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肺叶，有虫蛀的痕迹。所以他不得不大声咳嗽，连稿纸上都溅有血迹。我看见的是一棵生病的树，首先从叶子开始腐烂的。即使它有再完好的根须、再坚挺的枝条，也无济于事；只不过延长其痛苦的过程。卡夫卡的小说，也笼罩在慢性病的阴影里。
一九一七年八月初，卡夫卡第一次吐血，他自己曾加以描述：“我突然在民办游泳学校吐出了一些红色的东西，这真是又奇怪，又有趣，不是吗？我看了一会儿，就马上把它忘掉了。后来吐血的事经常发生，甚至发展到只要我想吐，就可以吐出红色的东西来，她像完全随心所欲了。这事不再有趣，反而使人感到无聊了，我也就随之把这事忘了。”不久以后，他的左右肺部出现大硌血，在床前吐了一滩，吓得前来打扫卫生的女仆惊呼：“先生，您会活不多久的。”而卡夫卡本人则无动于衷，似乎并不很在意能活多久。他已经习惯于精神的痛苦了，与之相比，肉体的痛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卡夫卡的肺，出了问题。卡夫卡的身体，出了问题。而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为后人所目睹的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卡夫卡为问题而活着，因问题而死去。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病。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作家，都无法剔除病的影子。譬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描写了中世纪的大瘟疫，而书中讲故事的三男七女，刚刚逃离佛罗伦萨，那可怕的被死神掌握的城市。折磨着卡夫卡的则是肺结核。在卡夫卡的时代，肺结核尚是不治之症，患者等于被判了死刑（只不过缓期执行）。卡夫卡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并没有多么畏惧，仿佛发现了一条通向死神的捷径：“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除了死以外，没有什么我可完全信赖的东西。”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胜利：在我个人的世界史上留下了一点拿破仑式的东西。但后来又不得不承认：“用这种方式我会失败。事实上，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肺病快成了作家的“职业病”。与卡夫卡生卒时间较接近的，肺部有毛病的还有契诃夫、鲁迅等人。难怪有个叫庞培的中国人要说：“我只知道诗人更多地死于肺，他一定也是从肺开始的。他们的呼吸都不好，都不畅顺。这广大的世界对于他们只有郁闷的人群和一点点近乎窒息的生的乐趣。可见诗歌对于肺部的要求分外严厉，或者说诗人的命运里面有那么一点冷酷的肺的成分。”
在卡夫卡之后，还有一些作家描写过各种各样的疾病（譬如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代的爱情》）。可见作家对人类的疾病格外敏感。
和那些具有医生眼光的作家不同，卡夫卡自己就是个病人。这给了我如下的印象：最好的文学作品，要么是医生写的（譬如契诃夫、鲁迅等都曾学医），要么是病人写的。只有神才不生病，而不生病的神是不会写诗的。对痛苦的理解与感受，一定程度上构成文学的命脉。
卡夫卡假如有一个健康饱满的肺（像顺风的船帆那样），恐怕就写不出那一系列阴郁得简直令人窒息的小说了。那将是另一种损失。残缺的肺叶，是卡夫卡创作的根。它甚至还左右着他的呼吸。即使卡夫卡真的有一个健康饱满的肺，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他仍然会为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所折磨。否则，他就不是卡夫卡了。我实在想像不出：一个茁壮成长的卡夫卡，会是什么模样。
