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天，对于孙中山和他的灵活的策略来说，似乎是时来运转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官员发生分化，同时引起外国人对清政府的愤怒，这为孙中山的再一次尝试提供了理想的客观条件。那些被激怒了的农民，是孙中山早先曾试图招募他们来反对朝廷的，现在都加入了义和团运动（正如下一章将要阐明的那样），他们愤怒爆发的情绪，表现了人们对西方宗教和商业在中国的强行渗透的普遍敌视。从1899年起，一批反动的官员——包括刚毅和端王为首的北京满族集团——就把原来是普通的秘密结社的义和团，作为反对外国威胁的基本武器。朝廷的其他官员和有势力的总督则认识到，激怒外国人是愚蠢的，因而企图镇压这场运动。然而到了6月，在首都的支持者的援助下，义和团控制了北京及其郊区。西太后由于误信列强要她归政，所以赞许这个运动。当义和团残杀中国基督教徒、破坏外国财产、威胁到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生命安全时，一支国际的救援军队企图从天津打到北京。6月18日，这支由英国人率领的分遣队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20日，在北京的外国使馆被义和团包围。第二天，中国政府向列强宣战。
但是，以李鸿章和其他疆吏为首的反义和团官员，拒绝承认战争宣言。笼络着中国驻外使节的主和派施展精明的外交手腕，指出皇帝没有批准这场战争。他们宣称，义和团及其后台，实际上是造反。只要这些疆吏镇压义和团以及其他的排外示威，外国人就情愿接受“造反”的涵义，而把交战状态限制在北方。不管怎样，外国人谨慎地注视着这些稳健派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虽然违抗北京的命令，可是又宣称忠于朝廷。
在这个非常离奇和高度微妙的局势正在发展的时候，孙中山看清他有两条路可走。他可以谋求强有力的疆吏的合作，他们由于反对义和团而可能割断他们与北京之间的纽带；他也可以独自或与一个背叛的官员联合起来向入侵的外国人请求支持。孙中山的策略还有种种次要情节，不过都是和这两点主要的考虑有关联的。
首先，对李鸿章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在1899年底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当李鸿章和其他南方封疆大吏对北京发作的恐外、仇外病畏缩不前之际，刘学询这个机会主义的彩票经理开始了与孙中山的谈判。
自从1895年广州事件以来，刘学询除了1899年8月对日本的一次神秘的访问外，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对日本的访问是为了请孙中山帮助他会见犬养和大隈。1900年5月底或6月初，他作为李鸿章衙门的一个幕僚，写信告诉孙中山，说他的上司正在考虑宣布两广独立，希望孙中山参加。因此，他邀请孙中山到广州谈判。
刘学询的行动是代表李鸿章的吗？或者是作为广州官绅的代理人？后者意欲与即将爆发的义和团战争划清界限。或者，这次邀请实际上是个圈套？由于官员和绅士们都忙于应付义和团危机，看来缉拿孙中山这件事未必仍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能不考虑。不过，孙中山还是认为这个建议值得一试。6月8日，他乘法轮烟狄斯号赴香港，随行的有陈少白、郑士良、宫崎和另外两个日本人清藤幸次郎和内田良平。他们于6月17日到达。虽然孙中山从横滨上船时是用“中山博士”的名字登记的，但他不能冒险上岸，于是在一只舢板上与他的两个追随者、先期到香港的平山周、杨衢云和谢缵泰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商。他们最后商定，在孙中山暴露自己之前，应由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清藤和内田先与刘学询会见，因为他们可以免遭中国当局的逮捕。刘学询已派了一艘炮舰来接，现在只好把这三个日本人送往他那宽敞的住处。
他们通宵会谈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刘学询显然告诉孙中山的使者，在联军占领北京之前，政治局势仍将动荡不定，因此总督是不能表态的。第二天，李鸿章得到朝廷要他回京的命令。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首都需要他帮忙。叫他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进行他所反对的战争呢，还是为了进行他所追求的和谈？在弄清这一点之前，他没有必要对采取分离的过激方针承担义务。
孙中山未等他的朋友回来，便由摩根陪同于18日乘烟狄斯号轮前往西贡。摩根遵守他在伦敦的诺言，是实际上加入兴中会的唯一的西方人士。宫崎的随行人员回来时发现船已开走。几天后他们便将会谈的结果电告孙。孙于6月21日到达西贡后不久，便给刘学询发了一封电报，这证明他并不认为通向广州的大门已经关死。北京21日对列强宣战，可能使他相信李鸿章终究会决定宣布独立的。
保皇会的竞争
当李鸿章犹豫不决时，孙中山及其助手还走了另外一条路——这是一条通向康有为的老路。康有为从加拿大回来，除了途中对香港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外，从1900年1月底开始，一直居住在新加坡。尽管过去的事情令人扫兴，但是有迫切的理由使孙中山和宫崎决定再作一次与康有为谈判的尝试。
