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向世界”、“现代性”到“全球化”，二十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不仅完成着一系列研究范式与语汇的转换，而且其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现代性批评话语”更呈现了多重含义的胶着状态，值得我们加以进一步的细致分析。
比西方含义更加复杂的“中国现代性”
“现代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阐释的关键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便是：“现代性”概念及其知识体系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找到了一个更具有整合能力的阐释平台，改变了以前那种单凭“走向世界”的激情而从不同知识概念体系中任意支取话语的状况。从“现代”而到“现代性”，虽然是一字之差，却包含着对于一种知识话语的自觉的追问和清理。通过知识的清理，我们过去关于“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的或零散或随意或飘忽的认识都第一次被纳入到了一个完整清晰的系统当中，并且寻找到了在人类精神发展流程里的准确的位置。最近十年，“现代性”既是中国文学批评界所有译文的中心语汇，也几乎就是所有研究的话语支撑点，在我们这种“翻译”与“表述”的同一性背后，更有中国与西方理论命题的同一性。对于从20世纪80年代一路“走向世界”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同一”似乎就是他们日夜渴望的“与世界同步”、“与国际接轨”，难道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当代中国的学术真的是弥合了人们所焦虑的那种与西方学术界的“鸿沟”，站到了与现代化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的起跑线？
然而问题却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我看来，就在我们今天的学术话语中，在漫天飞舞而身影模糊的批评概念当中，分明也出没着我们的“现代性”。现代性，固然有它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现代化”诸激情的相对明晰，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频繁登场当中，却也照样呈现出了十分复杂以致含混的特征，如果不进行研究语域的划定，许多的研讨都无法真正地拓展，甚至基本的对话都无法进行。
在今天我们关于“现代性”语域的种种划定当中，继续追踪它在西方学术思想发展中的来源与演变是一回事，但更迫切更有价值的却是考察能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思想的理解产生决定意义的“现代性”含义：包括它的来源、效力与演变的过程，更包括我们是在怎样的与西方有别的立场上“需要”它、“改造”它。在我们进行这样的考察之前，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事实便是，我们引以证明的材料本身就存在一个话语混乱的现实，这种混乱本身才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本来面目。换句话说，如果不对当今流行于世的“现代性”概念进行细致的辨析和梳理，我们自己的阐释也会陷入到艰难的境地。
如果说，在对西方“现代性”概念的梳理介绍过程中，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这里有两种现代性（即所谓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分歧，也有卡林内斯库所说的五种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与后现代主义。那么，如下的判断可能对我们更加的重要：最复杂的“现代性”概念其实还不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领域里，恰恰是在所谓的“现代性”进入中国以后，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导致了对“现代性”意义的复杂赋予。在今天，无论阐释“现代性”知识系统本身还是阐释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都必须首先面对概念芜杂丛生的事实，这，就是我们课题真正的难度。
四重“现代性”
我以为，至少有四种意义的“现代性”概念已经同时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首先是“现代性终结”论者的“现代性”。这一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出现得最早。它产生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包含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既不断追踪西方思想资源又主动迎合国家政权的民族主义导向的复杂意图，在当时，中国的“现代性终结”论者既适应了“批判西化”政治要求，又继续以输入“反叛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形式，从而保持了自己追逐外来“新潮”的既往思路，立足“后现代”立场，宣布“现代性终结”，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新鲜且具震慑效果的。“现代性终结”论者的基本观念可以如此简略地表述为：
“现代性”无疑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文化等级制，西方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中国已自居于“他者”位置，处于边缘。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民族及个人身份危机的巨大冲击，已从“古典性”的中心化的话语中摆脱出来，经历了巨大的“知识”转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整个过程可以被视为这一转换的过程，而“五四”则可以被看作这一转换的完成），开始以西方式的“主体”的“视点”来观看和审视中国。
