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目的论所犯的错误，也正是激进机械论所犯的错误，在于过分扩大了我们智力中的某些天然概念的应用范围。最初，我们思考仅仅是为了行动。我们的智力被注进行动的模型。当行动成为必然的时候，沉思便成了一种奢侈。现在，为了行动，我们从一开始构想出结果；我们制订一个计划，接下来继续构想实行该计划的机制的细节。只有我们清楚能依靠何物，才有可能进行第二步操作。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从自然当中提出相似物，这样我们才能预见未来。所以，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都必定要利用因果规律。不仅如此，我们头脑中有效因果性的思想越是敏锐，它就越会采用机械因果性的形式。反过来，这种方式由于表达了更为严格的必然性，因而更具有数学性。这就是为什么只要顺从我们思维的倾向，我们就会成为数学家。但是，这种天然的数学，只不过是潜藏在我们意识的一种顺从习惯底下的僵化的无意识框架而已，这种习惯总是将同样的结果归结到同样的原因上。而这种习惯的通常目的，就是指导由意图激发的行动，或者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指导一些运动，这些运动旨在与一种模式的重构相结合。我们是天生的几何学家，也是天生的艺匠；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几何学家，完全因为我们是艺匠。人类的智力，鉴于其是为了满足人类行动的需要而形成，因此它的展开同时还借助于目的，借助于计算，借助于调整手段来实现目标，借
助于构想越来越多的几何形式的种种机制。无论是将自然设想为一台由数学规律控制的巨型机器，还是将它设想为一个计划的实现，看待自然的这两种方式都只不过是人类思维两种倾向的结果，这两种思维倾向彼此补充，并且两者的根源都同在生命的必然性之中。
由于这个原因，激进目的论的许多观点都和激进机械论极为接近。这两种学说都不情愿看到，在事物的普遍进程中，或者仅仅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预见的形式创造。在考察现实方面，机械论只关心事物中相似性的或重复的方面。因此，在机械论学说中，占据主导的是这样一条规律：自然中仅仅存在“同类相生”。机械论越是强调几何学，就越难以承认有什么东西是创造出来的，即便纯粹的形式也是如此。于是，因为我们是几何学家，我们便拒绝不可预见的东西。当然，我们确实也有可能接受它，因为我们同时也是艺匠，而艺术的生命就是创造，艺术也对自然的自发性暗含着一种潜在的信仰。但是，完全无功利的艺术，却是一种奢侈品，一如沉思作为奢侈品。我们是艺匠，却还远远没有成为艺术家，而我们所有的作品，不管有多么粗糙，全都依赖于相似和重复。好像作为支点的自然几何学一样。我们依照模型来制造物品，即便有所发明，也是或者它自认为也是，在对各种已知的元素进行重新组合而已。其原理就是“我们必须使同类相生”。简言之，对目的性原理的严格运用，正如对机械因果性原理的严格运用一样，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一切都是给定
的。”这两个原理用各自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因为它们都对应于同一需求。
这是它们一致抛开时间的又一原因。真正的绵延是，这种绵延一步步吞噬事物，并在其上留下自己的齿印。如果一切都是即时的，一切都在内部发生变化，那么，同一个具体的现实绝不会再度出现。因而，重复的只可能是抽象的现实：重复出现的只能是被我们的感觉，尤其是我们的智力，从现实中挑选出来的某些侧面，而这恰恰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智力的全部努力其指向就在行动）只能在重复中进行。这样，我们的智力，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重复的东西，只忙于将相同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它的目光就从时间身上移开了。它不喜欢流动的东西，它将接触到的一切都固定住。我们并不思考真正的时间，但却生活着真正的时间，因为生命超越智力。我们对自身进化的感觉，对纯粹绵延中所有事物进化的感觉，合在一起形成了智力概念周围的那种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消退到黑暗中的模糊边缘。机械论和目的论达成一致，仅仅关注在中央地带闪耀的明亮核心。它们忘记了，这个核心乃是由其余部分凝结而成；它们也忘记了，为了能把握生命的内在运动，整个全体都必须被运用起来，其中那些流动的东西，和那些凝结的东西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的确，如果这个边缘确实存在，那么，无论它多么纤细，多么晦暗，都比它围绕的那个明亮核心更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
