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今天新世纪的二十来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生了相当大的演化。在我看来，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三个关键语汇可以说大体上勾勒了这一演化的基本走势：“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三个语汇的出现代表了各自历史阶段的特点，而它们所构成的运动方向又折射出了学术研究以及学术研究背后的种种话语关系。通过对这三个语汇的梳理，我们将应该更清楚地揭示包含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背后诸多文化信息，从而加强我们学术追求与文化反思的自觉性。
“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代表的是刚刚结束十年内乱的中国急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呼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对冲出自我封闭、迈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诉求。在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奏声中，走向“世界文学”成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乐黛云先生1988年回顾“近五年”的学术发展时不无激动地说：“有一批青年学者，他们以扎实的科学知识、崭新的知识结构、深邃自由的思考、初生牛犊的朝气以及敏锐的文字表达能力，在近五年里穿透了前人五十年的思考历程，到达了国际学术界思考的前沿，找到了与国际上的思考者对话的途径。他们正在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走向世界就有个’比较的问题。”这里所谓的“青年学者”主要是针对比较文学界而言，然而，它显然也同样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基本情况。在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勃兴几乎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完全同步，而且彼此形成了最亲密最默契的配合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走向世界”为己任的基本趋势。
1979年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这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整力量、全新启动的主要标志。在那最初的几年中，除了陆续出现的拨乱反正的“重评”之作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对中外文学关系的考察，例如1979年李万钧发表《论外国短篇小说对鲁迅的影响》，1980年王瑶发表《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次年温儒敏发表《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卓有影响的“鲁迅研究丛书”，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成为其中重要的选题，如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张华《鲁迅与外国作家》等，这些考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主要的文学史意义常常不能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视角中获得证明，恰恰是“走向世界”的选择赋予了它有别于传统的“现代价值”。王富仁后来追忆说：“新时期伊始，首先活跃的是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这时作为新潮出现的则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的确，就在“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用比较文学的方式“走向世界”之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也进入到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81年北京大学成立我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1983年天津召开建国以后第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中国学人重提“比较文学”首先是在外国文学研究界，然而却是在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介入，或者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将它作为一种“方法”加以引入之后，才得到长足的发展。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倡导者不少本身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如贾檀芳、乐黛云、王富仁、温儒敏等人，甚至还有已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人物，如钱钟书、卞之琳、袁可嘉、郑敏、施蛰存等。198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举办“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成为会议发言中格外引人注目的部分，以至今天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也特意描述了这次会议的盛况：“鲍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外国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卞之琳谈了西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戈宝权讲的是现代作家和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刘柏青具体地讲中国左翼文艺与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关系；乐黛云就‘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做了系统发言。”同年，钱钟书先生又这样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把脉”：“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因为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当中，影响研究（主要是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成了主流选择，据有关学者对1977-1983年间中国比较文学论文选题的统计：