第一，和改良派重开谈判，可能被认为是不再争取李鸿章和刘学询了。如果广州的官绅一心想要脱离北京政府的话，那么，广州的改良派就会同革命党人一样有用。据日本的调查员说，事实上这就是刘学询-宫崎会议上官绅所表示的愿望。据说他们曾向宫崎提出一个对康有为的和平建议，并答应把追加的资金送到新加坡。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争取华侨资金的竞争中，革命党人输给了保皇会。除去接管了横滨外，康有为在加拿大也干得不错，在那里，他用所谓皇帝的衣带诏迷惑了华侨商人和小商贩，筹集了7000元，并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成立了保皇会分会。在新加坡，在富有的华侨邱菽园的支持下，他也收获不小，邱菽园是海峡殖民地一笔巨大财产的继承人。而在夏威夷则发生了令人大吃一惊的进展。
进入1900年之后几个月，传来了消息，梁启超非但没有与康有为决裂，而且给兴中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梁启超到檀香山不久，曾写信给孙中山说，由于环境所迫，他采取了不正当的措施，但仍希望他们能够合作。他“日夜”都为这个问题焦虑不安，要求给他时间以便找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但是，当他发现“保皇”口号的功效之后，他的合作愿望便迅速冷却了。夏威夷华侨对梁启超的热烈之情，几乎把孙中山从他们的记忆中抹掉了。梁启超建立的保皇会分会，不仅比兴中会成功，而且这些分会还主要是由孙中山以前的信徒领导的。在被梁启超拉过去的人中，有一个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朋友钟工宇，他对梁启超的成功提供了第一手的描述：
梁启超作为一位政治流亡者来到檀香山，事先并没有宣布。但消息却像野火般传开来……人人都想见这位著名的改良派。我也拜访了他，被这个人的魅力深深迷住了。我们这伙人是这样的热心，于是成立了一个“保皇会”分会……我们收集捐款送往澳门和香港的本部。我大概总共送去了三万元。梁启超本人忙着到处去演说。他对北京的腐败和政治阴谋内幕的揭露，他对可怜的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紫禁城内中南海中的一个小亭里的描述，以及他要使中国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革方案，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谈话，都使我们热情鼎沸，激动不已……许多人慷慨解囊，捐钱给梁以供他个人使用……
更糟的是，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担任了保皇会茂宜分会的领导人，并且捐献了1000元。孙中山的介绍信密切了这个关系，虽然梁启超没有对他在香港和澳门的朋友提起过。但是，即使如此，看来孙眉也和其他华侨一样，被这位自封为有威望的皇帝使者的到来吓住了，而这种威望对孙眉的弟弟说来是永远不会有的。后来，孙眉还不顾孙中山的反对，送他的儿子到梁启超在日本的大同学校就读。
梁启超的巨大成功还归因于他访问的适时。他到来的时间正好与帝国指定端王的儿子为皇位继承人的上谕相吻合，而这个上谕被看作是判决受监禁的皇帝死刑的一个行动，梁启超感到自己的使命紧迫，把他的担忧告诉了华侨，这些华侨都因梁启超的保救皇帝的思想而激动不已。1900年1月，梁启超开始建立组织，6个月后，当他仍在利用这个富有刺激性事件的时候，义和团运动爆发了。
自从孙中山上次到夏威夷以来，由于随着美国对这个群岛的兼并和援用了臭名昭著的美国排外法案，华侨的民族主义加强了。梁启超到达后只几个星期，美国的卫生当局为制止淋巴腺鼠疫的蔓延，不慎放火烧毁了檀香山整个唐人街。华侨财产损失计达300万元，赔偿不仅迟迟才作出，而且也很不充分。梁启超利用这种激烈的反美情绪，保证一旦皇帝复位，外国人——在他的信中有时称作美国“白贼”——就不敢再泰然地“侮辱”国内外的中国人了。
但是，梁启超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偶然的情况及他和清帝的关系这样的巧合。他之所以成功，还因为他认识到运用暴力的时机已经到来，支配着他的实用主义与主动精神，不仅使他竭力仿效孙中山的策略，而且还要超过它。像孙中山那样，他常常以计划军事行动来争取华侨的支持，除了已在进行的长江流域的密谋之外，他还极力主张进攻广东。他从对于战略问题的研究中断定，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巩固他们的南方根据地。像孙中山那样，他也认识到在华侨家乡起事更有希望吸收他们的金钱和人员。当他发现会党自称得到夏威夷大多数华侨的拥护之后，他甚至加入了三合会。孙中山尽管自己的舅父对会党有影响，也还未采取这样的步骤。梁启超甚至在预料到康有为不会同意的情况下仍这样做，反映了他是敢于不择手段的。虽然他承认让哥老会参加活动有着潜在的危险，但他提醒康有为，现在不是拘泥于原则和仅仅依靠他的门徒的时候。
还是像他的对手那样，梁启超认识到有必要谋求外国的支持。他曾对自己的同事说，并非所有的外国人都是敌人，并力劝他们创办一份外文报纸以改善对外关系。他极力主张，一旦战斗开始，他们就发表一项声明，答应满足欧洲人的要求。梁启超还做了一件具有孙中山特点的事，他雇了一个美国商人充当他在美国的代理人，此人自称与国务院有联系，是由华侨热心推荐的。梁启超认为，如果美国人在勤王运动中投入资金，他们就会提供人员和武器来保护他们的投资。他还主张招募菲律宾和日本的散兵游勇，这个设想原来也是孙中山提出的。
但是，如果说梁启超的主动精神和善于筹划的才能能够和孙中山相媲美的话，那么，不同的是梁启超仍坚持康有为的政治目标。1900年4月28日，梁启超最后一次向孙中山作出和解的姿态，他在信中写道，全国都因听说皇帝的生命受到威胁而悚动奋发，人们望勤王之师有“如大旱之望雨”。又说，勤王的口号非常宝贵，不能丢掉，虽然他也赞赏共和政体，但认为要实现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恢复皇帝的权力，然后举他当共和国的总统。这样，两派的目的都可以达到，而他们联合起来就可以召集一支无敌于天下的“千万”人的大军。