这是因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我们确认了那核心是个核心，
确认了纯粹智力是一种更广泛的力量经过凝聚而来的缩略形式。
并且，正因为这种模糊的直觉对于我们作用于事物的行动毫无帮助，而这种行动只能发生在现实的表层，我们才可能设想它不仅可以在现实的表层发生，还深入现实内部。
一旦我们走出了激进机械论和激进目的论桎梏我们思想的重重包围，现实就像某种新事物的泉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它刚一造成当前，就已经滑落到过去，正是在这一瞬间，它落在智力眼前，而智力的双眼却始终向后观望。这已经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情形了。对于我们的每一个行动，我们都能轻易地发现它之前的行动，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行动就是先前行动的机械结果。
这样的说法也同样很好：每个行动都是一个意图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行动的进化过程中，机械作用无处不在，目的性也无处不在。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涉及我们的整个个人，真正是我们自身的行动，那么，它就不能被预见，纵使这个行动刚一结束就被先前的行动解释了，也无法被预见。况且，尽管这个行动实现了一个意图，但它作为当前的和新的现实，却和那个意图有所不同。而除了再度开始或者重新安排过去之外，这个意图从来都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因此说，机械论和目的论在这里只是我们行动的外部视角。它们提炼出我们行动中的智力性，但我们的行动在它们之间滑动，并远远伸展出去。这仍然不表示自由行动变化无常、毫无道理可言。任性而为就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成选择中间摇摆不定，而最终也没有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行为既
不是内心状态的真正成熟，也不是真正的进化，它只不过是对模仿智力机制意志的屈从；不管这个论断看起来显得多么矛盾，情况就是如此。与此相反，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则出自一个并不试图伪造智力的意志，这种意志始终保持自身，也就是说，它一直在演进，逐步成熟，最后发展为行动，而智力将能够把这些行动无限地分解为微小的元素，但却从未实现过这个目标。
自由的行为与这种观念无从比较，但其“合理性”却必须由这种无从比较的性质来界定，这种性质容许我们发明任意数量的不可理解性。这就是我们自身进化的特征，同时也无疑是生命进化的特征。
我们的理性一贯傲慢专横，竟然以为自己根据天生的或争得的权利，自然而然地或者通过学习掌握了通晓真理所需要的全部基本素质。尽管如此，它还是承认，它并不了解呈现在眼前的对象，它相信自己的无知仅仅在于它不知道在它久负盛名的分类盒中，哪一个盒子适用于这个新的对象。我们应该把这个新对象放进哪一个准备拉开的抽屉里呢？我们应该给它穿上哪一件已经裁好的衣服呢？是这个，是那个，还是另外一个？而无论是“这个”、“那个”还是“另外一个”，都总是些我们已经构想出来的、已经知晓的东西。为了这个新对象，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或许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想法使我们深感不快。然而，哲学的历史就在那里向我们昭示系统之间的永恒冲突，它向我们表明，将我们现成的概念穿在现实身上，永远不可能令人满意，因
而表明了制造衡量尺度的必要性。不过，我们的理性并没有走向这个极端，而是怀着骄傲的谦逊，一劳永逸地宣称，它仅仅研究相对的事物，而绝对的事物不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这番事先声明，使它能毫无顾忌地运用其一贯的思考方式，因此，它以不触及绝对为借口，对一切事物做出绝对的判断。柏拉图首先建立了“了解真实就是要找到其理想型”的理论，也就是说，要了解真实，就要将它强行装入事先存在的、任由我们随意支配的框架之内——好像我们确实具备了普遍知识一样。然而对于人类的智力而言，有这个信念十分自然，实际上，它总是好像忙于确定应当将新对象放在哪个已有的标题下面，或许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生来全都是柏拉图主义者。