自然，“现代性终结”的宣判并不能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达国家要求社会变革与文明发展的现实，如果说来自西方文化阵营的哈贝马斯尚在思考“现代性”工程的“未完成”，那么，对于农业文明弥漫中的中国社会而言，“未完成”的现代转型恐怕就更是一个无可避讳的事实了。无论这样的“现代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取法于西方，“他性”如何影响着“自性”的生长，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文化中的诸多尘埃的确需要在这样的冲击中荡涤，中国文明需要在变化发展中求得新的生机。于是，我们看到，即便是在“现代性终结”来势汹涌的时候，也依然有那么一批执著于中国文艺问题思考的学者继续沿着“五四”——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之路展开自己的“现代性”之思。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杨春时、宋剑华1996、1997年发起的“文学现代性品格”论争。与“现代性终结”论者的结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前现代的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前现代性或近代性，而不具有现代性。”将“现代性”定位于中国当代文学需要努力建设才可能呈现的品格，这样的姿态可谓是一种“呼唤现代性”的赤诚。“呼唤现代性”论者的现代性概念显然与“现代性终结”论者有异，可谓是当代中国第二种值得注意的“现代性”认知。这一认知的最显著特点便是特意论证了一个“近代性”的问题，并将现代性作为与近代性完全不同的理想加以解读。正如杨春时、宋剑华所自述的那样：“确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要将中国近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从而为中国近代文学找到了准确的坐标或参照系。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虽然也注意到了世界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但并没有从世界文学史的观点（而只是从自然时间概念上）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定位。它不顾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套用世界文学史分期于中国文学，把‘五四’以后的文学定位于现代文学，这是非常荒谬和自欺欺人的。”文学史家杨义认为：这正“体现了作者想超越‘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更为新锐的现代性追求”。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国内学术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时刻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西方思想界的变迁——以宣判“现代性终结”为基本立场的后现代主义本身遭遇到了更多的质疑，作为一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西方思想的“回应”的“惯例”，曾经热衷于“终结”现代性的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冷静下来，他们运用西方现代性的知识系统观察和分析着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表现。正如有学者所表述的那样：
中国现代性文学并不只是以往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简单继承，而是它们的一种崭新形式。
我们正开始形成对于现代性文学的新眼光。
上述以西方现代性的知识系统来概括中国文学的情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三种“现代性”话语。在此，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前述第一种意义的“现代性”与上述第三种意义的“现代性”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连结关系，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之初的“现代性终结”论也适时做出了自己的调整，但调整的结果却是对西方意义的现代性知识体系的进一步看重，这既反映出了“时代语境”的某些变化对于学者的重要影响，同时倒也透露了“终结”论的真正的底线——西方的知识体系终究还是他们思维的支撑点。
当“现代性终结”论也应境而变，转而在西方现代性的知识系统中寻求对中国现象的描述，我们放眼周遭，其实也可以发现一个更有影响的事实，那就是“现代性”从用语到视角都已经全面进入了中国当今的学术世界，在更多的学者那里，已经演变成为了一种不一定有严格界定的言说方式，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就存在着这样的“现代性”言说，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是第四种意义的“现代性”。
应当承认的一个重要事实在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现代性终结”论者为我们炫示“现代性”新知之前，中国学术界的确对这一“知识”缺乏足够系统的理解，同时，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来自中国“后现代”的这一场冲击，迫使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在努力“应战”中大规模地调整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来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也开始自觉运用这些新的知识来审视旧的历史。一方面，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声音似乎与前一种声音有了更多的沟通与认同；另外一方面，我们却也看到，在来势汹涌的“现代性终结”已经过去的时候，新的“现代性”知识与话语又一次构成了当前文学阐释的洪流，而就在这一似乎可以裹挟一切的洪流当中，“现代性”概念正在因为被广泛使用而逐渐呈现出了某种令人担忧的状态：某些对于中国文学事实的阐述已经在未经界定、似是而非的概念覆盖中反而变得暧昧不明了。当鲁迅、胡风、路翎、穆旦与京派文学、沈从文、乡土小说、毛泽东文艺思想、金庸，甚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都一同被人们装入“现代性”的框架中加以解释的时候，我们显然不是通过阐释将研究对象的差异辨析得更加清晰，相反却似乎是更加的模糊了！而且是不是任何稍有变化的文学现象都可以冠名为“现代性”，这似乎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和警惕的“现代性”泛化使用。
胶着的“现代性”
上述“现代性”概念各有其不同的具体含义，然而在世纪末的中国却是一同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样，当我们不假思索地加以使用或引用的时候，便可能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的模糊与纠缠。因为，立足于不同思想层面的概念所描述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们也很难形成直接的对话，例如1996、1997年出现的“文学现代性品格”论争，尽管论争的双方在如何定位20世纪中国文学的品格上颇有分歧，然而他们基本上还是立足于肯定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固有立场之上，这便与当时已经出现的“现代性终结”之论分属不同的理论层面，因而论争虽然热烈，但却没有构成对“终结”论的直接回答。
