贸竞争力，还为欧洲最终实现单一货币铺就了一条道路。
1990年10月，英国以295马克/英镑作为固定汇率水平参与欧洲汇率机制，然而为了降低通胀，英国把汇率定得太高了，同时英国也没有打算使其国际竞争力机制化。
高傲的英国坚持强势英镑，这在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整个欧洲汇率机制中所确定的固定汇率都是不明智的。这一体制试图获得在不同经济体内实行单一货币的效果，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表面这是由国家情况的不同而决定的，其实却是市场定下的规则。
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后，英国自1990年10月至1992年9月的23个月内，遭受了60年来的最严重经济衰退。固定汇率给英国带来的所有损失达到1992年GDP的133%。为了阻止市场力量使自由交易的英镑贬值，英国梅杰政府试图利用82亿英镑来捍卫英镑所难以承受的利率，但是最终导致预算赤字、提高税率、减少公共开支及对燃料征收增值税等不受人民欢迎的结果。
在欧洲汇率机制内，英国无法通过降低利率来对付日益严重的失业和增长下滑问题。德国的统一使汇率机制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西德向东德输入大量资本，给新统一的德国带来通胀压力，导致央行提前抬升利率。同时，欧洲的其他经济体（特别是英国）也处于衰退之中，对德国主导的利率提升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这种利率差异放大了90年代英镑的过高比价。
事实上，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呼吁降息。然而，德国为了应付本国统一后的国内通胀压力，一直提升德国利率，为了遏制德国的通胀，德国抬高利率是必要的。然而无辜的各国也不得不紧跟德国的脚步。而英国此时也急需降低利率，结果却不得已采取了利率攀升的政策，使英国陷入更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2年，许多欧洲国家的货币已经无法维持在汇率的浮动限度之内，如果再强行维持汇率的话，势必导致经济崩溃，这最终使得欧洲汇率机制解体。
英镑汇率被人为固定的情况被乔治·索罗斯瞧出了破绽，他带领的量子基金率先向其发难。量子基金在市场上大规模抛售英镑而买入德国马克，致使英镑大跌。
面对英镑突然狂跌的情况，英格兰银行迅速做出了反应，动用了15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大力抛出德国马克，并且购入英镑，同时还配以提高利率的措施。索罗斯得悉，只轻轻一笑，对身边的人说：“刚好，我有很多英镑要卖出！”
量子基金的冲击使得国际资本如同潮水一般纷纷涌向英镑市场，这使英国央行几近破产。在短短1个月内，英镑汇率就下挫20％，英国政府不敌国际资本的冲击，致使英镑被迫退出欧洲货币汇率体系而实行自由浮动。
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后的英国不再遭受通货紧缩之苦，英国的金融政策也摆脱了维持汇率的任务，英国政府终于可以通过一系列合理的金融措施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当欧洲汇率机制中的各成员国为了防止本国货币贬值而维持相对高的利率时，英国却正在享受低利率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与英国过去不同的是，港元并没有实行固定汇率。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香港也遭受了同样严重的打击，香港经济经过了近10年的衰退才开始复苏。进入21世纪后，香港经济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仅受到了美联储放纵式金融政策所导致的债务泡沫的影响，同时由于港元与美元的联系，使得香港经济与美国经济被串联了起来，如果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话，那么香港也会紧随其后。
一般来说，适当的汇率能使经济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并同时使国际收支达到平衡。如果实行过高的汇率，就会导致国际贸易逆差和国内失业状况，而过低的汇率则会使外汇储备迅速膨胀，加重国内通胀的压力，引起经济泡沫。因此，每一个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都需要有能力不断调整其货币的汇率。
在全球市场缺乏管理且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汇率也会经常浮动以发挥它对完全就业和外贸平衡的调节作用。各国都应该对汇率进行严格的管理，尤其是要抵制那些投机性的汇率变动，以防止本国经济及对外贸易受到不良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汇率维系在固定的、不变的变化区间就能一成不变地保持汇率，因为汇率不仅要有短期的稳定，更要求有长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让汇率更合理，更适合本国经济的发展。
由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管理，国际金融秩序又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如果缺乏对本国的货币汇率监管，本国的金融就很可能遭受到国际资本的操纵，也必然会落入美元的控制之下。在当前货币自由兑换的国际金融体系内，美国所谓的“公平游戏场”的规划就是要求严格限制各国货币的汇率浮动，如果一个国家的汇率浮动被限制了，对自身经济而言就是自寻死路。
中国政府已经看清楚了这其中的奥妙，所以没有完全陷入货币自由兑换的国际金融体系。于是，“国际经济巡警”美国采取了另外一条道路，先让人民币升值。
舒默的通牒：人民币升值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地把人民币汇率跟美元直接挂钩，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价格上得到了15%～40%的优势，致使国际贸易失去了平衡。2005年4月上旬，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份提案：要求中国政府在6个月内让人民币升值，否则，美国将在国际贸易中对中国实施报复。该项名为《舒默修正案》的提案明确指出，如果中国在6个月内不采取行动调高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美国将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
美国参议院一下达通牒，就得到了众议院的附和，他们随即提出了《中国货币法案》。该法案认定，中国政府低估本国货币已经构成违禁出口补贴，属于“操纵汇率”的不正当经济行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被推到了国际经济的风口浪尖上。
美国参众两院众口一词地表示，中国通过人为地操控汇率政策，提高美国对华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扩大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在美国看来，只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美国的贸易问题以及国内所面临的各类经济矛盾都会得到圆满解决。以美国人的聪明，他们显然不会把美国经济的腾飞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币的升值上，而其故意把问题简单化的做法可以传达出一些诡异的信息。
