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来自实践，邓小平的发展观只能来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精辟论断，对于我们探讨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形成的客观条件和理论基础，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客观条件之一：中国革命的胜利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发展观作为理论观点的集中体现，它的形成是有客观条件的，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那仅仅是发展的愿望而已。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在我国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以及改革开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如果没有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就不可能形成邓小平的发展观。因此，回顾建国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可以加深对邓小平发展观逐步产生的客观条件的理解。
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变化。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年，我国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顺利地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了土地改革，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胜利地开展了肃反、镇反、“三反”、“五反”运动。此外，还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至此，新的人民共和国巩固了，为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2年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制定和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证明，这条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它的特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1953-1956年，我国实施并提前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基础工业。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当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反映到国民收入的结构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经济已达92．9％。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1957年是我国经济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8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由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有过严重失误，经济建设遭到过严重挫折，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以1957年为基期，在1958年到1965年的8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由于“大跃进”的大起大落使整个这段时间的增长率降低了。这十年，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57年到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211万人，分别为1950年和1956年的4．9倍和2．4倍。十年科学技术成绩显着。尤其是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成果最为显着。1965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集中地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的水平。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的成绩和错误，邓小平作过正确的结论，他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党在这十年中确实犯过严重错误，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受到巨大损失，又说“成绩是主要的”如何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科学回答：“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决议》中讲的这两条，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它持续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必须予以全部否定。但是，应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亿斤。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原油产量1976年相当于1965年的6．7倍。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在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等等。
理论源于实践，理论高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需要正确的创新的理论来指导。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物质技术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所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我国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条件。
二、客观条件之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时代特征的分析和认识，是观察、分析和估量世界形势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党和国家制定战略和策略的重要依据。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形成是和对时代特征的正确分析和认识紧密相联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按照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论断，认为我们的时代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或者说“战争与革命”是我们时代的两大主题。进入20世纪以来，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随后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和斗争，产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历史表明，列宁当时关于时代特征的论断是正确的。
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时代特征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进人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二次大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其表现形态已不是两大阵营的对抗。目前两种社会制度实际上进入了共处与竞争的相持阶段，其斗争方式也由过去的武力对抗为主，转变为和平竞争为主，特别是经济和科技上的竞争。其次，由于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进一步发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科技各方面相互依赖的因素超过了相互矛盾的因素，因而它们之间的矛盾已由过去军事对抗为主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逐步向经济上又对抗又联合转化。第三，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的迅猛发展从而带动生产力继续发展和生产关系某些方面的自我调整，以及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统治和剥削手段的改换，使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所缓和，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威胁相对减弱。第四，由于一大批殖民地国家政治上逐步获得独立，原来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那种赤裸裸地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而突出以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矛盾表现出来。
鉴于70年代以后国际上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的上述重大变化，80年代后，国际政治在美苏争霸和第三世界崛起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即东西南北关系问题。邓小平经过多年观察和深思熟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还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的科学论断，揭示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促成这种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是当代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它是整个世界发生深刻而又复杂变化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第三次科技革命。40多年来，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所以，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追不上。”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在较短时间内已经取得了电子、航天技术、核能、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突破。目前，一场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正在掀起，国际信息高速公路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为紧密。正如邓小平所说：“由于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总之，这场空前广泛性、全局性具有深远意义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进而推动了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经济国际化。这样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互相竞争、互相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解难分局面中，发达国家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处理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在合作、交流、竞争中寻求共同发展的路线，似乎是最明智、最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
2．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是影响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而复杂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