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进化论现有的各种形式都交给同一个检验，结果表明，它们全都遭遇到同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如果我们将它们全都加以拒斥，也是不明智的。相反，进化论的每一种形式，其背后都有大量的事实作为支撑，因而必定具有其自身的正确性。每一a 吉亚德，《关于传递性的争论》，巴黎，1904年，第147页。
个都必定和进化的某个方面相关。为了保持科学性，也就是说，为精细的研究提供精准的方向，一种理论将自身严格局限于特定的观点之上，甚至是必然的需要。不过，这些理论从各自的局部视角来观察的那个现实，却必然会超越它们全部。这个现实是哲学研究的专门对象，而哲学并不会被科学的精确性所限制，因为它根本不考虑实际运用。所以，让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进化论现有的三种形式，在我们看来对于解决这个难题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以及他们分别漏掉的东西，并指出这三种努力应该在哪里结合起来，以对进化过程获得更全面的理解，尽管这个概念不会那么明晰。
新达尔文主义者说，变异的根本原因是个体的胚芽中固有的差异，而不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经验或者行为，这一说法在我们看来很可能是正确的。而我们不能认同的是，这些生物学家把胚芽中固有的差异看成纯粹偶然的和个别的。我们轻易就能相信的是，这些差异是一种冲动的发展，它在个体之间，从一个胚芽传到另一胚芽，因而，它们不会是纯粹的偶然。而且，它们很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一种形式出现在同一物种的所有代表身上，或者至少是出现在同一物种的某些数量中。事实上，突变论已经在这一点上对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深刻的修正。该理论认为，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段之后，在某个给定瞬间，整个物种都会受到变化倾向的干扰。因此，变化倾向就不是偶然。诚然，变化本身可能是偶然的，因为根据德伏莱斯的观点，转变作用于物种不同代表
的不同方向上。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白，如果这个理论能在大量其他植物上得到证实（德伏莱斯只在月见草属植物那里得到证实）a，那么，机遇在植物变异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有可能比在动物中大得多（这一点我们还会进一步解释）。因为在植物界，功能并不严格依赖于形式。尽管事实可能如此，新达尔文主义者还是倾向于认为转变的时段是固定的。所以，突变的方向可能也是这样，至少在动物界，并且在我们不得不表明的范围里是这样。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埃莫尔式的假设，根据这个假设，不同特征的变异都在一个确定的方向上代代延续。这个假设在我们看来，在埃莫尔本人保有的范围内似乎是可信的。当然，有机界的进化不能被整体地预先决定下来。相反，我们认为，生命的自发性通过前后相继的、持续不断的形式创新体现出来。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彻底，必留有一部分确定之处。比如像眼睛这样的器官，必然经过定向的持续变化才能形成。不然的话，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其他的理由来解释拥有不同进化历史的物种，他们的眼睛何以具有类似的结构。我们和埃莫尔的分歧在于，他认为物理和化学的原因结合起来就足以保证结果；与之相反，我们已经通过眼睛的例子，尝试证明了如果这里有“定向进化”，那么心理学的原因就会介入其中。
a 不过，一些相似的事实已经被注意到了，它们全都发生在植物界。参看布拉灵海姆，“关于种类的概念与转变理论”，《心理学年鉴》，第12卷，1906年，第95页以后。以及德伏莱斯，《物种与变种》，第655页。
某些新拉马克主义者确实在寻求心理学性质的原因。我们认为，新拉马克主义最坚实的观点之一就在其中。但是如果这个原因仅仅是个体的意识努力，那么它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情况下发挥作用——至多在动物界，在整个植物界却完全无效。即便是在动物界，它也只能在意志能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某些点上发挥作用。并且，即便在它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也不清楚它如何能够指导这样一种深刻的变化，能使复杂性不断增加：后天特征被有规则地传递下来，以致叠加在一起，这种情况顶多是可以想象出来的；然而这种传递似乎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常态。定向的遗传变化持续积累下来，叠加到自身，从而建立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机能，这必定要和某种努力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努力远远比个体的努力更加深刻，也更加独立于环境。这种努力是同一物种的绝大多数代表都共有的，并且内在于它们所携带的胚芽之中，而不是仅仅在它们的实体中，因此，这种努力就必然会传递到后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