在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额已经达到了6177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不过数百亿美元而已，相对于美国贸易总逆差来说，只不过极小的一部分。而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却把国内巨额的贸易逆差归罪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显然是有所图谋了。
事实上，一直以来，美国都在享受着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好处。
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国金融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200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较上一年增长了513%，外汇储备总额超过了6000亿美元，其中基本上都是美元资产。如果人民币升值，大量的投机资本就会从中国流出，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会大量的减少，这样就会减少对美国政府债券的需求，使得美国债券市场的利率下降，从而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将继续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这就为美国提供了巨额的铸币税，也就意味着美国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就可以无偿地占用中国的资源和产品。如果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就会大量减少，美元显然就无法享受大量铸币税的好处了。此外，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为美国成功地实现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面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好处，美国依然还保持着促使人民币浮动的热情，实际上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美国积极地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或者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国内的经济金融体系还存在着各种的问题，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银行治理结构都还很不完善，金融机构也缺乏成熟的风险管理技术。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改革汇率制度，就会出现日本经济当年的一幕，汇率水平在经历短暂的升值之后便急转直下，从而使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迅速陷入危机的泥潭。很显然，对于美国而言，这样的利益要比上面的那些好处大得多，而且也是迅速激活美国经济的好方法。
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有分量，这也是促使美国阴暗心理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无论是出于对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维护，还是出于对政治霸权地位的维护，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年，东欧和前苏联都是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在“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之下对汇率制度进行“手术”，最终引起了货币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在美元霸权之下，金融自由化就是一个假大空的阴谋。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甚至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是一个灾难”。
汇率制度的改革本身需要很多条件，包括经济发展规模、对外开放的程度以及国内经济自由化程度等，这些都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因素。
中国一直都在致力于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如企业结汇期限放宽、实行美元做市商制度、允许外国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外汇交叉买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以及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无一不是在间接地为汇率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
然而，在压力之下，中国显然不会妥协，温家宝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可能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出其不意”地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说，中国未来汇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不是简单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
这些都明确地向外界表明，中国在汇率问题的争论方面，已经开始正视问题的实质：更加自由、开放和更加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很显然，中国需要的不是人民币升值，也不是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而是建立健全的国内经济金融体系。
忧虑的“工人代表”
按照规定，美国参院金融委员会要对财政部每年两次的汇率问题报告进行讨论，并对政府汇率政策进行监督，2007年1月31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主要就是关于美国财政部就“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向国会递交的报告的讨论会。这次听证会再次突显了美国是一个披着自由贸易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
美国参议院会议美国第74任财长保尔森作为听证会的主要作证人出席了会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表示了对国际汇率问题的忧虑。财政部的报告是唯一直接涉及国际经济及汇率政策和其他国家的货币操纵政策等问题的国会报告，财长须出面作证。同时，由于汇率问题对美元以及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使得美国对此怀有极大的热忱。在美国眼中，其他国家总是利用汇率问题破坏国际经济贸易的公平，而美国则是公平游戏场的建立者与维护人，有义务和权利对国际汇率采取措施。事实上，美国总是为其他国家享有利益而感到不安，而使得自己“忧虑重重”。