这一统计表明，影响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着绝对优势。与此同时，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主要通过对中外文学关系的考察为自己开拓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实现了最充分的“资源共享”。
比较文学的恢弘视野给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新的价值角度，由比较文学而生发的“总体文学”——“世界文学”的壮丽图景，也显然给我们文学以某种未来的期许，这一期许在很大的程度上牵引着我们在某种“进化”的模式中评定文学的价值。从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到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总体架构影响深远的这几部著作都洋溢着饱满的“走向世界”的激情。《走向世界文学》一书不仅囊括了当时新近涌现、后来成为本学科主力的大多数学者，集中展示了那个时期的主力学者面对“走向世界”这一时代主题的精彩发言，而且还以整整四万五千余字的“导论”充分提炼和发挥了“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根据，更年轻一代的学人对于马克思、歌德“世界文学”著名预言的接受，对于“走向世界”这一诉求的认同都与曾小逸的这篇“导论”大有关系。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也属于“世界文学整体框架中的体内经络与动脉”。同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被阐述为“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的一个进程”。尽管这些“走向世界”的诉求同时也论及了民族传统的不可或缺的价值，但事实上，它们最精彩最深刻的理论贡献常常还是在对“外来影响”的追述当中。20世纪80年代的“走向”激情也注定了“民族化”的确更多熏染了“防御性”的色彩。
在历经数十年的文化封闭与唯阶级斗争化的理论封锁之后，是“走向世界”的激情实现了我们宝贵的思想“突围”，在“世界文学”宏大背景的比照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空前开阔的视野。“走向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涌入中国的过程，因为有了“走向”，才出现了后来潮水般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学的“方法”，这林林总总的“方法”终于更新了我们业已僵化的文学批评模式。
当然，在种种的“方法”当中，最后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效最大的还是比较文学，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我们称之为‘新时期’的文学研究，热热闹闹地搞了十多年，各种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都‘红’过一阵子。‘热’过一阵子，但‘年终结账’，细细一核算，我认为在这十几年中扎根扎得最深，基础奠定得最牢固，发展得最坚实，取得的成就最大的，还是最初‘红’过一阵而后来已被多数人习焉不察的比较文学。”时至今日，“比较”早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种方法，而对主要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而言，其外来的文学资源都得到了几乎没有遗漏的发掘和清理。
“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当时力图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的“本来”其实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面目”。于是，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叙述中，“引发模式”获得了最充分的阐发和运用，中国文学如何为外国文学所启迪、所影响，如何经过世纪性的“文化换血”而取得了新的题材、主题、语言与思维，这就是我们主要的研究工作。不过，当“引发”逐渐成为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认识，其潜在的问题也就表现了出来。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学因外来“引发”而“走向世界”的描述当中，我们似乎更注意因“引发”而产生的“结果”而非实际“引发”的诸多细节，或者说是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输入”与“移植”过程。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漠视了文学创作这一精神现象的复杂性。因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作为文化交流而输入的外来因素固然可以给我们某种启发，但却并不能够代替自我精神的内部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最终能够在我们的文学史之流中发生和发展，一定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我们自己的“结构”，并受命于我们自己的滋生机制，换句话说，它已经就是我们从主体意识出发对自我传统的某种创造性的调整。
当“走向世界”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怎样的“世界”，而不是作为创造主体的中国作家究竟如何在“走向”，这便为后起者的学术质疑留下了空间。难怪在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性质疑”思潮中，不少的学者都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动向指责为“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因为，至少是我们的文学史本身并没有描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进行独立精神创造的生动过程。
“现代性”
如果说，“走向世界”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旋律”，那么，“现代性”则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学科的关键词。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现代化”或“现代特征”最初依然是对“走向世界”结果的一种既清晰又模糊的概括。所谓文学的“现代化”也就是“由古代文学的‘突变’，走向‘世界文学’”。然而事实上，就像学者汪晖当年就这一问题向唐弢先生求教时所遇到的困惑一样，这一看来描述研究对象基本特征的概念其实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研讨，它甚至比“走向世界”的激情还要显得暧昧不明。
