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易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宋神宗时期，随着大商人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本行业实行垄断经营，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欺凌压榨外来商人，盘剥勒索本地行铺稗贩。正如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二十六日诏令所说：“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宋会要·食货》37之14.在此背景下，自称“草泽”之士的魏继宗上书建立市易司以抑制兼并、平抑物价。他建议：
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少，民有所必取，则往往闭塞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以此，外之商旅无所牟利，而不愿行于途；内之小民日愈朘削，而不聊生。其财既偏聚而不泄，则国家之用亦尝患其窘迫矣……当此之时，岂可无术以均之也……宜假所积钱别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以任其责，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则市物不至于腾踊，而开阖敛散之权不移于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国用以足矣。《长编》卷231.
根据魏继宗的建议，熙宁五年三月在京师设立市易务。尔后，全国较大城市亦陆续设置市易务或市易司。市易务的运作方式与职责据《长编》卷231所载，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1）诏在京诸行铺牙人，召充本务行人牙人。
（2）凡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保。
（3）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平其价。
（4）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
（5）行人如愿折博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
（6）以上并不得抑勒。
（7）若非行人现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
（8）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
从魏继宗的建议可以清楚看出，设立市易务的初衷是使“出入不失其平”，“开阖敛散之权不移于富民”以及“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换言之，就是平物价，抑兼并，并且通过赢利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是从尔后市易务的运作方式与职责看，市易务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中（4）、（5）是官府向商人借贷，（3）、（7）是官府收购商人手中滞销的商品。除此之外，（1）、（2）规定了市易务行人或牙人的担任；（8）规定官府所需物资，如核计较向外采购为便宜时，可由市易务一并在京收买；（6）借贷或收购都不得强迫。通过以上归纳，我们认为市易务从成立之初，就有赢利的性质，其第三个目的“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以及第一个方面职能官府向商人借贷取息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平物价与抑兼并的作用则“先天不足”。因为官府收购商人手中滞销的商品只能起到“贱则少增价”的作用，而对“贵则少损价”没有提出什么措施。而且这种“贵买贱卖”类似常平仓的调节物价方法，只能是短时期内的应急措施，不可能成为长时期的日常性持久措施。因为市易务买进了不该买的滞销商品，且价格比市场稍高；卖出去时又“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如再加上市易务的体制运作成本、储存成本、保管成本等，所以，从长远看，政府总趋势要亏本经营，最终财政无法承担这种亏损时，就得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赢利，否则，市易务就无法存在。
宋代高利贷的利率一般是一倍，偶有高达二三倍。现在市易务以20%的利率借贷给商人，必然扩大借贷的需求。而市易务在熙、丰年中“用千五百万本钱”《长编》卷506，《宋史》卷355《吕嘉问传》载市易本钱共千二百万贯。，是不可能满足每个商人的借贷需求。
总之，市易务收购商人手中的滞销商品出售和向商人借贷很难长久运作，因此，通过这两种方式达到平物价进而剥夺大商贾的“擅开阖敛散之权”和抑兼并，只是魏继宗、王安石等人的美好愿望，很难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更何况“因得取余息以给公上”的动机已为封建政府利用权力取利提供了依据，这是市易法推行后一切弊端产生及恶性发展的重要根源。
二、市易法对商业与民众的危害
综观宋代史料，市易法对商业和民众的危害程度超过了大商人垄断商业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价格信号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丧失
虽然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也存在经济效率的损失，但市场仍能部分地实现配置资源的能力，而封建政府垄断将使价格信号扭曲，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完全丧失。市易司的官员“务多收息以干赏，凡商旅所有，必卖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凡牙侩市井之人，有敢于与市易争买卖者……小则笞责，大则编管”《长编》卷251.。这样的政府垄断经营，因为有整个国家的权力作后盾，对商业活动正常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就只能比私商的“较固取利”更加恶劣。而且，由于在政府垄断过程中，委托人（皇帝）与代理人（各级官吏）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的是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后者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物质利益和升迁机会），这就使得政府经营活动的运行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如民间高利贷利率的一二倍与市易务借贷利率的20%之间的巨大差价，使权力寻租应运而生。商人要借到20%利息的贷款，必须向主管官吏支付租金。因此，市易法放贷的最大得利者是主管的官吏，而遭受损失的无疑是政府，即投入巨大的资本，却赚不到什么，甚至亏本。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大臣王觌就指出：“臣伏见前日朝廷行法之初，其意未尝不善也，皆因奸吏营私以乱法意，浸以为患……市易之法本以平物价，而奸吏为之，乃使民无故而破产……臣访闻市易本钱约一千二百万贯，其法每岁收息钱二分。市易官以收息之多，岁岁被赏。行之一十五年之间，若收息皆实，则子本自当数倍矣。今勾收还官及别作支用者，仅足本钱而已。盖奸吏恣为欺罔，凡支钱出外未见增耗，买物入官未经变卖，并先计息而取赏。既以得赏之后，物货损恶，本钱亏损，则皆上下相蒙而不复根究。故朝廷有得息之虚名，而奸吏有冒赏之实弊也。”《长编》卷391.