克里斯托弗·多德就是一个典型的“忧虑”人士。在这次听证会中，多德表达出了对美国政府相关政策的不满。多德认为布什政府的有关政策把克林顿时代留下的财政盈余创纪录转变为同样创纪录的赤字，使得国家负债累累，导致了一些全国性重点建设领域如医保、学校、基础设施、有困难企业及家庭减税等方面出现了投资不足。尤其是经济增长只局限于金融等个别经济领域，仅仅使得商人阶层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这种现象让多德很为美国工人鸣不平。多德认为，近几年来美国的收入差距加大，而且工作岗位也大量流失，美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幅度和最持久的一次失业期。他不无感慨地说：“对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经济衰退并没有结束，它持续了7年并仍在继续。”
美国工人丢掉了工作，但美国经济并未“丢掉工作岗位”，政府只是将它们重新进行分配而已。美国是一个金融大国，经济已经向全球扩张，政府将工作机会转移到了海外，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美国人利用强大的金融资本驱使着海外低工资的劳工发展本国经济。
在过去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产业发展需要其提供就业岗位，并大量出口产品换取黄金。而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的阶段。金融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表现的是金融资本的扩张。
为了拓展美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的势力，美国把工作机会向低工资的海外转移，以减少生产成本，同时用指令性货币换取了那些低成本劳力生产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付出的只是“美元白条”，而得到的却是实实存在的商品。而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盈余又只能被重新投资到美元经济中，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在循环不停地为美国劳作和服务。
自从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美元从金本位脱钩后就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美元成了实实在在的白条，二是建立了美元霸权。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必备的全球储备货币，一些重要商品，如石油都以美元计算，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是由美元霸权作为金融中介的。美国在处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时，通过商品换取了黄金，而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却用美元换取了商品。这样的生意一本万利，美国自然乐意为之。美国通过美元进行经济掠夺的行为已经是一件对别国而言最为常见的事情，在低成本国家进行投资并将产品销往高收入国家的做法也是美国发展经济的好手段。
关于这些，作为金融委员会的掌门人——多德显然不会不知道，然而他却顾左右而言他。多德的说法不仅是为了迷惑本国的人民，缓和国内矛盾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同时也为“他国经济威胁”埋下悠远绵长的种子。
美国除了利用美元进行投资，获得商品与服务的享受外，还采取利率套利的方法获得利益。利率套利的方法就是在低利率国家借钱并拿到高利率国家放贷，这对于美国来说，实在是一个极为简便的方法，因为家里放着美元印钞机。美国自称是致力于建立“公平游戏场”，然而，在这个“公平游戏场”中，美国却占尽了优势。
美国的“公平游戏场”主要是以金融全球化为基调，表面上是要求国际经济贸易的自由开放，暗地里却是为美元霸权开拓畅通无阻的阳光大道。不少外国政府因此被扣上操纵汇率的罪名，而实际上罪魁祸首却是美国。美国以其强大的金融实力操纵着全球劳动力市场，获得不公平的劳力优势，这就是“公平游戏场”的内幕。
多德的忧虑提法不仅掩盖了这些事实，同时还携着民族主义的炮弹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他认为，美国外包的工作机会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其中有超过一百万的工作机会出现在重要的国防工业领域，这会使很多危及到国家安全的制造力流失到海外。对此，他还举例称，“一些用于制造聪明炸弹的特殊磁铁转移到了中国”。多德认为如果这样的军事技术以及产品被中国掌握，就会使美国军队战备供需产生中断的危险。为此，他呼吁对贸易规则进行调整。
然而，事实上美国军队不仅需要特殊磁铁，同时也需要大量中国制造的“两用”物品，如军服和军靴等。很显然，这种作法是“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并不是由中国单方面造成的，而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国却又携着经济民族主义攻击自由贸易下的结果，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做法就是一场加害于人的阴谋。如果特殊磁铁已经危及美国国家安全，那么美元无疑是威胁世界安全的最危险武器了。
在2007年的这次听证会上，重点讨论的对象是中国，集中的问题是汇率政策。美国一直以来都宣传“市场决定汇率”的观点，认为这能解决美国出现的贸易赤字问题。在现实中，市场汇率却是由汇率政策决定的。然而，美国政府却要用“市场决定汇率”做幌子，将其他国家的汇率体制纳入以美元为中心的轨道上。在美国宣传的自由市场理念中，政府的汇率政策是被强烈反对的，而美国自己却屡屡利用汇率政策干预他国的经济贸易。
实际上，要使全球市场做到真正的自由和公平，所有货币都必须遵守市场力量的公正原则，并具有相同的地位。尽管每个国家都企盼这种公平，但一直以来，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把本国货币汇率完全交由市场决定，尤其是美国政府更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不同国家在经济、金融和货币条件及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汇率政策的不同也是正常的事情，而且任何一个政府为了本国利益都会通过调控本国货币汇率与国际进行接轨。政府调控汇率政策并不见得就是破坏国际经济平衡、抛弃市场调节的行为，相反，市场本身对政府的税率、贸易政策及央行在利率方面都会产生影响。
对中国发动的阻击战
美国财政部于2006年按照相关法律的要求，检查美国的贸易伙伴是否存在操纵货币以谋取不正当贸易优势的现象，其目标直指中国。经调查后确认，中国并没有操纵货币。但美国国会以及美国的一些媒体仍坚持认为，人民币升值才能减轻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对美国公司和工人造成了伤害，同时还认为中国无视美国的要求是导致国际市场扭曲的最重要原因。