卡夫卡的魅力，正在于他的病态（男人中也会有林黛玉一类的人物，只不过卡夫卡不是把血咳在喷香水的手绢上，而是咳在苍白的稿纸上）。卡夫卡小说的魅力，正在于他小说中的病态。那是伤口（他曾说伤口“是小说中孩子的全部家当”），是疼痛，是呻吟，是命中注定的罪与罚。现实在他眼中，是血淋淋的。
卡夫卡的小说刚出现的时候，是不被人理解的，也不被这个世界所接纳。如同—个无法被认可的病句。卡夫卡本身，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病句，一个闪现在文学史里的病句。读多了平庸的作品之后，病反而让你看见了另一种美：反常规的美，反传统的美。必须承认，某种情况下，无意识的病句反而比刻意营造的华丽词藻更健康，更富有生机。
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难，使卡夫卡消极。可转化在作品中，消极却是一种力量。“私下里我根本没有把这种病看做肺结核，而是把它看做是全面崩溃。我相信，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现在停了，血不是从肺里流出来的，而是从一位战士捅来的关键一刀的伤口里流出来的。”他把疾病视作对手了。哦，那身体里的刺客！
如果要以一种色彩来比拟卡夫卡，我只能选择灰色。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城市，灰色的卡夫卡。实在想不到呀，在卡夫卡身上，灰色反而比其他色彩更为灿烂，更为耀眼。灰色的面孔，灰色的肺叶，灰色的人生观。卡夫卡做的所有梦，都是在徒劳地填补内心的一块空白。这只能增强它的饥饿与贪婪。这块空白，是卡夫卡身体里的死角（怎么够，也够不着），或者说缺口。
花瓶自诞生之日起就梦见了最后的破碎，那仿佛是更具真实感的情景。所以，它下意识地保持着等待的姿式，即使在拥抱鲜花的时候也心事重重。卡夫卡不也正是如此吗？一只悲观主义的花瓶。并非瓶中的鲜花生病了，而是花瓶本身生病了。卡夫卡的心灵比他的肺叶，更早地布满许多看不见的裂痕。卡夫卡的每一天，都生活在末日之中。
卡夫卡不是用灵巧的手写作，也不是用狂跳的心写作，而是用哮喘的肺写作。那是像纸张一样单薄的肺。那是致命的咳嗽。稍一使劲，简直就会把游离的灵魂给咳出来：“在一个早上的睡眠中我整小时地咳嗽，最好是从生活中游出来，由于距离似乎很短，所以好像对我来说很容易。”他赤裸裸的灵魂是不长鳞片的鱼，凭空从水族馆的玻璃橱窗里游出来，从我们眼前掠过，想捉也捉不住。
这么看来，卡夫卡病得很重了？可他的情人米伦娜说得好：“人们归咎于弗朗茨不正常的，恰好是他的优点。和他来往的一些女人都是平常的女子，只知道要像女人那样生活。我倒以为，我们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而惟独他是健康的，他的理解正确，感觉是对的和惟一完美无缺的人。他对世界的了解要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人一万倍。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具有他那样惊人的力量。这是要达到完美、纯洁、真实所不可辩驳的绝对必要的力量。”卡夫卡的病情，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相反，却有助于他在大段大段的空闲时光中展开对痛苦与宿命的思考；或者说，使卡夫卡比其他庸常的小说家更为“形而上”了。
卡夫卡的心病，比他的肺病更严重，也更隐蔽。卡夫卡的心病，是由怕与爱所引起。他创作的意义，在于把一个人的怕与爱上升到整个人类的怕与爱。或者说，整个人类通过卡夫卡的怕与爱，而意识到自己的敏感与脆弱。
“几乎像一个动物在表演，昨天晚上才开始对办公室感到害怕，竟然害怕得我想躲到桌子底下去。”这是卡夫卡致友人书信中的只言片语。他还经常在日记或小说中倾述类似的恐惧。卡夫卡究竟怕什么呢？他怕的东西可太多了。他从小就像怕上帝一样怕自己威严的父亲，这是出了名的。他怕婚姻，也是出了名的（多次解除婚约，并且终身未娶）。除此之外，他还有莫名其妙的恐惧，如同一只自卑的小动物随时提防着其实并不存在的天敌。卡夫卡的一生，都在自己所营造的恐怖气氛中苟延残喘，疲于奔命。这在小说《地洞》里表现得尤其形象化：“我是因为先天性的怕，才殚精竭虑地挖掘出复杂的洞穴，并依靠这几乎无限的劳动获取几分安全感。”卡夫卡甚至还害怕写作：“我实在太累了，我没有精力去实行那些计划，也许，我会伸出手指，渐渐向上攀登，最后爬到树的顶端。这不仅是偷懒，这也是我的恐惧，我害怕写作，写作是一项可怕的劳动，但不进行这项劳动又将是我的最大不幸。”