中国学术界开始清查“现代性”的知识谱系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然而，令人不无尴尬的是，这一清查从一开始却是在“现代性终结”的宣判中展开的。
“走向世界”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政治性转换当中很难为自己洗脱“西化”的责难，在一个令中国知识分子窘迫不安的时段里，来自西方文化内部的反叛之声似乎更容易与政治家的严厉要求达成某种形式的默契。于是，后现代主义（还包括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对于西方自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现代性”传统的猛烈抨击便获得了“移植”的土壤，“现代性终结”的宣判似乎也可以给那些“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的人们以当头棒喝：
“现代性”无疑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文化等级制，西方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中国已自居于“他者”位置，处于边缘。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民族及个人身份危机的巨大冲击，已从“古典性”的中心化的话语中摆脱出来，经历了巨大的“知识”转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整个过程可以被视为这一转换的过程，而“五四”则可以被看作这一转换的完成），开始以西方式的“主体”的“视点”来观看和审视中国。
中国的“后学”论者在移植“现代性终结”判决的同时，当然也移植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知识体系的清理，这样的清理工作的确是长期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所未曾进行过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些新鲜的“现代性”知识体系极大地更新了我们固有的认识与思维，带给我们分析既往的文学现象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以及新的结论，通过知识的清理，我们过去关于“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的或零散或随意或飘忽的认识都第一次被纳入到了一个完整清晰的系统当中，并且寻找到了在人类精神发展流程里的准确的位置。
然而，如此清晰的“现代性”知识，其首要的作用却并不是像“走向世界”的文学比较一样提供某种描述的模式。因为，当它第一次被中国学人自觉认识的时候就已经被宣判为“终结”了！当中国现代文学赖以定位的“现代”已经成为了“质疑”与“终结”的对象，那么，这里所牵涉的就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现象的评价问题，在根本的意义上，对“现代性”的质疑与终结更直接地冲击着“五四”以来我们新文化的价值大厦——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存在之本！
就像“后学”曾经在启蒙之光暗淡的年代成了中国的“显学”一样，“现代性终结”（有时也叫做“现代性质疑”或者“重估现代性”思潮）的宣判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前期撼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人的固有信念。但是，问题还不在于这一宣判如何冲击了一个学科已经形成的“传统”，而是这样一番波涛汹涌的震撼其实本身却无力提供一个学科发展的新的价值体系：“后学”论者祭起了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大旗，但他们所标举的民族传统或者“中华性”却显然比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概念更加的缥缈和空洞——至少，对于熟悉中国传统文学如何在近代消歇衰弱而中国新文学又如何在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昂然奋起这一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样刻意的文化对抗分明缺少必要的说服力；更有甚者，一旦人们能够从汹涌而来的撼动中镇定下来，就会醒悟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原来那些高举着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大旗、宣判“现代性终结”的论者，其最根本的知识资源与精神支持都依然来自“西方”，他们从来就没有在心灵深处撇开西方的“霸权文化”，相反的是，他们继续在关注来自“西方”的思想新潮，而“后现代”就是这样的新潮，宣判“现代性终结”也绝对比接着述说“现代”要新潮得多。正如一位“后学”论者所说：“进入90年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追问及对‘知识分子’的反思与追问已成为时代的新潮。”如此富有喜剧性的情景，一方面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依然充满了“西方渴慕”奥秘——甚至在他们努力拒绝的时候！另一方面则再次证明，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思想文化分歧依然还是像在此以前的其他文化文学论争一样，分歧的双方的重要思想基础其实就纠缠在一起，“走向世界”是有意将西方文化作为了我们前行的某种标尺，而“现代性终结”也在有意无意间继续将思想的判断交给西方，这样的思想文化分歧，其实也就并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现代性终结”的挑战从一开始并没有做出有力而广泛的回应，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不再年轻”的学科所积淀下来的某种“惯性”，比如我们固有的认知方式与知识体系依然保持了先前的稳定性，并没有在收纳新的“现代性知识体系”之后做出某种必要的调整。用一位青年学者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文学界在新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反应迟缓，无所适从，从而无法直面新的历史课题”。就整体研究局面而言，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情形才有所改观。这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自我反思与自我知识调整。在“集思广益”、自我反思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及新世纪前后一些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1996、1997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学科发展的“笔谈”，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面临的困境与出路展开了方方面面的讨论，尤其是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所引发的讨论，以及“现代文学研究十五人谈”等，都充分显示了不同年龄的学人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科遭遇有很深的认识，并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努力回应迎面而来的挑战。世纪之交，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历史考察已经到处可见“现代性反思”的烙印，在阐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启蒙”等基本概念的时候，人们已经自觉融入了对于这一系列理想本身的理性反问。
