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过道光十八年的春闱会试（也称戊戌科）。安徽人李文，福建人林汝舟，以及湖南的曾国藩同科中了进士。李文后来改名文安，是近代史上的名臣李鸿章之父，比冯志沂大十几岁；林汝舟是抗英禁烟英雄林则徐的儿子，两人都被分发到刑部观政，曾国藩则入选于翰林院。曾与冯大约是在湘籍士大夫举办的团拜会上认识的。
京城的宣武门外，又称宣南，有著名的园林景观——陶然亭。冯志沂的寓宅距陶然亭不太远，心绪不佳时就到那里，放舟湖水间，散虑遣愁。
偶然的一次，碰见李文安、林汝舟和几个新科进士，入园参加“宣南诗社”、“江亭文宴”等文事活动，甚觉新奇。此种活动，实为当时文人之间的学术交流会，近似古人的“兰亭修禊”。届时，或在草地上团坐谈饮，或在亭子间商榷文字，也或临水赋诗，人数不等，形式各异。
陶然亭为清早期的建筑，亭子周围，经过后人的不断扩修，堆丘砌石，栽植花木，引水为湖，形成三面环水，占地八百多亩的名园胜境，成了历代文人墨客宴游觞咏之地。
遇到的文事活动多了，吸引得冯志沂产生了兴趣，也随别人听听讲座，问问诗法，居然认得不少名人，如：魏源、陈用光、方东树、倭仁、祁藻、姚元之、苏赓堂、陈庆庸、陈广、张际亮、梅曾亮、余坤。因属鲰生晚辈，自怯资历尚浅，还不敢冒失地去攀附这些硕儒大贤。来陶然亭宴游的人，以京城各级衙门任职的青年官员为多，有探求理学的，有热衷宋诗的，也有喜好桐城古文的。其时，冯志沂尚处于朦胧阶段，既不懂得学术研讨之道，也不知该投靠哪家门派，只对诗文感兴趣。能文擅诗是组织部门考评官吏的参考条件，因此，新科进士都想继续深造，积极趋拜名师问业，他当然也不例外。拜谁为师呢？心里没底，干着急。
旬休之日，冯志沂约与同僚王益之去龙树寺参加文人们的展禊之饮，散席后，两人到寺侧的陶然亭散步赏景。时值仲春，园内湖水清澈，朱鱼追逐，堤岸上杨柳吐翠，莺鸣雀啼，风光分外旖旎。冯志沂即兴吟成七绝一首，益之听后指出：为诗忌随俗，随俗易成“纤靡之音”。随即从书袋里掏出一册手书诗稿，在他面前晃了晃，说：拿回去认真琢磨仿效吧，或许对你有所启发。他接过诗稿看了，始知作者就是在陶然亭见过面的余坤先生，当下反复吟诵，不禁“赧而愧汗”，马上心生移樽就教的想法。王益之见他有迫切拜师学诗的诚意，接着说：余先生正好住在下斜街的南端，这可是难得的机缘巧合，我把你介绍给先生学为诗。
余坤，字子容，亦字小坡，浙江诸暨人，进士出身，时任户部郎中，是京城颇有名气的诗家，其诗法宗苏轼、黄庭坚。此人表象清高，实则是个外冷内热的正人君子，从王益之口中得知他渴求为诗的志趣，极为重视。
这年的“暮春之际”，冯志沂怀着“战恐惕”的心情，主动执贽造访了余坤。余坤看了他的名帖，立即让座，嘱仆伺茶，以礼相待。两人交谈中，余坤问冯志沂：你经常去陶然亭，知道亭子的来历吗？
冯志沂答：不才孤陋寡闻，愿听先生赐教。
余坤解释道：康熙朝有个叫江藻的侍郎，督工宣南砖瓦窑时，在慈悲庵旁建了座亭子，取唐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酒，与君一醉一陶然”诗意，并以“陶然”二字为亭题名，人称江亭。说罢，撤去茶具，换上酒菜，招呼他且饮且谈。彼此初还客客气气，谦让酬酢，往后就控制不住了，越饮越痛快，谈得更投机，余坤兴奋地说：这才叫与君一醉一陶然，我们之间有缘哪！冯志沂赶紧欠身揖拜道：今天晚生正式投您为师了。余坤连连摆手：不必称师，互为诗酒朋友岂不更好，近期你写了几首诗？他以《三哀诗》出示（即悼念《范近薇》、《李海瞻》、《家少菊》），余坤过目后说：诗皆凄怆，吾平生亦有可哀者，以诗追悼之，亦命之曰“三哀诗”。
这天，冯志沂把通籍京师前后作的诗文，全部拿出来，请余坤先生予以点评。
未几，他结识了并门而居，乙未科的进士朱琦。朱琦，字伯韩，号濂甫，广西临桂人。初授翰林院编修，后升给事中，官至监察御史。因朱的关系，又新交了逗留京师求取功名的广西才子彭昱尧。自后，冯志沂、朱琦、彭昱尧、王益之像唐代的皇甫和张籍之徒在韩愈门下求学那样，频繁走往于余坤之家，相期“聊浪文章”、“埋首笔砚”追逐比云龙。
这几个人，同时生活在社会巨变的前夜，有的时候也采取以文会友的形式，纵论天下大事，笑谈古今得失。师友们的讽议、谠论不断打动着冯志沂的心灵世界，引起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