对于这个建议，孙中山的答复——假如有的话——没有记载下来。无论如何，孙中山很清楚，梁启超是永远不会同康有为断绝关系的。孙中山一贯赞成合作，但梁启超却一再在更大的规模上重演接管横滨学校的故伎。尤其令人伤心的是，梁启超使华侨相信解救光绪皇帝的武装斗争同样是一种革命，从而窃取了孙中山大部分独有的权利。事实上，在1900年上半年，当梁启超及其湖南、湖北的朋友们表现得和孙中山一样富有战斗精神的时候，“改良”和“革命”的细微界线便变得模糊不清了。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即孙中山被推下舞台，而改良派的学者们倒成了主动地采取行动的人。甚至在孙中山自己的阵营中，也免不了意见分歧；谢缵泰就是一个闹独立性的人，他在4月间向杨衢云建议，选举老资格的归国留学生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好同意再向康有为发出呼吁。这时，君主共和国的问题不可能成为首要的了，因为皇帝很可能在被救出之前死去。现在主要的事情是把他的谋求权力的努力，与计划中的南方及沿长江一带改良主义者的起义协调起来。尽管梁启超的反复无常使孙中山感到沮丧，但他还是认为通过与康有为的直接谈判可以挽回局势。
然而，孙中山怎样才能使那些仍然等待着李鸿章作出决定的人接受谈判的结果呢？广州的官绅可能希望把康有为包括进来。相当令人惊奇的是，有迹象表明，在改良主义者从中国逃出以后，李鸿章本人一直暗中与他们保持着联系，甚至到了1900年春天，梁启超还客气地回答了李鸿章通过日本中间人向他所作的友好表示。然而，即使这些勉强的修补篱笆的努力，也是受不稳定的中国政府支配的，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李鸿章和改良派之间存在着一种你死我活的敌意。李鸿章被派往广东，就是专门为了镇压康有为和孙中山的颠覆活动的。对保皇会来说，李鸿章执行这个任务看来是够无情而有效的。保皇会海外会员的亲属均被逮捕，这年年初在香港谋刺康有为的企图也被怀疑是受广州衙门的指使。虽然李鸿章曾向香港总督卜力保证，他曾拒绝过一个行刺康有为的建议，但他却把北京给康有为的头颅订下的10万两赏格增加了4万两。李鸿章——特别是他的得力助手刘学询，被看成是广东勤王之师的绊脚石，因此，梁启超从夏威夷来信，催促及早除掉他们。假如保皇会能砍掉李鸿章和刘学询的脑袋，便可指望得到华侨雨点般投来的捐款，他们由于自己的亲属遭到报复而愤怒万分。
当孙中山忍不住要小心翼翼地去咬一下广州的诱饵的时候，距离很远的康有为并不是连一点碰到它的机会也没有。梁启超可能在一种情况下赞成饶恕李鸿章，这就是在革命到来时利用他作为安抚外国人和地方官绅的傀儡。但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康有为，都不像孙中山那样感到有同显要官员联合的必要。康有为不需要李鸿章或任何一个总督的威望，恰恰相反，他自认为是皇帝的亲信，对别人满怀醋意，并企图取消南方官员参加计划中的改良派政府的资格。当孙中山为了在官绅控制的政治机构中谋求一个小小的立足点而上下寻求的时候，康有为已经俨然以一个流亡政府的总理自居了。就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宫崎代表孙中山前去新加坡找康有为谈判。由于康有为傲慢无礼，毫不让步，加上他的种种担心，终于使宫崎的使命归于失败。
1900年6月29日，在清藤和内田的陪同下，宫崎到了这个殖民地。当他写信给康有为请求会见时，他受到了客气的但是坚决的拒绝，康有为的理由是他受到英国当局非常严密的保护，因此不能接待采访。实际是康有为已事先得到香港的来信和电报向他提出警告，说有一伙日本人前来暗杀他。可以设想，他的同事们的担心，起因于早些时候与刘学询会见的消息。因此，当宫崎再次提出会见的要求时，康有为更加怀疑，于是在7月5日，英国警察采取了行动。
这里应该指出，尽管康有为的一些用中文写的文章表现了排外的倾向，而英国外交部通常总是用嘲笑回答他言过其词的声明。但英国对他的安全比对孙中山的安全更为关心。康有为支持皇帝这位仍然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的事实，使英国很难按一般的造反者对待他，虽然他们担心对他表示友好，会使其他列强对中国人说，英国人在“鼓励……推翻中国的……现存制度”。因此香港总督卜力为康有为提供武装警卫，以防备清统治当局的暗杀者。在新加坡（康于1900年1月31日抵达），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爵士则遵照伦敦的指示，派了一支锡克分遣队去保护他。
当警察准备好了宣誓书，以便对宫崎一伙下驱逐令时，他们雇用的一个日本译员把即将发生的祸事告诉了他的同胞。这可能是内田于7月6日突然离开的原因，但是，宫崎刚在一年半之前护送康有为去日本，现在由于暗杀阴谋的谣言而感到不安，他于是给这个改良主义者寄去另一封信，慨叹警察的干预，同时请求大隈和板垣的支援。然而，逮捕令已准备好，宫崎和清藤于7月6日被拘留。
从搜查这些日本人的情况看来，康有为的惊慌似乎是很有根据的。警察发现了两把“锋利”的武士刀（宫崎和清藤各认一把），一把匕首（说是内田的），以及27000多元香港和上海的现钞。还发现他们收发的密码电报。受审时他们给人的印象，使警察更加怀疑了。虽然康有为对他们和他之间的事情加以曲解，但他们不愿意向英国人吐露事情的真相，只是用不足信的故事来搪塞，这就引起警察更多的怀疑。他们讲的故事显然是事先商量好了的，因为他们虽然被隔离审查，讲的却都一样。他们坚持说，他们是在内田的陪同下离开日本的，内田代表自己的叔父——九洲矿主平冈——去中国办事。内田和清藤要去贵州或四川，用他们携带的2万元购买采矿特许权，清藤要留在那里任学校教师。宫崎自我介绍是新闻记者，所带的钱是离开日本前朋友们赠送的。他们三个人决定到新加坡来“见见新世面”，一到这里，宫崎就觉得恢复与康有为的交往是他的本分。除了是一名记者外，宫崎还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竞选的代理人和“浪子”，在最近五年中已花光了朋友们给他的20万元。至于那两把武士刀，他们两人都辩解说，有地位的日本人旅行时都带着它。