这种指责与事实、理论均不相符。操纵指的是故意、主动调整汇率的政策，是造成市场违反基本规则从而获利的行为。中国并没有让市场违反基本规则，事实上，市场扭曲主要是受美国的贸易和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不是来自中国。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但是远远没有操纵世界市场的能力，而只有像美国这样的金融大国才有这样的实力。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把828元/美元的汇率保持了10年，并在003%的区间浮动。然而，美国倒打一耙，把中国定为操纵者，这就像一辆车以稳定速度行驶了很长时间却被指责为超速，原因是与之同行的警车缺油，速度减慢了。很显然，这是一种蛮横的指责。
迫于美国的无理要求，2005年中国不得不宣布将人民币升值2%，使汇率达到811元兑换1美元。同时为了保证人民币的安全，中国还表示将与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及其他货币在内的国际货币挂钩。
尽管中国做出了让步，但是美国仍然要扩大“战果”。美国的一些政客声称，人民币被低估15%~40%之多，这是导致美国就业岗位向外包流失的极为重要的原因。美国为了解决自己的纵容性货币和反劳工政策所导致的贸易问题，要求中国必须将人民币升值40%，这个要求和市场需求没有关系，目的就是让中国来补偿美国自己的政策失误，减少美国的外贸赤字。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目的十分明了。
2007年2月6日，美国众议院与参议院举行联合听证会，审议布什政府29万亿的“2008年财政预算案”。会议中，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又被推上了枪口，这个敏感话题再次掀起波浪。
财长保尔森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已经快于从中国的进口速度，然而国会议员就美国就业的问题不断给保尔森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行动迫使中国调整币值。然而从根本上说，美国要增加对华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中国人的工资以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人民币升值。事实上证明，人民币小幅度升值的后果仅是给中国带来物价上涨飞快的时代。面对现状，中国更多的是考虑提高货币调整对本国金融的稳定性。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很容易导致中国国内市场出现通货紧缩的状况，造成中国市场需求减弱，从而影响到经济安全。
事实上，一种货币的汇率是受本国央行制定的利率所影响的，这种干预是否构成操纵是观察角度的问题。
保尔森曾经为日元兑换欧元汇率的下降辩护过，在他看来，日本政府对货币市场进行干预是没有真凭实据的。欧洲官员一直对日元疲软很不满意，因为它使得欧盟的出口更加昂贵，使其在亚洲的竞争力下降。保尔森表示：“一些人可能不喜欢现在日元的交易值，但我的任务就是支持和争取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我相信日元是在竞争性的市场进行交易的，这符合市场的基本准则。”
关于这场辩护，如果把日元当成美元的同盟者来看，就将一目了然了。很明显，欧元区是作为与美国形成对抗的一股经济势力，其欧元对美元地位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日元则是美元在亚洲货币领域的一个潜在的同盟者。
欧洲各国认为，日元被低估是因为日本的金融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而事实上那是美元在日元背后影响的结果。日元的低利率使美国的经济受益，美国可以先借贷日元这样的低利率货币，然后在高利率货币国家（如欧元国家）进行放债，这样就可以补充贸易不平衡。
日元一直都跟在美元背后，对中国人民币升值摇旗呐喊。日本认为日元的低利率是人民币被低估造成的结果，而美国则认为人民币的有限兑换是人民币被低估的原因，这就好像一个连环套。
人民币与日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兑换程度。日元是自由兑换，而人民币实施有限兑换。实施有限兑换的制度，是中国出于抵制市场对人民币的攻击来考虑。如果人民币兑换全面放开，就必然会直接面对其他资本的攻击，这对于金融体制不完善的中国而言，是极为危险的。
对于中国的汇改问题，保尔森在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抛弃了过去那种强势策略，转而换成了怀柔政策。他曾经表示，作为一个加入国际贸易的经济体，其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会导致相当大的经济损失。保尔森的说法其实是软化中国的做法，虽然没有严厉地指责中国违反国际贸易条约，但是却换成了道貌岸然的劝说。保尔森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一直把稳定的汇率持续下去，是因为中国现在能够承受压力并保持金融稳定，但是长久来看，对于中国的经济是不利的。
事实上，一国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很容易遭到来自对冲基金投机者对其货币的大规模攻击，这会很快地吸干政府的外汇储备，并导致该经济体的债务市场崩溃。对那些实行外汇和资本管制的经济体，就会造成外汇储备的流失和贸易量的减少。如果是外贸顺差国家，其结果将是国内货币资本流失。中国的人民币采取了有限兑换搭配固定汇率的方式，是一种安全的做法。
如果实行货币自由兑换以及固定汇率政策，就会造成经济灾难，而有限兑换的货币采取固定汇率，其成本可以在国内经济体内被吸收。也就是说，一种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体制是不可能违反市场规则的，只有违反市场规则的体制才会遭遇市场力量的摧毁。
美国把货币有限兑换的固定汇率政策定性为违反市场规则，把中国奉行的货币体制称作市场操纵行为，这显然是不对的。所有国家的政府在参与货币市场的时候，都有权利执行安全的金融政策，在货币市场上维持本国汇率的适当水平，这样做必然会形成一些金融安全上的壁垒。一向崇尚“自由”的美国自然不能让这些门槛阻挡了美元的脚步。如果要说有国家在通过汇率政策操纵市场获得不公平优势，那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美国，因为操纵货币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看家本领”。
操纵汇率的“魔法师”
从根本上来说，货币挂钩与美国联邦利率政策一样是一种实现金融目标的途径。美元作为世界贸易中的主要储备货币，其利率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各国制定本国汇率政策的时候，美国总是通过调整本国利率政策来对各国施加影响。事实上，美国才是操纵全球汇率的实际操纵者，而美联储主席则是汇率操纵的“首席魔法师”。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开始，美国就一直使美元的汇率下挫，这个事实只不过是在美元霸权的统治下被长期掩盖了而已。从罗伯特·鲁宾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开始，美元霸权就被逐步地建立了起来。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引发全球泡沫，同时为本国“借”来经济繁荣。