（二）官营商业运营成本过高
市易务是封建垄断性官营机构，必然设置大量官吏，政府必须为此付出数额巨大的管理和监督费用，加上贪官污吏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使官营商业高成本运作，非但不能赢利，亏本是必然的。正如苏轼所指出：“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苏轼文集》卷25《上神宗皇帝书》。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韩川在《乞罢市易奏》中也认为：实行市易法，“仓务共占官六员，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月给俸食几千缗，所收之息，不补所费之半。窃惟市易之设，虽曰平均物直，而其事则不免计较以取利，使获其利，实足以佐用尚不可，而又所收不补所费，顾可为邪？”《长编》卷380.
（三）官营垄断，强买强卖
政府要扭转市易务的亏本经营，使其长期、全面运转，在国家财政补贴无力支付的情况下（其实政府不但不想补贴，还想通过市易务赢利，增加财政收入），唯一的办法只能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将成本积累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头上。市易法发展到后来，把最初的“并不得抑勒”的规定抛到脑后，对许多商品实行强买强卖。如前所引，任职于市易司的魏继宗说：“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以买，贵以卖，广收赢余。”食盐专卖后，“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长编》卷232.。市易法增加了交易成本，导致一定数量的商品价格上升，消费者的购买数量下降，本来不滞销的商品都成了滞销商品，官府又不能亏本，市易务等机构还要靠赚钱维持运转，就只好靠强买强卖盘剥百姓了。市易务在赢利中其职能逐渐异化，平物价抑兼并的初衷完全丧失，在官营垄断商业中连蝇头小利也不放过。正如苏辙所批评的：“今自置市易，无物不买，无利不笼；命官遣人，贩卖南北；放债收息，公行不疑；杜绝利源，不予民共。观其指趣，非复制其有无，权其轻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业，商旅不行，空取专利之名，实失商税之利。”《苏辙集·栾城集》卷35《自齐州回论时事书》。最后以至连水果、芝麻、梳朴之类的小商品也作为官府的经营对象。市易务还采取各种办法抽税，官吏甚至敲诈勒索。如郑侠就揭露说，商人出京师城门，“但是一二顶头巾，十数枚木梳，五七尺衣着之物，似此等类，无不先赴都务印税，方给引照会出门”郑侠：《西塘集》卷1《税钱三十文以下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四）官营借贷损害人民利益
市易务在借贷方面也损害了中小商人和城市居民的利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就对神宗说：“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输官不时者有罚息，民至困穷。”《宋史》卷186《食货下八》。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都提举市易司也承认“诸路民以田宅抵市易钱久不能偿，公钱滞而不行，欠户有监锢之患”《宋会要·食货》37之28.。因借市易钱而遭监锢的事实说明，中小商人在市易法的实施中不是获得好处，而是受到损害。
从宋代市易法实施可以看出，尽管市场是不完善的，政府管制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反应，但是，政府太多的手可能比市场“看不见的手”更糟糕。在封建市场中，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差。因为管制会导致比未受管制市场更加扭曲的价格信号，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丧失，权力寻租应运而生，管制本身的执行实施成本大于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收益，政府不得不将成本积累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头上，从而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