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觉有无数的后果。 a当我们对人和事的欣赏，充满着对真实判断的可追溯价值的信仰、对逆行运动的信仰时，这个逆行运动就不自觉地在时间中践行着曾经提到过的真理。通过唯一实现的行为，现实将自己的阴影投射到无限遥远的过去；因此它似乎已经在可能的形式下，先于其现实而存在了。在那里有一个错误，在毒化着我们过去的概念；在那里有我们参与未来的愿望。例如，我们想知道那些明天会成为艺术、文学、文明的东西；我们自己大致描绘社会的进化曲线；一直到我们能预测事件的细节。当然，我们总是能将完成的实在，与它之前的事件和产生它的条件相连接；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实在（不管是哪一个，它都是真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与同样的条件及事件相连接。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审视现在的所有方面，以便将之延伸到所有方向的同时，我们将得到所有的可能，而其中就有未来。
假设未来可以选择，它会选择吗？但首先，这些延伸本身可能就是新元素的增加，它由所有片段组成，是绝对不可预测的；其次，现在的某个方面不会像我们的注意力将之隔离的方a 关于这些后果，关于一般的对真实的判断的追溯价值的信仰，关于真理的逆行，我们已经在1913年1月至4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会议上说过了，我们在这里只谈一些迹象。
面一样，于是，需要在现实条件的集合中以一定的形式实行分割。而现在的各个方面是如何在其被创造之前存在的，通过随后发生的事件，我们的注意力可以实现剪纸的原始形式吗？因此回想起来，这些方面仅仅属于过去的现在，这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当它继续存在的时候，在目前它并不比过去更现实。在我们现实的现在中，并没有未来音乐家的交响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与经典的浪漫相联系，但是古典主义中浪漫的方面通过追溯效力只能摆脱曾经出现的浪漫主义。如果没有卢梭、夏多布里昂、维尼、维克多·雨果，不仅我们不会注意，而且也真的不会有昔日经典的浪漫主义了。因为古典的浪漫主义只有通过分镜头才能实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某些特别的方面有着特别形式的分割，而这种分割在浪漫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不存在于古典文学中了。一个艺术家在组织这些无定形的云团以适应其幻想时，将会在飘过的云中发现有趣的画像。追溯既往，浪漫主义建立在古典主义之上，就像艺术家在云上得到图像一样；追溯既往，浪漫主义在过去就制造了某些征兆，并且通过前事有了对自己的解释。
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需要运气，需要一个很好的机会，在目前的现实中，将有未来历史学最感兴趣的问题。当这个历史学家考虑对我们而言的现在，他就会特别寻求对他而言的、他的现在的解释，尤其是他的现在将会包含创新。如果这
个创新必须是一个创造，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对它有任何概念。
为了在这些它应该注意到的现象中进行选择，甚至为了制造分割的现象，并且这些现象是根据现实的指示而有的，我们在今天该如何遵循它呢？当今资本现象的出现其实是民主的来临。
因为它本应是对同时代的、而不是对过去的描述，我们在其中发现警告的标志，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有可能，最有趣的迹象没有被它们注意，它们是否已经知道人类是朝着这个方向行走的？然而，这个方向的行程不会比另一个方向更明显。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被行程本身创造的方向仍然是不存在的。我的意思是，通过向前的运动，人类已经逐渐设想并实现了民主。
因此，警告的标志在我们的眼中并不是标志，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行程，并且行程已经在进行中了。由于既不是因为行程或方向，所以也不是因为当这些现象发生时事实的部分没有被给予：
这些事实还不是迹象。