就在同一天，即7月6日，孙中山在摩根和两个日本人福本日南及尾崎行昌的陪同下前往新加坡，这几个人曾陪他去西贡。这些年来，孙中山仍然期待着他和康有为的首次会见。但是，在他们抵达三天之后，孙中山提出的会见康有为的请求，却遭到比过去更为冷淡的拒绝。孙中山当然想去找他的日本朋友。当他及其随行人员获悉宫崎和清藤已被捕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尽快离开新加坡。但当日本领事馆告诉他们宫崎等被捕的原因之后，孙中山相信他可以澄清这个问题。他通过日本领事馆与英国人联系，7月10日，他当着瑞天咸和另外两个谘询委员的面作了陈述。由于清政府与英国处于交战状态，孙中山认为透露他的一部分计划，是使他的朋友获释的最好办法。
他说，宫崎和清藤跟他从日本到香港是为了保护他，正如他们先前保护康有为一样。他也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虽然赏格只及康有为的1/3.他说，宫崎是个“绅士”，是他的“真正的同事”，他是通过犬养的介绍与宫崎结识的，而犬养则得到一位日本富翁和一些矿主的支持。“他在中国政治事态中是很起作用的，这我就不能多讲了”，孙中山继续说，“他之所以说谎，是因他担心会危害我的事业”。至于犯人所带的钱，孙中山保证其中有一些是他的，另一些是募捐来的，但没有平冈的。
除了替自己的日本朋友作保外，孙中山还利用这个机会让英国人知道，他正在设法唤醒中国的民众。他解释说，他来新加坡是为了会见康有为和吸收新成员。虽然康有为不赞成他的反满政策，但他想把事情谈清楚，然后商定共同行动。他断言，中国人民迟早会起义的，但他正在设法抚慰并领导他们。虽然他的最终目标是推翻北京政权，但他当前的目标却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南方政府。他保证，他的运动不会引起很大的骚动，但是，“没有这个，中国就不能改造”。他宣称，在南方几省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拥护者的队伍，并夸口说，目前的平静，主要就是由于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孙中山相信所有的造反者，“也许康有为一派除外”，能够联合成一个整体。他们都担心中国会被瓜分，所以他的一些人员急于采取行动。如果无所事事，他担心这些人会转向“另一方面”（即义和团）。
然而，瑞天咸仍然感到日本人的在场是讨厌的，担心如果他们不能说服康有为与孙中山联合，就会使用暴力来预防康有为干扰他们的计划。此外，他还怀疑他们打算在新加坡购买军火，利用这个殖民地作为孙中山起义的一个基地。因此，在7月11日，宫崎和清藤得到通知说，他们被驱逐出新加坡管辖界，此后5年内不得入境。同时，根据康有为提供的情报，对已经离开的内田，和根本没有到此的平山，也发出了同样的命令。据瑞天咸说，犯人们急于立即离开，因此允许他们乘佐渡丸号船，它于次日经香港开往日本。虽然总督没有对孙中山采取官方行动，但他清楚地表明，他不允许在他的领地上进行革命鼓动，他甚至企图说服孙中山，“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正当中国面临外国入侵的时刻，煽起新的骚乱是不明智的”。鉴于康有为的态度使原定的访问目的成了泡影，而英国人总的说来又对他的活动表示不满，孙中山便带着另外几个同伴和被驱逐的日本人一起登上了佐渡丸。
7月17日，正是孙中山上一次满怀希望到达香港海域后一个月，他又回到那里。虽然通向康有为的路被堵死了，但同李鸿章结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孙中山仍然等待着通过刘学询联系的结果。当他们的船到达香港时，他告诉宫崎，他在这个殖民地的朋友已想出了与李鸿章取得联系的另一种办法。
香港的英国人，对于两广权力真空的前景，甚至比广州的官绅更加烦恼不安。在这两个省份，与义和团同属一类的会党可能利用这个不受羁绊的机会。自1898年经过一番周折接管新界以来，不过一年的光景，三合会就显然参与了中国的抵抗运动。还有，在谭钟麟任职的最后期间，西江上随心所欲的海盗行为，以及整个地区不受禁令约束的盗匪活动，使英国人不能充分享受他所得到的东西。1900年初，李鸿章到来之后，形势才有所好转。直到现在，像其他没有参加战争的官吏一样，李鸿章在他统治的地区保持着比较安定的局面，因此，他应帝国之召即将离开的消息，在这个殖民地引起了惊慌。除了担心包括香港在内的该地区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外，英国人还怀疑李鸿章的动机。既然过激分子仍然控制着北京，他为什么还愿意遵从帝国的敕令？外国驻京使馆从6月20日至8月14日被包围，至今仍与外界隔绝，已经知道德国公使被杀了。不能担保其余的外国人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通商口岸的居民感到如此惊慌不安，以致相信后来被称为“上海说谎者”的某人编造的一个吓得人浑身冰凉的故事，这个故事说使馆已被蹂躏，所有的外国人——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活活下了油锅。在国外的圣保罗教堂和其他教堂甚至举行了追思礼拜）。由于弄不清楚北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由于愤慨，大概还由于他们听到的传闻使他们有点歇斯底里，香港的英国人不愿让清政府在南方各省进行行政上的调整。考虑到这个国家即将被瓜分的可能性，他们就急切地要保护他们在两广的利益。了解到日本人在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中间有着强大的影响，无疑使他们害怕被排挤出去。因此，如果李鸿章和孙中山能够按照刘学询所建议的方式取得一致，那么在李、孙之间达成协议的想法是可取的。
