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绝不能忘记，在整个有机界展开的那种力量是有限的，它总是在寻求超越自身，总是不足以应付它不得不面对的工作。
机械论的错误与偏执之处就在于对这一点的误解。它把整个有机世界表述为一个结构，并且这种结构类似于人工的作品。所有的部件都为了最好地发挥机器的功能而装配在一起，每个部件都有存在的理由，有需要发挥的作用，有指定的位置。实际上，所有部件都组合在一起，就像一场音乐会，其中看似不和谐的声音其实都是为了制造出总体的和谐。总之，大自然中进行的一切都像是人类的天才之作，结果或许不重要，但在作品和制造的工作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完美的适应。
生命进化中的情形根本不是这样。在生命进化中，工作和结果之间的不匹配相当惊人。从有机界的底层到顶端，我们确实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往往不够充分，有时被相反的力量抵消，有时偏离了应有的轨道，被自身正要采用的形式所迷惑，就像被镜子迷惑一样。甚至在它最完美的作品中，尽管它似乎战胜了外来的阻力，也战胜了自身的阻力，它依然得益于它必须具备的物质性。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亲身体验到的东西。我们的自由，在确认其自身存在的那些运动本身，就创造出一些日益增长的习惯，而如果这些习惯不能够依靠持续不断的努力更新自身，它们就会压抑自由：自由在前，自主性尾随其后。
最有生命力的思想也会在它的表达公式中僵化变硬。词语转而戕害思想，字母扼杀精神。而我们最炽热的激情，一旦被外化为行动，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冻结为冰冷的利益计算或虚荣，无论是利益计算还是虚荣心都很轻易地转化为对方的形式。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死去的感情还在一定时间内保留着鲜活的特征，我们就会把这两种混淆起来，怀疑我们自身的热情，否认自身的善良和爱。
造成这种不一致性的深层原因就在于生命节奏之间存在不可挽回的差异。总体而言，生命就是运动，生命的具体形式不情愿接受这种运动性，总是有所滞后。生命总在向前，它们想要给时间做出标记。总体的进化宁愿直线前进，而每一特定的进化都是像是一个循环。就像尘埃被经过的阵风卷起，形成旋涡；生命也在旋转，而吹起它的则是生命的飓风。因而，生命是相对稳定的。
生命假装静止，以致我们把每一个个体都看做一个物体，而不是一个过程，忘记了形式的永恒性仅仅是一种运动的轮廓线。然而，有时候，在一个转瞬即逝的幻影里，负载生命形式的无形气息会在我们眼前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在某些形式的母爱当中，我们会获得顿悟，它那么惊人，在大多数动物中，还那么感人，甚至在植物对种子的呵护中，也能观察到这种母爱。有些人在这种母爱中看到了生命的伟大秘密，这种爱或许向我们传达了生命的奥秘。
它告诉我们，每一代都荫庇下一代。它允许我们一窥真相，生命首先是一个通道，生命的本质就是传递生命的那种运动。
总体生命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这种对立，无论何处都呈现相同的特征。可以说，生命倾向于最有可能的行动，但每一物种却只想付出最小的努力。如果从生命本质的构成来考虑，也就是把生命看做物种之间的过渡，那么生命就是一种持续的生长行为。
然而生命经历的每一物种，都只按照自身的便利行事。它寻求的是要求最少劳作的东西。物种被其即将采取的形式所吸收，陷入了局部的昏睡之中，忽视了几乎全部的剩余生命。它塑造自己，以便用最少的努力，从直接的环境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自然，生命得以向前发展并创造新形式的行动，与新形式得以形成的行动，是两种彼此相异又常常对抗的运动。第一种行动在第二种行动中得到延续，但是如果第一种行动不从自己的方向中转向，这种延续就无法进行。就像一个人要越过障碍起身跳跃，他就不得不把他的目光从障碍物中转移，始终只关注自己。
就其定义本身而言，生命形式就是能够生存的形式。无论用哪种方式来解释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都必然是充分的，因为物种毕竟存活下来了。从这个意义来讲，古生物学和动物学所描述的每一个连续性物种都是生命取得的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提到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留在途中的运动，而不是它们置身的条件，那么我们得到的印象就大为不同了。这种运动经常偏向一旁，更为经常的情况是，没走多远就停止了。从这个新的视角来看，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则是偶然，并常常伴有缺陷。我们会看到，动物生命进化的四个主要方向中，有两个是死胡同，而另外两个方向，物种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回报远不成比例。