让我们试着走得更远些。我们说，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事实已经被同时代的人所忽略。但真相是，大多数的事实在这个时代并不作为事实存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复原那个年代，那么那个年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就是存在的，并且走在有现实组成的不可分割的路上。我们能看到一束以全新形式出现的光，我们称为民主思想。因此，根据轮廓而切割的有经验的部分，与一个伟大的画家的画同样新颖和不可预测的部分，将会成为民主的准备工作。总之，为了向我们的子孙解释他们
时代的重要事件，需要通过先前的历史，这个事件应该已经被我们的眼睛所认识，并且这里不应该有真正的延续。我们向后代传递那些吸引我们的问题，那些我们的注意力考虑的问题，甚至是对我们过去进化的描绘，而不是传递那些将来对他们而言有意思的东西，这些有意思的东西是通过一个新兴趣的创造，通过一个他们注意力的新方向。最后换句话说，最重要的、现在的历史起源，将不会被完全阐明，因为只要过去已经被时代依据一个不能确定、同时也是不可预测的未来表述过，那么就没有人能恢复其完整性。
以橙色为例 a，因为我们还知道红色和黄色，所以我们可以将橘色看做某种程度上的黄色，或者是另一种程度上的红色，并且可以说橘色是黄色和红色的合成物。但是假设，黄色和红色都还没有出现之前，橘色就已经存在了，那么橘色还会是由这两种颜色复合而成的吗？明显不是。对红色和黄色的感觉，随着意识的一些特殊规定，完全包含了一个神经和大脑机制，这些感觉是生活的创造，这些创造会发生，但也可能不会发生；无论是在我们的星球上还是在其他的星球上，如果从来没有人遇到过这两种感觉，那么对橘色的感觉就是一个单一的感觉；对黄色和红色的感觉也永远不会出现——无论是作为组成部分a 目前的研究在我们之前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中已经写过，在那本书中我们已经进行了相同的比较。
还是某个方面。
我承认我们习惯的逻辑会抗议，它说：“只要对黄色和红色的感觉在今天进入对橘色的感觉的组合中，它们就会永远进入，甚至即便是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两种感觉都不实际存在，它们在其中也是潜在的。”但是，我们习惯的逻辑其实是一种回溯的逻辑，在可能或者潜在的状态下，它不得不把目前的现实移放到过去，使得任何现在组成的东西，在它看来，都必须是以前就一直存在的。它不承认一个单一的状态，在保持其本身的情况下，会成为一个复合的状态，因为进化会创造新的考虑角度，并因此而创造出复杂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在这些部分上进行理想的分析。回溯的逻辑不愿意相信，如果这些组成部分没有作为现实出现，它们先前就不会作为可能性存在，一件事情的可能性从来都不是幻想（除非这个事情完全是一些事前存在部分的机械组合），因为在无限的过去，有曾经出现过的现实。它之所以以可能的形式在过去重新产生出目前的现实，正是因为它不希望承认以下观点：没有任何东西发生，有些东西是自己创建的，时间是有效的。在一种新的形式和一种新的品质中，回溯的逻辑看到的只是旧事物的重新安排，而绝对没有任何的新事物。所有的多样性对它而言都会分解为一定数量的单位。它不接受关于一个模糊的、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想法，也不接受纯粹的集中或定性，更不相信所有保持其本身的事物，随着新的考虑角度的出现，都将包括无数增长的组成部分。当然，问
题不在于放弃这个逻辑，也不在于反抗这个逻辑。但是应该改变它，使它顺从，让它适应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新事物不断涌现，并且进化也是创造性的。
这就是我们首先要投入的方向。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向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身边，为了从中心开始，为了重新抓住纯粹的时间，我们已经将自己置于中心。但是，我们集中精力于首先的方向，因为为了证明我们的方法，我们已经首先选择了自由的问题。因此，我们重新置于内在生活的流动中，在这里，哲学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是频繁停留在表面的冻结。难道小说家和伦理学家在这个方向上不会比哲学家更进一步吗？也许吧，但这只是因为必要的压力，他们才打破了障碍，目前还没有人想过要有条不紊地“寻找失去的时光”。无论如何，我们在我们的第一本书中只会给这个问题一些指导，我们还会在第二本书中界定和暗示，当我们比较行动的计划时——过去在现在收缩——在梦想这方面，展开着过去的全部，这些是不可分割的、不可破坏的。但是，如果它属于文学，并且这个文学想要从事在具体情况中对灵魂的研究，那么在个别的例子上，哲学的责任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通过自己，在这里提出直接即时的观察的一般条件。