到了新世纪之交的时候，似乎种种的“现代性”都尽力在“知识考古”的过程中寻找到彼此共同的理论基点：放弃了“终结”宣判的学者以西方现代性的知识描述着中国曾经发生的故事，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学者也借助西方现代性的知识思考中国文学的现实与未来。但是，在这样一种理论背景相互靠拢的背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另外一种值得忧虑的现实：所有的关于“现代性”理论的知识考古都最终将我们的视野引向了西方，“现代性问题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这样的认知当然有它毋庸置疑的一面，但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内在逻辑却是：现代中国的所有“问题”不过都是“全球化进程”的结果，现代中国人所等待的不过就是西方文化通过“全球化进程”的输入，而人类的“问题”似乎也不能各自出现与彼此交融，它必须服从冥冥中存在的“时间法则”，首先明确进行理论表述的就拥有了理所当然的“话语权”，而所有在“时间链条”中“后起者”就一定是对先在者的承袭与模仿。在这样的逻辑假设中，很可能被我们忽略的便是不同地域的人们所不可剥夺的生存与思维的主体性，还有他们各自面临的“问题”的独特性，无论我们可以在20世纪中国文学当中找出多少西方文学的影响，其实都还会发现，所有这些外来的文学因素都最终无法取代中国作家对自身生存的独立感知，对中国文学经验的自我积累。
与上述“知识考古”紧密联系的还有一个“知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应当承认，所有的人类精神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发生的，但是，作为人类精神现象中最桀骜不驯的文学艺术创作，却又常常是固有的“知识”所不能完全把握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知识”有关，却也常常超越和突破着既往的“知识”与“理性”。现有的文学现象可以构成我们的“知识”，但这些文学现象的发生过程却并非就是“知识”演绎、连缀或者筛选的结果。
对于习惯于沉浸到思想史梳理的学院派学者而言，“现代性”首先便意味着一系列可以“考古”的“知识”，这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考古”却并不能成为我们直接进入文学世界的通行证，更不能代替我们对文学复杂形态的具体领悟。文学现象的阐释必须是以我们具体的领悟而不是已有的“知识”为基础加以进行，文学阐释是我们尽力对于复杂的文学感受的理性说明，而不是用作既往“知识”的印证；我们阐释者存在的价值就是挖掘自己感受的独特性，而不是为一个伟大的理论做一次渺小的证明；文学阐释所最终呈现是也应当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不是将原本复杂的对象简单化。例如，自从获得了“两种现代性”（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便可以非常简便地纳入这两种类型中加以概括，不是“世俗现代性”就是“审美现代性”，要不就是两者的“结合”，不少文章都将20世纪中国文学中对于乡村生活与自然人性的讴歌称为“审美现代性”的典型体现，但我们同样也发现另外的学者将之概括为“反现代性”。鲁迅可以被视作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正脉”，也可以被描述为“反现代性”的典型，并与尼采的“反现代性”追求形成深刻的契合。在论述这些不同的倾向之时，我们甚至可以引用同样的例证，而差别仅仅在于术语的不同！术语的概括似乎已经比我们认真分析这些文学现象的细节，特别是它们彼此的重大差异更为重要。
多重概念的歧义相互胶着，便出现了新思维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阐释的艰难，其艰难既在于这些概念使用可能存在的差异，也在于概念与文学创作本身的差异，它们都可能导致文学阐释的简单化与理念化，都可能付出牺牲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代价。我以为，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阐释当中，首先必须对“现代性”这一概念进行重新的清理和做出更接近中国文学创作事实的界定。新的界定当然是我们对于西方现代性“知识”充分考察的结果，但却不应当是这一西方来源的直接的迁移。鉴于“现代性”概念不可避免地与诸多西方文化因素的纠缠关系，我甚至设想，在阐述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可不可以摆脱对这一概念过分的依赖，以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解提炼出其他更恰切更丰富的语汇。因为，在今天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述当中，这些概念的歧义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对于实际文学问题的真切把握，影响到了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深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卷入“现代性”话语的混杂声响，而是重新检点我们的阐释立场，以期对中国文学的问题本身有真正新的发现。如果是为了“问题”本身的展开，“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存亡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王富仁先生多年前的一个见解：
研究中国文学，必须有适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立概念。只有有了仅仅属于自己的独立概念，才能够表现出中国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的独立性。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至今被当作外国文学的一个影子似的存在，不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而是我们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的概念大都是在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我认为，只有当中国学术界不再以“紧跟”西方学术界的话语作为自我肯定的标准，当中国文学的阐释已经获得了属于自己文学现象的概念，当“现代性”不再是某种自信心的表达时，那中国文学的研究才真正步入了健康的轨道，而在这个时候，“现代性”才可能成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如果真的存在那样一种文学的与生存的“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