这种方式的不足之处在种种关于生命的理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生命在普遍地朝向脊椎动物进化的过程中，在专一地朝向人类和智力进化的过程中，已经不得不沿途放弃众多不适应这种特殊组织模式的元素，不得不（正如我们将要表明的）把这些元素交付给其他发展线路。那么，为了要把握生命活动的真实本质，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并将其与智力本身重新结合起来的，正是这些元素的全部。为此，我们还可能要借助于那种环绕在我们明确的（也就是智力的）表达周围的朦胧直觉边缘。进化原理并未缩减成我们组织的特定形式，作为这种原理的一部分，这种无用的边缘恰恰无欲无求地围绕其周围，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正是原因所在。于是，我们必须从这里寻找一些线索，来扩展我们思想的智
力形式，必须从这里吸取必要的动力，来提升我们自身。要形成生命整体的观念，就不可能是将一些简单的概念结合起来，这些简单概念是由生命本身在其进化过程中遗留在我们身后的。部分怎能等同于整体？内容怎能等同于形式？生命运作的副产品又怎能等同于运作本身呢？然而，当我们把生命进化定义为“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过渡”时，或者，当我们把智力的碎片排列起来，从中找出一些概念来界定生命进化时，我们的错觉就这样产生了。
我们把自身置于进化发展顶端的一个点上——这个点无疑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在这个点上，我们甚至不需要使用全部的发现，因为我们只从智力中保留一两个用于自我表达的概念。而恰恰是这个局部中的局部，被我们宣称为整体的表现，被宣称为某种实际上超越了具体整体的表现，这个整体也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整体”仅仅指当前状态的）进化运动的表现！事实上要表现这一点，我们全部的智力可能都不嫌太多——不，应该说还嫌不够。我们可能还需要加上一些从其他一切进化终点所得的发现。
我们必须把这些多种多样的元素看做众多的摘要，这些摘要以其（至少是曾经以其）最粗陋的形式出现，并相互补充。只有此时，我们才有可能对进化运动的真实性质略有把握。即使这样，我们也无法彻底把握它，因为我们还是只能把握那些进化的事物（它们是进化的结果），而无法把握进化本身，而它是这些结果得以产生的行动。
这就是我们将要引入的生命哲学。它声称要超越机械论和目
的论。不过，正如我们在开始时已经说过的，比起机械论，这种生命哲学更接近目的论。现在来讨论这一点正是时候，我们将更加精确地表明这种生命哲学和目的论的异同之处。
我们的哲学，就像激进目的论一样，将有机界描述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尽管其形式较为模糊。但这种和谐远非生命哲学宣称的那样完美。它允许大量不和谐的存在，因为每个物种，甚至每一个体，都保留着些许冲动，这些冲动来源于普遍的生命冲动，并且倾向于为了自身利益使用这种冲动。这种自身利益包含着适应。因此，每个物种和每个个体都仅仅考虑它们自己——它们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由此而生。所以说，和谐其实并不存在，宁可说只是原则上存在。这就意味着，原始冲动是一种共有的冲动，我们沿生命之流追溯得越高，不同倾向之间就越会显得相互补充。因此，大风虽然在街角分成了不同的方向，但它们还都是同一阵风。和谐，或者说是“互补性”，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显示出来，只能在倾向而不是状态中才能显示出来。尤其是，与其说和谐在我们前面，不如说它在我们背后（这一点一直被目的论严重误解）。和谐来自于共同的冲动，而不是共同的期望。
尝试给生命标上一个终点（就这个字对于人类的意义来说）毫无意义，说到终点，就是想象一个事先存在、有待于实现的模式。
因此，设想终点的存在，也就是假定一切都是给定的，假定未来能够从当前解读出来。设想终点的存在，就是认为生命在其运动和其整体性中，像我们的智力一样运作。而智力的运作不过是对
生命进行的静止的、局部的观察，因而自然位于时间之外。生命与之不同，它在时间中前进和延续。当然，在我们走完过一段路程之后，我们能够回顾生命，标记出它的方向，用心理学术语标示出来，把它说成是在追寻一个终点。我们就应当如此表达自身。
然而，对于将要走上的道路，人类的大脑却可能无可言说，因为那条路是走路的行为同步地创造出来的，它恰恰就是这个行为本身的方向。于是，进化在每时每刻都必须承认一种心理学的解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是最佳的解释；但是，除了用于反思，这种解释既没有什么价值，甚至也没有什么重要性。目的论的解释（比如我们将要提出的那种）绝不能被当做对未来的预期。