80年代，美国发行了规模空前的国债，由于采用了颇高的利息，极大地吸引了投资者，各国中央银行趋之若鹜。到了90年代，美元国债依然十分抢手，美国经济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岁月。2001年以来，由于反恐战争的庞大开支和80年代以来大量发行的各种期限的国债纷纷到期，越来越大的利息支出迫使美国发行更多的国债来替换老国债。截止到2001年，美国在过去的87年里一共积累了6万亿美元的国债，而从2001年到2006年，短短的5年里，美国竟增加发行了近3万亿美元的国债。
如此强大的借债能力也只有美国这样的超级金融强国可以做到，如果没有美元霸权下的汇率控制，美国不可能创造出如此壮观的债务奇迹。
“9·11”以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为了挽救股市和债券市场，不顾后果地把利率从6％迅速降到1％，造成了美元信贷暴涨，美元迅速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人们此时才明白，原来美元只是印着绿色花纹的纸片而已，而美国具有这样的操纵优势竟然已经长达数十年之久。
2001年，美元利率大幅下挫，这让全世界美元持有者的心瞬间冰冷。他们纷纷扑向了美联储变不出来的东西，如房地产、石油、黄金、白银等。一位法国投资者不无感慨地说：“纽约人能发行美元纸币，但只有上帝才能发行石油和黄金。”然而，这种纷纷转向投资的后果却是，原油价格从22美元一桶飙升到60美元，过了没几年又突破了100美元的大关。其他的投资品，如黄金、白银、白金、镍、铜、锌、铅、大豆、糖、咖啡、可可等价格也迅速上涨，到了2002年，这些投资品价格已经比上一年涨了120%～300%。
一次利率变动就掀起了世界资本市场的轩然大波，足见美元的威慑力。美国通过调整利率积累起来的巨额债务已经高达44万亿美元，如果把这些债务平摊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则高达近15万美元。如果以5%的保守利息计算，44万亿美元每年需要支付高达22万亿美元的利息，这已经接近于美国政府全年的财政总收入。
美国的债务中，七成以上都是通过发动高利率战争而背负的，在高利率战争中，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被套牢，成为美国利率轰炸下的主要牺牲品。现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国已经严重负债，所以美国已经不能通过高利率的政策来提高国债的发行量了。然而，美国利率依旧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杠杆。
美联储主席之所以被称为是汇率操纵的魔法师，还在于他对投机市场的绝对影响力。在绝大多数投资人担心未来利率会突然暴涨的时候，美联储主席却向所有人保证“利率不会暴涨”。美联储对于投机市场的暗示效果，使得美国的投机市场空前繁荣。投机市场大量吸纳美国债务以及美元，这保证了核心通货膨胀指数被奇迹般地控制住了。
美联储主席的每一句话都能让金融市场产生波动，事实上这也是金融大国的生存之道。美国作为一个金融大国，主要依靠金融行业来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而金融业则必须依靠价格的变动才能生存。在金融大国，引起价格变动成为美联储例行的公事，而对于美国来讲，引起世界价格的波动显然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因为对他们来说，就业率上升是好事，不仅有利于工作机会的增加，同时还能增加出口。美国始终都把造成就业率低落的原因归咎于他国，真正的事实是，美国政府把本国的生存之道定位于金融业上了。
很显然，美联储不可能以减少美元的发行量来达到稳定汇率的目的，因为它需要的是价格波动。在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时，美联储宁愿投入几千亿美元稀释美元价值进行救市。这一举动将导致美元供应膨胀，汇率日渐走低的状况。当美元汇率触到了下降的底线时，美联储就可以进行反向操作，使国际资本重新趋向美元，这样在来回之间，各国的血汗钱就被榨取干了。
美国口口声声指责其他国家操纵汇率，指责中国对外输出通货紧缩，事实上，美国一直却在借次贷危机来输出本国的通货膨胀，让美元继续贬值，汇率继续下滑。
在国际金融贸易中，美国依然霸占着庄家的位置，而美联储则作为实际的汇率操纵者，影响着国际经济的走势。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就中国汇率问题上发表评论说：“中国的人民币被低估就等于向那些出口业的中国公司提供了有效的补贴。”他认为基于此点才导致了令人不快的市场扭曲。伯南克的“诉苦”显然是污蔑与栽赃嫁祸，几十年来真实的市场扭曲都来自于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增发美元的偏好以及对通胀的控制。美联储一直都在抵抗市场的力量，大举支持财政部的强势美元政策，并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而强势美元代表的则是一种赤裸裸的货币霸权。
美元利率一直比日元利率高，比欧元利率低，这是由各国不同的经济条件和对本国通胀的排斥所引起的。在美元流动性大量增加的状况下，美国财政部在保持强势美元的同时，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利率水平，而不是采取不负责任的措施。
在亚洲，除日元之外，许多货币均与美元挂钩，因此，受到美元贬值直接影响的货币就只有日元、欧元以及与之相系的货币，如英镑和瑞士法郎，这使美元的技术性流动过剩。要解决这种状况，美国先要控制住财政贸易双赤字，这也是美国应负担的责任。到那时，日元和欧元才能承受弱势美元的冲击，从而使得各国的货币有一个栖身之所。
金融安全，谁负责？
美国作为一个很有弹性的国家，对双高赤字进行控制是完全可以的。1980年，前美联储主席沃克尔对美元通胀所采取的“放血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政策造成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如果要逆转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双高赤字，美国必定要付出比实施“1980年政策”更加惨重的代价。
1979年至1980年，为了对付如脱缰野马的美元通胀，沃克尔将美元利率提高到了20%，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墨西哥陷入无法偿还债务的危机之中。1982年，墨西哥GDP只有1060亿美元，却背负了高达80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而且其借贷方主要就是美国银行（美国银行担当了第三世界国家最大放贷户的角色）。美国银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需要将大量美元重新周转。在美国面临严重通胀形势的21世纪，历史很可能会再次演绎，而向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只会加快和推动历史重演的过程。因此，尽管美国在向中国施压，但是中国始终都选择谨慎的应对措施，因为美国是不会为中国的金融安全负责的。
2007年2月10日，在德国埃森举行了的七国会议，参会国家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应邀出席。会议举行之前，美元汇率的情况是：1216日元/美元，07欧元/美元。虽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美国所希望的水平，但欧元汇率却让欧洲各国感到不满意。就在会议当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汇率达到了775元/美元的高度，与2005年7月21日的828水平相比，降低了64%。而在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并走向升值的时候，港币与美元却以781港元/美元挂钩了。很明显，这种挂钩的状况并不能维持多久，如果人民币继续上涨，将必然会迫使港币与美元脱钩，否则港币就会面临相当不利的后果。