据陈少白说，何启再次积极参与孙中山的活动，并试图利用卜力总督的斡旋，劝说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这个以李鸿章为首的新的南方政府，将邀请孙中山的一派势力合作，并请英国人来保护。革命党人的第一步是要争取卜力，然后请他或英国在广州的代理人充当与李鸿章联系的中间人。据说孙中山曾同意这个计划，并同其他兴中会会员一起，签署了一份由何启用英文起草的声明，概述了建立这个新政权的理由，阐明了它的政治纲领。这个声明送给了卜力，他表示同意，然后请驻广州的英国领事试探李鸿章的态度。李鸿章没有表态，但据说反应是好的。
虽然英国资料没有证实陈少白所述的细节，但确实提供了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的证据。然而，却没有迹象表明李鸿章已卷入到革命派所宣扬的那种程度。例如，看来刘学询接近孙中山是在卜力总督介入之前，因为从4月至6月这位总督在休假，直到7月2日才回到香港。到那时，孙中山已经收到刘学询的信（我们听说这封信使他感到突然），并已经路过香港去西贡了。当然，这并不排除何启在卜力回来之前已经拟好这个计划的可能性。倘若是这样，他就可能同暂时代管香港政府的陆军少将盖斯科因有过接触。但是，这位将军在6月20日首次报告李鸿章已接到北上命令时，并未提到革命党人。他确实曾建议制止李鸿章离开广州，但殖民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次日，盖斯科因报告，李鸿章带着100人的私人卫队，打算乘一艘招商局的轮船来香港，然后换乘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的一只开往上海和天津的船。虽然盖斯科因仍然认为扣留李鸿章是可取的，但他也认识到这种做法是冒险的，会使一个他仍然认为对英国友好的人成为敌人。然而，李鸿章要求允许他路过这个殖民地的事实，却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是在寻求一个违抗朝廷的体面办法。或者，他可能是需要英国对他作出某种赞同的表示，以提高他所扮演的调解人的威信。为此，他在伦敦的门徒罗丰禄试探英国的态度，而沙士勃雷在6月22日回答说，英国不反对李鸿章离开。
迄今为止，香港还未提及革命党人与李鸿章之间的联系。然而，卜力刚回到这个殖民地，孙中山的一个代表，大概是何启，就来与他联系，然后卜力就开始为密谋者发电报向伦敦呼吁。他的第一封电报向殖民部报告说，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他们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继续说，李鸿章“正在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在介绍了刘学询和孙中山的谈判之后，卜力断定，关于起义计划的报告看来是可靠的，因此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
13日，在接到瑞天咸预先的通知，说孙中山一行正从新加坡返回后，卜力又电告伦敦，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据卜力的原始资料说，李鸿章表示要武装“革新派”，而英国总督认为提出的协议对南方的安定是个保证。他担心“任何大的骚动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排外运动”。
由于卜力事先得到朋友们的简单介绍，加上香港、伦敦两地由于义和团危机而人心惶惶，孙中山此时也许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得到英国官方的赞同。虽然张伯伦和沙士勃雷同意香港政府的意见，但他们强调卜力建议中的条件语句，即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他们才准备撤销驱逐令。可是，在7月8日，北京政府已重新对李鸿章施加压力，并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于朝廷的安抚，以及反战的官员催促他去北方挽救时局，李鸿章现在准备撇开他和孙中山的谈判前往北京——至少走其中的一段路。
7月13日，卜力从驻广州领事斯科特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并在次日发出指示说，应当立即劝李鸿章重新考虑他的决定。沙士勃雷也电示斯科特，假如李鸿章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李鸿章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劝告，询问路过香港时他能否得到接见。与此同时，总督要求伦敦允许强行扣留李鸿章。卜力赞成盖斯科因的看法，认为李鸿章不会提出抗议。他还引证了上海汇丰银行一个职员的电报，这个职员说他担心李到上海会损害英国领事与长江流域官员的良好关系。在伦敦反复考虑之际，卜力于17日又发出另一封电报，宣布李鸿章将于第二天上午到达，他和他的军事顾问相信，李的最新任命肯定出自臭名昭著的端王，英国政府应不予承认。他想在等待张伯伦的指示期间扣留李，他希望能在上午9时前接到指示。但他不需要等很久，因为就在同一天张伯伦来了电报，禁止扣留李鸿章或采取任何强制手段干预他的行动。这样，主动权就从卜力手中转到李鸿章手里了。
