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虽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严重挫折，但它促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进一步思考问题，更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努力把经济搞上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其深刻教训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不能忽视经济建设，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轨迹与趋势及其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邓小平发展观形成完善的重要启迪。邓小平在1990年分析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就深刻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若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这段话言简意赅、含意深刻，是邓小平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几十年来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邓小平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四、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特别是6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
在当今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每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综合国力的强弱，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经济和科技力量的强弱。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国、各大战略力量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决定了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并制约了它们对外政策的变化。这归结到一点，就是谁抓住了机遇，加快发展，增强了实力，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谁在国际上就有地位，就有发言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特别是6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给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与完善以重要启迪。
1．美国、日本、西欧经济发展的启示
二次大战后，美国凭借着经济实力的压倒优势和对尖端科学技术的垄断，通过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和一系列军事集团，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并将世界头号强国的称号一直保持至今。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由于经济和科技发展速度的差异，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地位逐步发生了变化。从60年代起，日本和西欧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例如，日本在50年代至60年代，抓住当时国际上的有利时机，使经济基础迅速得到恢复并创造了连续1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1961-197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达到10．9％。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发展速度有所放慢，但仍保持了较高的速度。持续高速发展使日本迅速崛起，从战后一片废墟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西欧和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了。1967年至1986年的20年中，在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美国从33．8％下降到26．6％，日本则从5．2％上升为12．4％，增长幅度达2倍多，欧共体主要成员国则保持在18％左右。而我国1955年至1980年，在“左”的指导思想干扰影响下，国民生产总值从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下降到2．5％。196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1980年只占日本的四分之一。198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4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5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9600美元，已超过美国18400美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1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3万亿多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这样，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西欧和美国一起，形成了资本主义。
世界的三大经济中心鼎足而立的局面。1990年10月，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重新统一为德国后，以其经济实力的增长迅速与总量异军突起而成为世界新的一极。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衰退，日本、德国及西欧经济的迅速崛起，使世界格局从美苏两极走向了多极化。多极化趋势导致日本、西欧等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不仅表现为它们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日益深化，而且由于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表现在它们之间在政治上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愈来愈激烈，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已经开始出现裂痕。这充分说明，在现代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的国际社会中，进则立，不进则退，缓进则败。惟发展和加快发展，才能在世界上站住脚，才能在世界上有地位。
2．韩国、新加坡等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60年代以后，不仅发达国家在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大力发展自己，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从60年代起，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先是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后又出现了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的“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如韩国在战后奋力发展自己，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610．6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3美元猛增至1624美元，翻了4番多，被称为第一次“汉江奇迹”。随后，从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通过年均7．5％的增长率，人均收入超过了2000美元，从80年代中期到末期，除个别年份外，历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均为两位数，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4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830美元，再一次持续高速发展，被称为第二次“汉江奇迹”。正是通过这几个台阶的发展，韩国从一个50年代初经济濒临破产的落后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又如新加坡，在重视教育、培育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据新加坡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60年至1980年，新加坡国民经济的年实际增长率平均为9．2％。1960年至1985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从21．89亿新元增加到303．79亿新元，净增了12．9倍。印度尼西亚原是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中国的一半，但20年后，竟然超越了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我国的1．5倍，一跃成为亚洲新的“四小龙”之一，其发展的成就令人惊奇。
针对当今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现状，邓小平深感压力巨大、责任重大，认为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地继往开来，必须坚持发展战略，合理地加快发展速度，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他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并强调：“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激烈的国际竞争大背景，强化了邓小平忧国忧民忧党的忧患意识，使邓小平感受到了不进则退、缓进则败的国际竞争压力，从而进一步坚定了邓小平坚持发展、加快发展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地完善了邓小平的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