它是一种参照当前来观察过去的特定模式。简言之，目的性经典概念的推论既太多又太少，其推论既过分宽泛又过分狭窄。用智力来解释生命的时候，它过多限制了生命的意义，智力（比如，至少是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智力）在发展过程中已经通过进化形成；它被从某种更大的东西上切割下来，或者说，毋宁说它仅仅是一种投射，是具备起伏及深度的现实在某个层次上所必需的投射。正是这种更具综合性的现实，是真正的目的论应当重构的，或者，毋宁说（如果可能）是应当在一个视角中囊括的。但是，正是因为那种把相似的东西连接起来，观察并且制造出复制品的能力超越了智力，这个现实才无疑是创造性的；也就是说，这个现实在其诸种效应里扩张并且超越了其自身的存在。因此，这些效应就不是事先给定的，所以它就无法把它们当做终点。尽管这
些效应一旦产生，就会容许一种理性的解释，一如那些复制模型的物品容许出现的理性解释。总之，终极原因的理论如果把自己局限于仅仅将智力归因于自然，那它走得还不够远；而如果它假定，在当前存在着以观念形式出现的、预先存在的未来，它又走得太远了。而第二种理论，它错在过度，是第一种理论的结果，而第一种理论又错在欠缺。我们必须用更具综合性的现实，来替换智力本身，而对于更具综合性的现实而言，智力不过是一种缩略形式而已。于是，未来就呈现为过去向当前的扩展：未来并不会以所谓的终点的形式包含于当前之中。而未来一经实现，就会对当前做出解释，这种解释将和当前对它的解释一样多，甚至更多。必须尽量把未来看做一个终点，甚至是一个结果。我们的智力有权用惯常的视角来抽象地考察未来，并且智力本身就是对其存在原因的一种抽象视角。
确实，这样一来，原因可能就好像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能力。
生命目的论已经巧妙地避开了一切精确的证明。如果我们超出了它的某个方向，又会怎样呢？实际上，在我们岔开主题，做了一些必要的讨论之后，又在这里回到了被我们视作根本的那个问题上：事实能够证明机械论的不足吗？我们说过，只有坦诚地接受进化论的假设，才有可能证实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表明，如果机械论不足以解释进化，那么，证明这种不足之处的办法，就不是停留在目的性的经典概念上，更不是将它消减浓缩，恰恰相反，是要走得更远。
我们现在就提出我们的证明原则。我们说到生命，它从起源开始，就是同一冲动的延续，分成了各种不同的进化路线。通过一系列的附加物，某些事物得以成长，某些事物得以发展，而这些增添就是众多的创造物。这种发展造成了各种倾向的分离，这些倾向如果不是变得互不相容，其成长就不能超越某个点。严格说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去设想，生命的进化有可能借助于遍布数千世代中的一系列变形，发生在一个单一的个体上。或者，如果不是单一的个体，也可以是设想出来的任何数目，这些个体在一个直线发展的序列上彼此相继。对于这两种情况，进化都可以说仅仅具有一个维度。然而，实际上，进化发生在数百万的个体上，发生在多种多样的线路上，每个线路都结束于一个岔口，而从这个岔口又放射出一些新的线路，如此发展下去，没有穷尽。
如果我们的假设得以证实，如果这些不同线路运作的原因其本质是心理学的，那么，这些原因就必定保留了某些共同的东西。它们结果各异，就好像久别的校友共同保留着对童年时期的记忆一样；道路或许会分岔，或者开辟出新的旁道，那些被分散的元素可能会沿着这些支路独立进化。尽管如此，使各个部分的运动得以继续仍然需要借助于整体的原始冲动。所以说，整体的某些东西必定一直存留于部分当中，而这种共同的元素将会以某种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方式或许就是相同的器官出现在千差万别的有机体中这一事实。比如，假设机械论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进化就必定通过一系列彼此相加的事件而发生；对于每一个新事
件而言，如果有利于当前生命形式表现的那些先前有利事件的总和，那它就会通过选择而被保留下来。但是如果将两个全然不同的事件系列加在一起，使两种全然不同的进化得到相似的结果，这如何可能呢？两条进化路线的差别越大，偶然的外部影响或者内部变化在它们身上造就同样器官构造的可能性就越小。尤其是在路线分歧原本不存在这种器官时，那就更是如此。但与此相反，在我们这样的假设里，两个创造物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却是自然的，甚至在最新的路线里，冲动中的某些东西也来自源头。因此，纯粹机械论将被驳倒，而目的性（就我们理解的特定意义而言）如果能证明在进化的不同路线上，生命可能通过不同的手段制造出相似的器官，那么它的某个方面将会得到证实。而证据的说服力，将随着如此选择出来的路线的差异性增大而增加，也会随着在它们当中发现相似结果的复杂性的增大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