由于巧合，载着孙中山、宫崎等人的佐渡丸号船于17日抵达香港，预期这天李鸿章也从广州到这里。当船进港时，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发觉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孙中山仍然被拒于这个殖民地之外，宫崎和清藤由于新加坡事件也在被逐之列。孙中山在当地的同事告诉他，在安排于明天上午的会见中，卜力将作最后一次努力使李鸿章留在广州。如果李同意留下，或者他在会后被扣留，那么，将允许孙中山上岸并同他谈判。虽然孙中山曾告诉宫崎，他对这个年事已高的国务活动家对政治形势是否具有远大的眼光没有太大的信心（李这时已77岁了），但他认为值得一试。他的朋友表示赞同，认为这是在广东、广西建立一个基地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当然他们都不知道卜力已经受到张伯伦的节制了。
17日，何启的朋友、议政局议员韦玉拜访了卜力，为有亲属在广州的香港中国居民请命，要求总督利用他的影响留住李鸿章。他对卜力说，一个“和衙门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中国官员”已来到香港，并且告诉他，虽然李鸿章不敢无视皇帝的旨意，但如果有一个拒绝的借口，他是欢迎的。
这位官员可能是刘学询，果真如此，他显然是自作主张，或者是为广州的官绅说话，因为第二天李鸿章会见卜力时，并没有想留下的任何表示。李不仅不提和孙中山约会的事，反而力劝总督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另一方面，在与卜力的谈话中（他特别要求卜力把他的话向沙士勃雷报告），他还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
卜力对李鸿章决定离开表示遗憾。李鸿章回答说，他不能违抗皇帝的旨意，并坚持说这个命令是由西太后和皇帝签署的，而不是像卜力暗示的那样，是端王签署的。总督敦促他改变主意，以保证维持南方的和平与安宁，指出像张之洞这样强有力的官员尚且不能维持湖北的秩序，那么“广东这个地区没有了总督怎么能控制呢”？李鸿章回答说，广东人比湖南和湖北人更为“明白事理”。然后，用卜力的话来说，他开始“转守为攻”，宣称广东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香港。他说，这个殖民地充斥了三合会徒和其他“危险人物”，这些人正是被他的有效的镇压措施驱赶到这里和新加坡的。他断言，约有3万人已集中在这两个殖民地，准备在不久的将来进攻广东。总督于是向他保证，他将保持香港的安宁，那些知名的三合会员已受到严厉的处置。
但是李鸿章对广东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猜测在对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选择问题上英国的意向如何。他特别问道：“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据他所知，如果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恢复贸易和商业。它并不想看到中国被瓜分，对中国也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他认为，如果证实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没有责任，那末，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是不会反对的，但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
李鸿章显然对这件事情想得很多，并提出如下问题。他说，如果事情属实，只有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的公使都被杀害（自7月8日到这时，还没有接到北京的消息），他认为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问道，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会选择谁？”他设想，他们将选择“一个汉族人”。卜力只能回答说，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在透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之后，就说，不管西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但是在伦敦，殖民部注意到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
李鸿章还趁这个机会提出请求：如果联军占领北京，一定要宽宏大量。他告诫说，报复态度会引起对外国人的普遍仇恨。从他的态度看，显然他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方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如果受到惩戒的北京政府授予他自由处置的权力，而外国人又不反对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卷进南方的分离主义的冒险中去，正如刘学询首次宣布的那样。但是，在李鸿章确信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他没有直奔北京。因此，卜力的报告说，谣传李鸿章打算留在上海“直到形势改变”，证明是很有根据的。这位精明的政治家在上海等待了三个月，直到他认为朝廷已受够了义和团之害，他可以自由媾和之后，才决定去北京。然而，李鸿章一离开香港，革命党人谋求与他合作的计划便告吹了，当陈少白到李鸿章的船上探望时，刘学询和总督的另一个密友曾广铨便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现在香港政府当然没有理由放宽驱逐令了，孙中山只好呆在佐渡丸上，它于7月20日开往日本。