同时，研究局面的变化也与整个中国学术界对西方20世纪学术思想丰富性的进一步认识有关。在“后现代”滚滚而来的时候，已经习惯于在“进化论”的思维中追随西方“新潮”的中国学人实际上是理所当然地将“后现代”视作新的“权威”与新的“中心”（至于“后现代”本身对于“权威”与“中心”的消解倒几乎被中国的“后学”论者所遗忘了！），人们重复着西方“后现代”对于“现代性”的尖锐批判，却没有顾及到“后现代”本身也只是20世纪西方思想之一种，就是在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批判上，20世纪西方思想家也有着十分不同的方式。这样的复杂性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中国学人所注意，特别是像哈贝马斯这样卓有影响的思想大师既反思“现代性”又对抗“后现代”的独立姿态显然给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启示。哈贝马斯宣布：“我并不想放弃现代性，也不想将现代性这项设计看作是宣告失败的事业。我们应该从那些否认现代性的想入非非、不切实际的纲领中认识到失误。”哈贝马斯所谓“现代性”之“未完成性”至少启示我们在一种更冷静也更开阔的视野中来辨认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发现，先前的一些“后学”论者也放弃了对“现代性终结”的匆忙宣判，对取“现代性”而起的“中华性”也三缄其口，他们转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加以描述和追踪乃至激赏：
中国现代性文学并不只是已往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简单继承，而是它们的一种崭新形式……遗憾的是，由于传统学术成见的限制，人们对于伟大而衰落的古典性传统似乎所知颇多，然而，对于同样伟大而待成熟的现代性文学传统却所知甚少；相应地，人们对衰落的前者大加推崇，却对有待成熟的后者严加苛责。可喜的是，我们正开始形成对于现代性文学的新眼光。无疑地，现在已到了正视这种堪与古典性传统媲美的新传统，并同它对话的时候了……古典性文学虽然伟大却已衰败，而现代性文学尽管幼稚却已初显其独特审美特征与伟大前景。
这样的“文学的新眼光”，已经与来自现代文学界自身的“现代性”阐述大体上连通了。
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现代性”文学阐释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界本身的学人在内，其依照“现代性知识”视野的研究依然还存在明显的问题。其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就“现代性”这一语汇本身而言，“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在“现代性”这样一个西方知识系统中的时间演进概念纳入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经过“空间裂变”而生成的“现代”社会之后，我们究竟怎么才能排除其原有的意义束缚而更准确地反映中国自身的情况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远不如西方的那么“单纯”，它既包含了我们对于新的时间观念的接受，同时又包含着大量的对于现实空间的生存体验，而在我看来，后者更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自我生长的结果，因而也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将这一认知基点推广开去，我们会继续发现，今天为我们在“现代性”认知框架中加以运用的诸多原则（如“两种现代性”的分野等等），其实都还未曾摆脱勉强取法西方理论的僵硬痕迹，20世纪之末被介绍进来的海外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尤其如此。再如，20世纪90年代撼动中国学术界的“现代性”问题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的问题，换句话说，它归根到底是一个思想家如何概括和认定社会文化的繁复性质的问题，无论“现代性”的认知本身有多么的细致，对分歧有多少的宽容，都不能改变由它的认知对象所决定的总体性，也无法改变作为思想认知本身的抽象性，这样的“现代性知识”，其主体内涵与逻辑形式，都更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也就是说，与“感性”的、“鲜活”的、“生命”的文学存在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当我们借助“现代性”的认知逻辑来辨析中国现代文学之时，既要尊重“中国”的意义，也要返回“文学”的自身，对这里可能出现的错位必须警惕。因此，新世纪伊始，已经有学者在提醒我们注意“思想史代替文学史”的误区了。
如果我们并不机械地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必须从思想史的程序里确证的学理资源，而将它更多地视作中国作家表达自身现代生活的复杂体验的汇集，那么，我们也许会感到，“现代性”阐释并不一定都是“预设”的理论，它也许还可以提供一个丰富的阐释空间，预留下丰富的空白，等待不同的学者持续不绝的有力填充。这里或许应该注意一个分歧：与其说我们是要以“现代性”的框架来“重写”中国现代文学，不如说是要呈现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学中的“现代性”感受。感受的多样性决定了研究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性。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长史与诸多的生长细节都等待着我们的重新进入的时候，“现代性”才可能是一个可以延续到新世纪的课题。
“全球化”
然而，就在“现代性话语”的迷雾还在持续发展的时候，另外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又开始频频现身了，并因此而加剧了“现代性”阐释的复杂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据有关学者考证，“全球化”（Globalizating）一词并非就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体制中的创造，它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出现，只不过是随着世纪之交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网络化的进程而被广泛地传播开来了。同样地，在中国的文化界与文学界，很多的时候，人们关于“全球化”的谈论都会先生征引歌德与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走向世界”的年代，与之同时，今天的“全球化”问题也常常与“现代性”的讨论紧密联系，“‘现代性’是‘全球化’问题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两个概念关系之密切，以至人们提起一个，就自然会想起另一个”。这都说明，所谓的“全球化”虽然是随着新世纪中国“人世”，广泛介入了世界经济循环而频频出现的名词，然而，它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本质上讲，我以为这不过是我们对业已存在的一段文化遭遇的新的解释和定义。