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文献重构这个历史的细节，但是我们却能描述这个历史的主要脉络。我们已经说过，动物和植物必定很早就从共同的祖先中分离了，植物陷入了静止的沉睡中；而动物则相反，变得越来越清醒，一路向神经系统进军。动物王国的努力，其结果或许就是创造出依然简单的有机体，但却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们具有不确定的形状，能够面对未来的任何不确定性。这些动物或许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某些蠕虫类似，不过两者的区别在于，这些蠕虫（那些可以与这些动物比较的蠕虫）只是一些空洞的固定例证，用以表明具有无穷弹性的形式，它们孕育着无限的未来。它们是棘皮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
它们将会面临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可能会阻碍动物的上升进
化过程。当我们回顾原始时代的动物时，不禁会为一种特殊性所震惊，那就是，动物被囚禁在一个多少有点坚硬的鞘内，这些鞘必然妨碍动物的运动，甚至往往使运动停滞。节肢动物一般都有甲壳，其中大多数是甲壳纲动物，而远古的鱼类则有极其坚硬的骨鞘。a我们认为，要解释这个普遍事实，就要到这个倾向里寻找原因：软体动物往往尽力使自己变得不适于被吞食，以便保护自己，不被对方吃掉。每个物种在其形成的行动中，都倾向于最快捷的行动。一些原始有机体拒绝用无机物质合成有机物质，而是从获取现成的已经转化为植物的有机物，于是发展成为动物，而在这些动物物种当中，又有大量的物种得以通过其他动物的生命来生存。这是因为，作为动物的有机体，也就是能够活动的有机体，能够利用自身的运动性猎取弱小的动物，就像它们吃掉动物，就像吃掉植物一样。因此，动物的运动性越强，对于其他动物来说，它就越贪婪和危险。由此就出现了一种情况，整个动物界向运动性越来越强的方向前进的步伐，突然停顿下来。因为棘皮动物坚硬的钙质皮肤，软体动物的外壳，甲壳动物的甲壳，以及原始鱼类的硬鳞状胸甲，或许都源自于一种自我保护、抵御敌人侵害的努力。然而，动物用以保护自己的胸甲，也限制了动物的运动，有时将动物固定在一个地方。如果说植物给自己裹上一a 关于这些不同的观点，参见高德依的著作《哲学古生物学论文》，巴黎，1896年，第14~16页，以及第78~79页。
层纤维素组织，从而放弃了意识，那么，这些把自己关在堡垒或者铠甲中的动物，也让自己陷入一种轻度的睡眠状态中。如今这些棘皮动物，甚至还有软体动物就生活在这种呆滞的状态中。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也可能受到陷入呆滞状态的威胁，然而，它们最终逃脱了。而它们之所以能逃到这个幸运的环境，是由于生命形式向更高级别的扩张。
事实上，我们看到生命冲动的运动在两个方向上重又获得了新的发展。鱼类的硬鳞状胸甲转化成了鳞片。而很久之前，昆虫就出现了，也摆脱了曾经保护过它们祖先的胸甲。鱼类和昆虫都足够灵活，能够逃避敌人，也使得它们具备攻击性，能够选择对峙的时机和地点。鱼类和昆虫的灵活性弥补了它们体表保护层的不足。在人类装备的进化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发展。最初的冲动是寻求庇护，接着是更为有利的，尽可能变得灵活以便逃跑。而最重要的是便于攻击，因为攻击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正因如此，古希腊的重装备步兵才被古罗马军团所取代；也正因如此，身穿铠甲的骑士才不得不让位于机动性更强的轻装步兵。总体而言，生命的进化，如同人类社会和个体命运的进化一样，最成功的是那些战胜了最大危险的物种。
因此，动物增强自身的运动性，显然正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当我们说到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时，我们说，物种的任何一种变化，都是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这就是变异的直接原因，不过往往只是表面的原因。变异的深层原因是把生命推进世界的那种冲动，
这种冲动把生物分成了植物和动物，它把动物转向了更为灵活的形式。而在特定的时刻，在受到呆滞威胁的动物王国，这种形式至少保证了动物在某些点上唤醒自己，继续前行。
在植物和节肢动物分别进化的两条路线上，发展（除了由于寄生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退化之外）首先是“感觉—运动”神经系统的进展。进化在寻求运动性和灵活性的同时，也在寻求运动的多样性，尽管经过众多实验尝试，起初也产生了浪费物质和力量的种种倾向。不过，这些寻求本身也在不同的分支方向上产生了。