这个内部的观察已经被我们的习惯所歪曲。主要的选择无疑是创建自由的问题——一个伪问题，它产生于对延长时间的困惑。但是也与其他事物似乎有着相同的起源，我们的心灵状
态似乎是无数的，因此，它们中的一些应该有一个可衡量的强度；我们相信可以用能表明它们的词语来替代这些心灵状态，并且从此覆盖它们；然后我们给了这些心灵状态固定性、不连续性，以及词语本身的一般性。为了撕毁它，我们应该重新得到这个信封。但是，如果我们首先考虑其形状和结构，如果我们将之理解为目标，那么我们将不会得到它。它在本质上是空间的，并且它具有社会效用。因此在这个特殊的含义下，空间性和社会性，就是我们的知识的相对性的真正原因。移开中间的面纱，我们返回到现在，并且接触到一个绝对存在。
这些早期反思得出的结论，幸运地变为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但在当时却是轻率的。它要求心理学与结合主义绝交，而结合主义在当时，如果不是作为教条，至少也是作为一种方法，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它们又要求另一个决裂，这个决裂我们只能模糊地看到。在结合主义旁边，有康德主义，其影响力与结合主义相比，同样强大、同样普遍。那些抛弃孔德的实证主义或者斯宾塞的不可知论的人不敢前行，直到他们对康德的知识的相对性的概念提出疑问。他们说，康德已经提出，我们的思想是在分散的物质上产生作用的，这个物质事先已经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特意为人类准备的：我们逃避“事情本身”；为了触碰到它，应该有一个我们不具备的直觉机能。
事情的结果恰恰与我们的分析相反，有一部分至少是现实的：我们可以在其自然的纯粹中恢复自己。在这里，在任何情
况下，我们的知识材料没有被创建，或者被研磨、被改变，因为我不知道什么邪恶的天才，会将心理的尘灰扔到一个人造的容器中，例如我们的良知。只要是我们为了更大的便利而习惯了的约定，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自我”。但它难道不是为了其他的现实，甚至是为了所有的吗？“知识的相对性”阻止了形而上学的发展，它真的是最初的、必要的吗？它会不会只是简单地需要理智与实际生活所约定的必要习惯：这些习惯被转移到观察的领域中，在所有安排的情况下，让我们面对着一个被歪曲了和重建了的现实；但是这种安排对我们而言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形成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中，既然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取消它；然后我们进入与现实的直接接触。所以这并不只是一种心理上的理论。我们排除了结合主义，因为类似的理由，也是一个一般的哲学，就像康德主义，以及所有与它相关的理论。结合主义与康德主义，在它们的伟大的谱系中几乎被普遍接受，而我们就像累赘，阻止了哲学和心理学的前进。
于是我们继续前行。仅仅清除了障碍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开始研究心理功能，然后研究心理—生理的关系，然后是一般的生活，我们始终寻找直接的意象，因此消除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与事情本身无关，但是却与人工概念的翻译有关。我们在这里不会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第一个结果将显示出外表看似简单的方法，其实是极端复杂；此外，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进行简单的讨论。但既然我们已经首先考虑到精确性，并
提出结论，那么在我们眼中，精确性是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方法得到的。因为不精确通常包含一个非常大种类中的事物；此外，这些事物与种类，和已经存在的词语也是相应的。但如果我们能一开始就消除已经提出的概念，如果我们能给现实一个直接的意象，如果我们在考虑其细节的前提下剖析这个现实，那么为了表达，我们应该很好地建立新的概念。这些概念这次将被修剪得准确地符合对象的尺寸：不精确性只能扩大到其他的对象，这些对象也已经包含在其一般性中了，但当我们反过来思考它们时，除了这些概念，这些对象自身也应该被研究。
关于问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