当议及当时日元的下跌趋势时，西方七国则摆出日本经济正不断增强的事实，想要以此来告诫货币投机者不要过分。事实上也有很多投资人接受了这样的信息，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人在大量借贷低息日元，并将其投资到其他地方以换取更高的回报，这样的投机行为加快了日元贬值的趋势。
针对汇率这一高度敏感话题，西方七国会议提出了指导性的原则，然而这与2006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如出一辙，事实上上次的做法并没有有效阻止日元的跌势。
西方七国政府就如同酗酒的父母试图警告孩子不要吸毒一样，看不到自己的原因。他们固执地相信市场的基本规则会带来幻想中的好处，事实却总是让他们的幻想破灭。
欧盟认为日元低估导致了欧元利率处于劣势，而美国却对日元的汇率表示满意，同时把问题指向了中国。美国财长保尔森不仅不同意欧盟对日元的指责，反而为日元辩护。他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日元身上，而是出在人民币身上。保尔森的说辞是：日元是完全自由交易的，符合市场的规则，而人民币则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其币值过低，这违反了市场规则，造成了国际贸易的不公平。保尔森这一举，直接把祸水引向了人民币，让人民币陷入了日益高涨的汇改呼声之中。
但保尔森没有提到，日本央行确定的日元低利率政策，直接导致了日元在公开市场上下跌，为套利交易提供了机会。
外汇是国际经济的一个热门话题，而当前中国则是外汇问题中的热点。在美国的添油加醋之下，国际中不少国家认为中国违反了市场规则。2006年，中国全年外贸顺差增长75%，GDP增长速度为107%，是11年来最快的一年，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如此大的经济成就以及过快的贸易增长速度难免会惹人非议，但是，如果要以此作为中国破坏贸易平衡的证据，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中国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时刻，开放货币兑换显然也是不明智的。如果汇率处于浮动状态下，汇率的变化就很容易受到国际各种资本的侵袭。
事实证明，主要货币间存在的汇率变动主要是由对冲基金的套利活动所引起的。然而，那些对冲基金的辩护人则称，套利活动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且能够提高效率，而实际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对冲基金已经成为一种导致不稳定因素的主要力量，并直接威胁到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近年来，由于资本市场的热度上升，使得对冲基金也变得越来越活跃，在这样存在明显风险的情况下，美国联合国际上的各个富有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放松汇率管制并走向货币完全兑换，这显然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要求。
对冲基金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因为这个行业不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那样受到较严格的管理。缺乏管理的对冲基金最初只是满足一些极富有的人通过商业风险管理来获利的需求，如今它已经日益壮大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市场力量，吸引了众多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进入，这也使风险变得更加巨大了。面对这种状况，起初很多金融家提倡利用对冲基金来分散风险，把单个风险散布到整个金融市场以避免单一失约而导致的整体受损状况，但当对冲基金成长为一个行业时，就给金融系统埋下了灾难性的风险。
对冲基金运作时的威力是十分巨大的，从索罗斯著名的量子基金就略见一斑，在国际上，一国的货币不仅要面对其他货币的攻击，同时也要防止市场上各种资本的侵袭，没有健全的金融体制与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显然是不行的。关于对冲基金的能量大小，有人曾经发表这样的看法——对冲基金才是真正的货币操纵者。
2007年，对冲基金已经达到了14万亿美元，而这些基金所投资的合约价值更是数以万亿计，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步伐也大大加快了，这使国际市场变得更加诡异莫测，也使各国的金融安全受到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鳄鱼”将何去何从？
面对面冲基金发展的如火如荼这一状况，美国感到了威胁与压力。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对冲基金的行为一直都保持着纵容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冲基金起初是美元的帮凶。国际最为著名的对冲基金——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都来自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多次从事趁火打劫的勾当。无论是英镑危机还是亚洲金融风暴，任何一桩买卖都引起了金融市场的大地震。如果其中没有美国政府的纵容与漠视，也不会引起那么多轩然大波。
据估计，全球目前共有近万只对冲基金，资产总额超过了2万亿美元。对冲基金业以监管松散而著称，出于对高回报的追逐，对冲基金往往会采用较高比例的杠杆融资，并频繁通过快进快出的操作获取暴利（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曾经长期保持30%的年均回报率）。
不过，随着对冲基金规模的迅速扩大及该行业透明度的缺乏，使得其内在潜藏的巨大风险也日益引起各界关注。不少国际组织都呼吁加强对对冲基金业的监管，曾经做出多次经济破坏的“鳄鱼”索罗斯也表示，在整体经济出现波动的情况下，对冲基金采取过度的杠杆操作以及大量举债投资的做法，可能带来极大破坏性。
在对冲基金越来越强大的时刻，就连一向纵容对冲基金的美国，也开始着手加强对这一巨大风险行业的监管。实际上，美国政府早就意识到对冲基金的危险性，但是要“卸磨杀驴”，难免会有“兔死狗烹”之嫌。但是出于对美元安全的角度考虑，美国选择捍卫美元的利益，开始促使各国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
2007年，七国集团就多次提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增加其透明度。欧盟一些官员指出，对冲基金越来越活跃，其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大。6月的八国集团峰会也把对冲基金监管作为热门议题，轮值主席国的德国一直在游说各国联手对对冲基金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为对冲基金的运作制定准则。但是，当时美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不愿对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对冲基金采取收紧的政策。美国担心加强对对冲基金实施监管会损害到自己金融霸主的地位。