虽然通过刘学询和香港总督这两条路子与李鸿章的联系都失败了，孙中山对于谋求这些中间人的直接援助并未绝望，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权力。刘学询有钱，卜力有地位。两者都可能极为重要，因为用谈判夺取南方各省的计划，现在已让位于用军事手段进攻广东沿海的另一个计划。当6月间从日本来的时候，密谋者已作了初步的分工，其中日本人显得特别重要，7月谈判失败后，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开会讨论作战的实际问题。在这个阶段，卜力成了孙中山注意的对象。在佐渡丸号船离开之前，他们曾用了几天的时间制订一个与总督打交道的计划，希望能在香港有个友好的基地，甚至希望在起义成功时得到英国更积极的支持。何启大概又充当了代言人，据谢缵泰记述，何启于7月21日汇报说，总督“支持中国南方共和政体”。
尽管卜力似乎是个得到密谋者信任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但他是否像谢缵泰所说的那样，给予他们无条件的支持，那是值得怀疑的。仅在四个月前，卜力还说过，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时期他送给伦敦的公文看来，他主要关心的是南方发生暴乱的危险。卜力和这个通商口岸的发言人认为，北方的排外运动是由暴力行动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它是反对清政权的，都是对西方生命财产的威胁。谋求南方的和平本来是他要求李鸿章留下来的目的，结果没有成功。现在李鸿章已经离开，他仍然必须考虑孙中山、康有为发动的武装起义的前景。卜力8月3日送交殖民部的备忘录揭示，在李鸿章离去以后，孙中山的代理人曾同他联系，卜力的回答是建议他们不要举行武装起义。
首先，卜力说，“一些对革新运动深感兴趣的中国绅士”（何启与韦玉？）曾告诉他，在广州地区即将爆发叛乱。卜力阐明了英国的上述立场，然后告诫“革新主义”的代言人，不管他对他们的愿望抱有怎样的同情，这样一种起义可能引起的对外国人的攻击，会招致西方的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中华帝国军队的参加，他们也要消灭造反者。作为代替办法，他建议他们起草一份有许多人签名的送给列强的请愿书，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并且说明，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在目前的危机中会使列强感到为难的任何行动，希望在作出最后安排时，他们的要求，将在没有生命财产损失，以及必然伴随武装起义而来的普遍混乱的情况下，得到坚持和承认。
卜力向伦敦报告，他的建议已送交孙中山的“革新派”和康有为的一派。他透露，后者包括美国的冒险家荷马李，此人是康有为在旧金山的追随者派到中国来的。据卜力的情报，荷马李正在推进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即在美国军官的指挥下，用一支由25000名苦力组成的军队从澳门攻打广州。对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将采取贿赂的办法，对澳门总督则答应用领土补偿作为报答。荷马李赞成与孙中山的力量合并，但被康有为在澳门的支持者否决，他们还拒绝了卜力的建议。也许因为他们已承诺长江流域的行动，并担心再拖延将危及皇帝的生命，所以不愿放弃在广东发动起义进行响应。
虽然康有为不久前送交卜力一份亲欧洲的声明，请求入侵的外国军队恢复皇帝的地位，但这位总督对孙中山的代言人有着更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孙中山一派亲近西方，而且这一次还同意“采纳致列强的请愿书”。这就是卜力所了解的他们对他的建议的反应。至于他们是否按他所建议的那样向外国政府送过请愿书却是个问题。
人们记得，按照陈少白的说法（有一些革命的历史学家采纳了他的说法），何启曾用英文起草了一份政治声明，经兴中会领导人签署后，提交卜力和李鸿章考虑。但在7月初之前，卜力还没有回来。当他向伦敦解释李-孙协议的逻辑性时，也没有提到这样一个声明。最后，如果他已经收到何启的这份文件，他就没有必要在与“革新主义”的同情者会见时进一步提出请求。这次会见大概是在1900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这就使我们作出暂时的结论，何启的这个叫做“平治章程”的声明，不是李-孙谈判的产物，而是孙中山后来通过何启向卜力提出建议的结果，是对总督上述建议的答复。换句话说，孙中山的集团可能已在考虑推迟计划中的惠州起义，希望依靠入侵北方的军队取得政权。
当然，这并不排除早些时候为了李鸿章的利益提出类似建议的可能性。倘若如此，他们就会明确地提到两广独立；但是，正如詹森所指出的，何启的文件勾画了一个未来的民族政府的轮廓这一事实，已把这个文件与向李鸿章提出的建议区分开了。但是，说何启的声明是受到卜力建议的启发，这一说法得不到充分的证实，因为总督从未把它转送伦敦，或是承认收到过它。只有革命党人的资料说它已被送去，而唯一可以得到的版本是中文的译本。