只要看一眼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我们就能看到区别所在。节肢动物的身体由一系列长短不同的环节组成，因而其运动就分布在数量不等（有时数量庞大）的附肢上，每一个都具有特殊的功能。而在脊椎动物那里，运动仅仅集中于四肢上，这些器官执行的功能并不受形式的严格限制。a这种独立性发展到人类变得完善起来，人手可以做任何一种工作。
至少，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不过，在这些可见表象的下面，我们还可以推测出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内在于生命中，最初它们彼此融合，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又注定要分道扬镳。
要界定这两种力量，我们就必须考察在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进化中，那些分别标志了终点的物种。怎样来确定这个点呢？
在这个问题上，几何的精确性还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在同一进化a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沙勒，《个体》，纽约，1900年，第118~125页。
路线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简单标记，能够使我们判断出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更高等。我们必须在每一种情况下进行比较和衡量大量的特征，才能确认它们在哪种程度上是本质特征，哪种程度上是非本质特征，而又在哪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将它们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
举例来说，衡量优越性最通常的标准无疑是“成功”，在某个意义上，优越性和成功这两个词语是同义的。单就生物而言，成功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克服了无数种障碍，最终占据最大范围的能力。占据了整个地球的物种，就是真正重要的，因而也是最优越的物种。人类就是这样的物种，人类代表了脊椎动物进化的终点。然而，在节肢动物的系列中，昆虫（尤其是膜翅类昆虫）也是这样的物种。有一种说法是，人类是土地的主人，而蚂蚁是土下层的主人。
另外，出现较晚的种群可能是退化种群，不过，这种退化必定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造成的。按理说，这些物质本应比产生它们的那些物种更优越，因为它们和进化的更高阶段相关。人类可能是最晚出现的脊椎动物。a在昆虫的系列中，膜翅类也最晚a 勒内·冠东对这个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食肉动物和反刍动物以及某些鸟类出现于人类之后。见冠东，《有机界中的海水》，巴黎，1904年，第435页。
在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得出的一般结论尽管与冠东非常不同，但也并非不能与他的结论调和；因为如果进化的确像我们表述的那样，脊椎动物就必定已经做出努力，使自身生存在最有利的活动条件下。的确，那些条件正是生命最开始就选择好的条件。
出现，不过鳞翅类除外，它们或许是退化的物种，寄生在开花植物上。
这样，我们从不同的途径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节肢动物的进化在昆虫那里达到了顶点，尤其是在膜翅类昆虫那里，而脊椎动物的进化则在人类那里达到了顶点。本能在昆虫的世界最为发达，在昆虫中，膜翅类的本能又得到了神奇的最大发展。因此可以说，动物王国的全部进化（除了像植物生命的退化之外），在两条分支道路上发生：一条通往本能，而另一条通往智力。
因此，植物性的呆滞、本能和智力，这些就是与植物和动物共同生命冲动相一致的元素。在以最不可预见的形式来表现这些元素的发展进程中，它们各自成长这一事实将它们区别开来。一个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重大错误，已经败坏了大多数自然哲学。
这个错误就是，在植物性生命、本能性生命和理性生命中，只看到了同一倾向的三个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实际上，它们却是同一活动的三个分支方向，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分裂开来。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强度的不同，或者更概括地说，不是程度的不同，而是种类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