基于对冲基金的危险性，2008年4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整套为对冲基金制定的“最佳行为准则”草案，目的是敦促对冲基金走向透明，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表示，对冲基金持有者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确保它不会危害到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国在“与狼共舞”多年后，终于准备“卸磨杀驴”。
在很早之前，对冲基金就成了美元霸权的帮凶，它为美元统一世界立下了不小的功劳。索罗斯1992年狙击英镑，致使欧洲汇率机制走向崩溃，欧洲各国货币纷纷走向了浮动汇率，被纳入了美元汇率体制中，受美元利率的影响，这一切功劳都是对冲基金的。
尽管索罗斯是华尔街为人所熟知的高手，但是令其扬名于全世界的，却是他弄垮了英格兰银行这件事，那一战是索罗斯的成名战，至今都让投机者们津津乐道。
几百年来，英镑都作为世界的主要货币，在世界金融市场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尽管20世纪末期，由于经济的衰退，英镑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开始下降。但英格兰银行作为曾经的世界金融中心，具有极为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强大的实力，对于欧洲货币体系的稳定也一直都提供着强大支持。因此，从未有人胆敢对抗这样一个金融大国的金融体制，然而，索罗斯却敢于“捋虎须”。
1989年11月，东西德统一，德国很快复兴和繁荣起来。欧洲各国开始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大欧洲”的概念也开始形成了，各国货币采取了与德国马克挂钩的欧洲货币汇率体制。
索罗斯经过冷静的分析，认为新德国正在忙于重建东德，必定会经历一段经济拮据的时期，这会使德国无暇对欧洲货币体系进行维持，而德国出于对本国经济的发展需求，必定很难照顾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利益，这将给欧洲货币汇率体制造成缺口。
果然，事实正如索罗斯料想的那样。德国一直维持对本国有利的利率，使得欧洲各国很难协调各自的经济政策。当时英国经济长期不景气，正陷于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维持高利率的政策，要想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降低利率。除了德国马克，其他各国的货币都需要维持低利率来拉动本国的经济。但是由于实行的是固定汇率的体制，各国又不得不跟随德国马克的脚步，勉强维持高汇率，这使各国经济日趋低迷。索罗斯认为时机就快到了。
1992年9月，索罗斯联合一些套汇的基金在市场上抛售疲软的欧洲货币，使得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斥巨资来支持各自的货币价值，从而稳定固定的汇率。索罗斯充当了这场货币战争中的中坚力量，仅他一人就动用了100亿美元。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大量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狂跌。虽然英格兰银行购入了30亿英镑，但仍未能挡住英镑的跌势。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到了9月16日，索罗斯继续对英镑做空，使得英镑迅速跌出了欧洲汇率体系。尽管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格兰银行动用了价值约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索罗斯对英镑地位的撼动，使欧洲汇率体系产生重大的变化。
随后，意大利和西班牙也纷纷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事实上，意大利里拉和西班牙比塞塔也在货币战场上节节败退，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欧洲货币体系由此走向崩溃。
这场货币阻击战中，索罗斯成了最有名的国际金融狙击手，他被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然而，无论人们对索罗斯是神化还是妖魔化，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索罗斯背后的强大支持力量——美国。
此后，在1997年7月，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再次出击，转战亚洲。量子基金大量卖空泰铢，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实行自由浮动，从而引发了一场泰国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后，危机很快波及到所有东南亚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对冲基金的出击使得美元的触角向世界货币领域伸展开来，为美国控制世界货币体系提供了更大的支持并扫清了障碍。
“金融大鳄”的量子基金为美元效命的数十年中，索罗斯的收入也是极为可观的。1969年注入量子基金的1美元在1996年底已经增值至3万美元。
但是由于对冲基金的发展，使得别国的对冲基金也壮大了起来，这些对冲基金对美国的金融安全产生了威胁，并且经常造成美国不希望见到的汇率变化。对冲基金趋利性的特点，对美元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因此，加强监管对美国来说也正当其时。
过去，美国利用对冲基金的帮助瓦解了欧洲汇率机制，又在对冲基金的帮忙之下，收割了亚洲的财富。而今，当各国对冲基金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金融体系时，美国终于开始逐渐收起对冲基金这一“尚方宝剑”。然而，在美元汇率体制中，即便没有“货币利器”对冲基金，其他国家的汇率也同样存在着风险。
日本汇率改革的覆辙
在美元霸权的胁迫下，日本曾经经历过了一场汇率改革的风波，最终使日本的经济沦入了美元的控制之下。
其实，1971年的日本汇改是一种自主控制下的渐进式的汇率改革，与1985年的“广场协议”重压下改革思想是截然相反的。1971年至1973年，面对日益庞大的贸易顺差，日本常常遭受美国的“口水抱怨”，这让日本感到非常苦恼。1971年，日本的外汇储备增多，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扩大了日本的基础货币体系。当时，日本承受住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压力，一心一意守住360日元/1美元的固定汇率，希望保证日元的汇率稳定。日本宣称，日元汇率是本国的货币主权问题，向绝对的汇率自由浮动的方向靠拢也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有步骤地进行。这种态度是明智的，也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思潮。
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首先想到的是控制贸易顺差，让赚得的外汇更多地花出去。于是，日本宣布，国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外汇，并可以把这些外汇带出境，如果入境公民带来很多美元，这些公民不应该将这些美元兑换成日元，而是应该自己持有。