当然，这样的解释和定义是有它特殊意味的。也就是说，它所凸现和强调的问题是我们过去的思维模式所未曾充分注意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文学，各种形式的“全球化”讨论正在蓬蓬勃勃地展开，在文学领域、文艺理论界与比较文学界的“全球化”研讨会都已经热烈地进行，今天，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也陆续出现了“全球化”的语汇。就在这样的一些批评话语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某些既区别“走向世界”，又不从属于“现代性质疑”的思想方式或者说文化姿态。
在我看来，“全球化”的提出至少将会使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格外分明地凸现了出来。
其一，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一致的全球性文化交流的必然。经济方式的全球性展开的确加强了人类生活的同质化，于是，人类的文化有可能突破社会体制的差异，实现跨民族的情感参与和心理认同。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的事实揭示了跨民族的“精神共享”的真实性。
其二，全球化的生存同时也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或者说包含了内部张力的生存。一方面是如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沙奈所提醒的“单极化”运动，即世界强势文化影响的单方面强化；另一方面却又同时出现了来自不同民族的“反全球化”浪潮，在全球性的趋同化当中，世界民族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民族反而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崇尚与固守，它们汇入全球文化的同时竭力保持自身的特殊性，或者说特殊就是“精神共享”的基础。
应当说，对于曾经自我封闭的中国而言，“全球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走向世界”的过程，不过当年的“走向世界”在国门洞开的激情当中似乎无暇顾及“走向”所包含的矛盾与张力，也来不及辨析其矛盾内部的种种文化关系，“走向世界文学”更多地突出了“文学的人类同一性”，这样的观点似乎会为许多人所接受：“文学的民族特性，必然随着民族文学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文学的消亡而消亡。文学的民族特征，是对于形成民族文学的各地方的和各集团的文学特性的扬弃；未来的一体化世界文学特性，则将是对于各民族文学特性的扬弃。各民族文学向一体化世界文学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学的民族性在交流中融合为更高意义上的文学的人类性的过程。”所谓的“人类性”是不是高于“民族性”的另外的存在？而文学的“民族性”可不可以同时就是“人类性”的表现？这些问题在当时尚来不及回答。同样，当中国的“现代性”理论在“现代性质疑”的后现代思潮中出现，人们也容易仅仅固守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将窥破与反抗世界强势文化的“现代性”作为自己的天职，于是，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的必然以及跨民族的“精神共享”的真实却被严重地掩盖了。“全球化”生存的提出也许会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文学问题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把握，而且我们的思考也会更加的理性。
对于如此紧密地伴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步入“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对“全球化”的理性思考会有怎样的启示呢？我认为，这里我们对“全球化”所做出的定位——一种生存的真实或者说语境的真实——是颇有意味的，也就是说，“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它比“走向世界”的比较文学与“现代性知识体系”更不可能成为一种西方既成的话语模式，它给我们营造的就是一个宽阔的思考的“背景”，提示的就是关于当下“生存”的关注。不错，“全球化”与“现代性”的确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与“现代性”包含着更多的时间理念不同，“全球化”更明显地属于空间关系的问题，而从空间关系与空间意识的变化来辨认中国现代文学，恐怕更符合中华民族“自我中心”观念瓦解之后的生存体验。“全球化”之中的现代中国的文学选择都是这一空间生存里的自我精神的生存形式。
与此同时，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语境的“全球化”思维也更应该有效地包容其他合理的研究思路，比如“走向世界”所强调的主体“突围”，比如“现代性”追求所强调的自我创造；而且愈在“全球化”的空间定位中，我们愈可能克服这些研究思路的缺陷，突出其更有价值的一面，比如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时间，所谓西方“现代性”的绝对霸权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讨论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特征，讨论现代中国文学的自我生长问题，讨论中国文学精神与西方文学精神在现代中国平等互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语境的引入，其更合理的意义恐怕倒是对我们当今的“现代性批评话语”的进一步反思和追问。
当然，仅仅作为一种思维的语境的“全球化”不是“方法论”，不是令人豁然开朗的灵丹妙药，它并不可能为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轰动性的繁荣局面，甚至也不一定会立即推动我们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是，当我们的文学研究从西方文化中获得的不再是唬人的“法宝”，当西方文化的发展仅仅只是提示我们对于当下生存的关注，而我们必须通过对自我生存真实地具体把握来读解我们的精神成果，那么，这或许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从简单的“西方渴慕”或者“西方抗拒”中解脱出来，从此逐渐走上自己的道路，研究不再仅仅是“方法”，而是自我的独立“思想”，学术史的发展也不仅仅是焦躁的文化“选择”，而是主体心灵的“认知”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