毫无疑问，何启是这个声明的作者。它包含有他一贯提出的建议，而且看来是特地为赢得欧洲人的赞成而写的，欧洲人认为，外国的保护是改造中国最有效的办法。义和团和清政府的排外主义应受到谴责，而那些高级官员的犹豫不决也要受到指控。声明的签名者已准备采取行动，但需要外国的支持，为了中外双方的利益重建中国。他们为此提出了章程六则，希望英国及其“盟友”帮助它付诸实现。
这个章程没有明确宣布共和体制，只是规定未来的政府首脑将是关心人民的愿望而又受宪法约束的人。外国外交官将组成一个中央政府的临时顾问团，总领事则在地方上起类似的作用。其他的建议包括：强调联邦制和地方自治，逐步推行选举权，使官僚政治、立法和考试制度现代化，答应不加限制地和一视同仁地向外国的工商业利益开放中国的门户，继续放弃中国的海关自治，保护传教士和教堂。所有这些全是从何启以前的著作中搬过来的。他们还打算向传统的文人学士让步，建议把有贡士功名的，送到省和国家的立法机关中去。
1900年8月初，《德臣西报》甚至提出了一个更加显眼的亲欧洲纲领，例如，把拟议中的外国顾问简单明了地称为“独裁者”。虽然该报建议保留光绪皇帝（如果他还活着），但它所勾画的重新组成的中国政府的轮廓，总的说来与何启的纲领是一致的，而在这个月的月底，何启事实上赞同把《德臣西报》的计划作为向联军推荐的方针。谢缵泰甚至认为该报的社论是“何启博士根据我们的政治纲领的条款写的文章”。这篇社论警告说：“复仇者正从全球各地跑来，他们一定会到达北京，即使要用尸体铺路也在所不惜。北京将被从地面上抹掉……”
8月18日，卜力再次请求伦敦准许谈判。他电告张伯伦，康、孙两派“正在罗致一些可疑的外国人，准备在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展开积极的行动”。由于此举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他问道，假如“给予康有为和孙中山如下的保证是否妥当，如果他们放弃这种行动，女王陛下政府将在解决目前困难的过程中，考虑并促成人们可能要求的任何公平合理的改革”。两天后，张伯伦回复，英国政府不能“许下任何这样的诺言”，并进一步指示卜力压制像康有为和孙中山那样的中国鼓动者。这样，卜力为孙中山所作的第二次努力，和他第一次与李鸿章联系一样，又归于失败了。
虽然这样的设想看来是合乎逻辑的，即卜力总督这时本想把何启起草的“公平而合理的改革”方案送给张伯伦，但他没有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他对密谋者要他作出保证感到犹豫。或者，他可能想在透露他和孙中山的代表谈判的细节之前，先得到张伯伦赞同的某种表示。但是，还有一个未经说明的发展情况。
9月24日，即在和张伯伦交换意见一个月之后，卜力给殖民大臣送去一份文件的副本，这是匿名的革新派送来的一份中文文件。原来这又是一份请愿书，它请求联军强制在中国实行改革。他们要求让光绪皇帝复位，但他如果不同意成立一个新政府，那就挑选一位总督来“处理国家的事务”。外国顾问将被授权为代表，帮助实行改革，其中包括使刑法现代化，但事情一经办完，这些顾问就要撤回。新政府是像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政体，满汉之间的界限将被消除。写这份请愿书的人所以采取匿名的方式，是由于害怕报复，不仅害怕对自己的亲戚朋友进行报复，也害怕对自己的祖坟进行报复。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立场是会得到广泛的支持的，他们要求各通商口岸的领事，保证“官、绅、学、商”各界人士的安全，这样他们就能在类似的请愿书上签名了。
这些写请愿书的人显然不属于康有为一派，因为他们批评1898年的改良派，说他们向保守派报仇比实行改革更感兴趣。那么，这份请愿书是哪个派别写的呢？难道这是孙中山一派试图遵照卜力上个月的建议，向列强递交的一份要求进行干预的“有许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吗？文件的内容与这种可能性是并不矛盾的。
无论如何，卜力由于先前自己的建议已遭到伦敦的拒绝，因此在转送这份文件时态度是不明朗的。他唯一的评论是，他从“一位显然是可靠的人士”那里获悉，如果在解决义和团问题时不触及改革问题，那么革新派就要准备起义。但是，当这个情报于10月26日送到伦敦时，孙中山的起义已经爆发并失败了。
回顾过去，在孙中山的生涯中，以香港为基地的密谋是个分水岭。这是最后一次由何启当他的代言人。孙中山已经成长起来并且超过他了。尽管何启有爱国心，对立宪政体感兴趣，他却仍然肩负着双重忠诚的担子。虽然他的许多具体建议很快进了孙中山的政治辞典，但他的积极参与仅限于碰到机会时向外国人介绍革命情况。他实际上是个有条件的革命者，除非得到英国炮舰的支持，他是不会想到采取行动的。
相反，孙中山却着迷于革命的理想和恢复中国的伟大。他专心致力于革命，使革命超出了香港和通商口岸的范围。他接受欧洲的政治运动、宫崎激进的泛亚主义、梁启超以及其他流亡的文人学士的影响——所有这些影响都指出一条通向更强烈的民族主义的道路。这种民族主义的目的，就是毫不含糊地主张中国的独立和平等。但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坚定地相信他是复兴中国的代理人。他向李鸿章和英国所作的主动表示，并没有耗尽他的密谋的能量。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投入战斗。
1900年7月和8月的谈判失败以后，何启继续在香港充当他的兼理一般司法事务的地方官员的角色，而孙中山则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是他们之间真正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