随后，日本对企业运用外汇予以了自由化许可，让本国对外贸易企业自己保存赚得的外汇，他们只需要向央行汇报一下金额就可以了。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对本国企业从海外带回的大量外汇感到担忧。日本对这些外汇做出调整的效果并不明显，日本央行继续源源不断地获得外汇，这些外汇继续转换成日元，这推动了日本的通货膨胀水平。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撤销了美元的黄金兑换义务，“美元即黄金”的光辉已经不复存在，美元自求贬值，这使得日元不得不升值169%，把汇率调到308日元/美元。虽然当时日本汇改的关键词仍是“自主，渐进，灵活，适度扩大弹性”，但是突如其来的停兑黄金政策，使得汇改的脚步加快。同时，日本希望别国企业来日本发行债券，吸走日本的外汇，可是作用并不大，因为过去美元是黄金，现在美元成了白条，各国都在纷纷处理美元。即使日本采取了“放宽”个人外汇政策和企业外汇政策的方法，依然没有阻止大量美元的涌入。
实际上，很多美元并不是日本人依靠外贸出口赚取的，大量涌入的美元实际上主要是一些国家的投机资本。很显然，这些国际游资是不好惹的。如果当时日本的外汇中充斥了大量的国际投机资本的话，那么日本的经济不用多久就会失去控制。
在经过紧张不安的14个月之后，日本听从了“剧烈升值派”的意见，准备打破僵局，于是便出其不意地调整了日元汇率，使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了14％，日元汇率水平再次调整为265日元/美元。在调整汇率的同时，日本迅速建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把日元的汇率浮动区间定在了264~266日元之间。然而，日本一直都没有从这一主动汇率调整中获益。
1972年第一季度，日本的出口在下降了01%后迅速大增157％，这样的出口形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日本当年的GNP增长率就达到10％。令人惊诧的是，日本政府竟然丝毫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形，有不少日本的经济评论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汇率上升将拖慢经济增长，从而使日本的出口下降。
在政策失效后，日本官僚认为，既然汇率走强，就需要利率走软，于是一致同意采取扩张型的经济政策。日本政府开始扩大财政支出，与此同时不断削减贴现率，放松银根，然而这些政策的结果却是直接导致日本出现经济危机。
日本这些政策试验一一失败后，美国看到了其货币主权的内在软弱和毫无计划性，尽管日本经济当时如火如荼，但是日元体系显然存在不少漏洞。当时美国政府几乎确信，“日本官僚们在捍卫汇率机制的连贯性上缺乏坚定的决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的底牌被美国人猜中了。
从日本的汇改经验可以看出，依靠个人和企业外汇政策上的改革，并不能根本地解决外汇堆积的问题，它只能扩展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对于分散外汇囤积却没有多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决定外汇的币值和机制改革上，政府应该对渐进式汇改政策保持坚定的决心，而不能因为压力失去了政策的连贯性而导致功败垂成。
面对美元汇率体制的枷锁以及美国的激烈呼声，快速地与“国际接轨”并不是汇率改革的正道，建立完善的金融体制以及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这才是汇率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中国广角：挑战＝机遇
美元贬值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大地冲击力，同时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一定影响，而这种影响利弊互现。
一直以来人民币与美元都有着相对稳定的挂钩关系，人民币与美元汇率通常只是在窄幅范围内随之波动，这样美元贬值也就意味着人民币随之对其他货币贬值。人民币稳定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这样出口的产品价格便能维持以前的出口价格。而那些升值的货币主体国——欧洲国家和日本，其出口价格必然上涨，这样中国的出口价格会明显低于这些货币升值的国家，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因此得以增强，有利于中国出口产品的扩大。在资金流动方面，美元贬值可能会使国际投资者看淡美国股市而更加关注新兴市场。随着我国加入WTO承诺的逐步实现，我国诸多新兴市场可能成为备受外资关注的对象。
但是美元贬值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已经表现得很明显。
几年来，美、日、欧等国家或地区先后向中国施压想迫使人民币升值，他们认为只有人民币升值才能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那么这些国家就可以扩大出口，就这样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但是人民币一旦升值，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上升，出口产品便没有了国际竞争力，如果出口率下降，贸易顺差可能会变成贸易逆差，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减缓，所以中国实行“一揽子”货币政策：人民币维持稳定，不升值。
中国的经济政策遭受冲击，主要表现在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不得不放宽居民出境携带外汇额度，这样做是因为美元贬值致使中国外汇储备锐减，放宽居民出境携带外汇额度可以扩大居民外汇储备。但是这存在一个弊病，即持有外汇的人群越来越多，不利于中国对外汇的管理，容易造成外汇管理的混乱。
此外，中国政府还降低了自己的出口退税税率，这样能够防止出口的过程中外汇大量流出中国，这也是一种保护外汇储备的策略。可是这样一来，中国出口企业将会损失许多既得的利润。有专家通过调查获知，由于美元贬值导致人民币升值和退税降低，中国企业面临亏损，30%的企业表示利润下降1/3左右，40%的企业认为平均利润下降10%~30%。
中央银行采取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是为了回笼货币流，这些政策可以有效防止美元贬值可能引起的通胀。但是这也会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容易使其陷入萧条的局面。
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受到损失、缩水。从2004年一直到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因为受美元贬值的影响而缩水，但是2008年这一情况有所好转，外汇储备已经增加1500多亿。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利用美元贬值的契机进行内部经济调整而获得的良好结果。
可见，处在一个美元泛滥的时代，美元贬值虽然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的冲突和负面影响，但是中国却获得了很好的内部经济调整时机，对中国经济而言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