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是在环境的保护膜和丝茧中生活，一旦这种气氛上的保护膜失去，那么，天才的毁灭也就到来了。
英国伟大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便是一例。
弗吉尼亚·伍尔夫具有十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以独立不羁的精神进行着自己激进的文学实验，另一方面却对他人的反应和评论表现出病态的敏感。在1921年4月8日的日记里，她提到自己因为受到报界的冷遇，一位友人在见面时对她的作品也只字不提，因而情绪低落。她甚至怀疑自己“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作为作家“我失败了，落伍了，年纪大了，无法做得更好了”。当时她正在创作《雅各的房间》，抑郁的心情使她常常无法继续写下去。《雅各的房间》、《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问世后曾受到一些批评，也令她心中不快。她在1927年5月5日的日记里坦陈《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令我相当沮丧”。
过去每当弗吉尼亚陷于自我怀疑和抑郁心境中时，她的丈夫伦纳德总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安慰者。她的日记里有大量材料显示，每当她完成了一部作品，伦纳德是多么善于给她适时的鼓励，而她又是多么看重他的意见。比如《夜与日》——“伦纳德今天早上才对这本书发表了意见。我承认，他的看法给了我很大的喜悦”。（1919年3月27日）《雅各的房间》——“伦纳德星期天读完了《雅各的房间》，他认为这是我最好的一部作品……他认为这是部天才的作品……他认为这书很美，也很吸引人……。他的评价使我心神不宁。我不安而又激动。”（1922年6月26日）《到灯塔去》——“好啦，伦纳德读完了《到灯塔去》，认为它绝对是我最好的一部作品，是部杰作……我得到了如此大的宽慰。”（1927年1月23日）《奥兰多》——“他认真地看待《奥兰多》，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他认为该书在许多方面都较《到灯塔去》更为出色……独具匠心。”（1928年5月31日）《海浪》——“我承认自己很担心伦纳德的看法……我很紧张。”（1931年7月17日）“伦纳德说：‘这是篇上乘之作’……上帝啊！我多么如释重负！我在雨中艰难行走，陶醉在欢乐中。”（1931年7月19日）
可是就在弗吉尼亚自杀前几年里，她感到自己失去了这个可以绝对信赖的精神支柱。她在写作《岁月》时非常缺乏自信，时时陷于自我怀疑和绝望之中，甚至害怕让伦纳德读到手稿。伦纳德事实上并不喜欢这本书，但仍然违心地予以夸奖。不过他的赞词如“很有趣”、“很不寻常”之类显得十分勉强，弗吉尼亚在内心深处并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至于《三个基尼》，弗吉尼亚在1938年4月11日的日记里记载道：“伦纳德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称赞我。”1940年弗吉尼亚写出了《罗杰·弗莱传》，伦纳德可能意识到她不能容忍他的假话，便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写法是错误的……纯粹是分析，而不是历史。严肃而压抑。事实上对圈外人来说很沉闷。”弗吉尼亚说她听到伦纳德的评论时“就像被鸟的坚硬有力的长喙啄着”，这句话竟和《到灯塔去》里形容拉姆齐先生冷酷性格的用语一模一样！
我们也许可以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心理过于脆弱，不能直面真相。但正如她在《奥兰多》里所说：“我们被真相所毁灭。生命是一场梦。正是梦醒使我们死。剥夺我们梦境的人剥夺了我们的生命。”伦纳德使弗吉尼亚对他的梦最终幻灭了。如果说伦纳德对夫妻感情不忠或许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放弃了对弗吉尼亚的感情支持则是一种不可推卸的罪责。我们不禁想到《海浪》里罗达对路易的期望：“要是我们能一起登上高峰，凭高远眺，要是我们能凌空独立，远离尘俗，那有多好！”可是她最后不得不对他说：“我最恨妥协和人们口头的是非毁誉，只信赖孤独和不可抗拒的死亡，因此，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终其一生，弗吉尼亚·伍尔夫既与社会和文学的体制在抗争，也与自我在抗争。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然而，就在她感到孤独、衰竭甚至绝望的时候，也仍然没有放弃努力。我们看到她在30年代后期决然地转变方向，实验文学创作的新形式，探索新的历史观与文学观。她从“匿名者”和“局外人”立场出发，希望在社会边缘地带看到新的地平线，寻找到公众的声音，重建共同的历史记忆。遗作《幕间》和《阿侬》，代表着她艰苦卓绝的最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