凡此种种，我并不认为卡夫卡本人真是个胆小鬼。他的生命是与怕相伴随的，而这种怕，其实又是与爱相伴随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怕是他的爱，抑或他的爱就是他的怕。他在矛盾中统一，又在统一中分裂：“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这个世界，费丽丝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他日记中提及的费丽丝，曾与他几次正式订婚，可两人最终还是因争吵而分手了。卡夫卡一生中曾爱过数位女性，可结局大抵都是相同的。这似乎在证明，他虽然热爱这个世界，但他的爱永远是一种徒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怕，使之最终演变为心灵上的两种不治之症。
卡夫卡生病了，可谁能治好他呢？
这个世界生病了，可谁能治好这个世界？
卡夫卡的时代，其实也是有畅销书作家的。
可卡夫卡偏偏选择了寂寞。他所描绘的饥饿艺术家，多多少少有几分自画像的色彩。当人们对饥饿的艺术不再感兴趣，饥饿艺术家仍要把这种自虐的表演继续下去，哪怕自己是惟一的观众，惟一的证人。是的，他不是在挨饿，他是在劳动。他的挨饿就是他的劳动。这绝对是一种最纯粹的劳动：连食物都不需要，还在乎其他回报吗？
无法想像卡夫卡会跟出版商签订合同、讨价还价。他活着时，所有的版权，都由一只上锁的抽屉代理了。他写作的动力绝不是名或者利。那么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他不懈地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在纸上，而又拒绝向世人公开？我只能这样解释，是疼痛，是忧郁，是自闭，使卡夫卡远离世俗，而又无限地接近文学的本质；写作是他的镇痛剂，是他自我治疗的药方，也是他最后的宣泄渠道。他在想像选择了饥饿的艺术，等于以毒攻毒。我一直以为，越是发挥到极致的艺术，越是有毒的，正如越漂亮的花也如此，譬如罂粟。好在艺术施加给灵魂的折磨，恰恰可以抵消或麻醉肉体正在承受的病痛。相反，那些所谓的畅销书作家，却只能写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他们跟卡夫卡绝不是同一类人。他们所表演的，并非自我牺牲的饥饿艺术，而是另一种艺术，吃饱了撑的艺术（假如吃饱了撑的也能算艺术的话）。
有些艺术家肥得流油，譬如大仲马，甚至还包括巴尔扎克。他们简直有自己的生产流水线，可他们说到底不过是艺术的加工厂而已。卡夫卡属于另类，他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离群索居，整天把自己埋没于边缘化的手工作坊。正是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洞”里，他搭起了解剖人类灵魂的手术台。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比卡夫卡的笔锋更为犀利了。当然，卡夫卡所走的，也是一条“最难走的路”。
模仿是有市场的，它是一门手艺。会操作这门手艺的人，也是有市场的。在文学中尤其如此。中国的作家喜欢模仿西方，即使在某些知名人士的作品里，我也能意外地发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或福克纳的影子，但没有谁指出，他们套着一件偷来的皮夹克。或许在某种场合，上装是允许相互交换的，只要内衣是属于自己的就可以了。可惜我个人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从当铺里廉价租借的外套，甚至不如“皇帝的新衣”真实呢。这是否属于一种洁癖？我不希望从年轻的同行们身上，闻见樟脑丸陈旧的气息，除非你天生就是一个老古董。
博尔赫斯有“作家们的作家”之称，大家承认他是一位专事为作家们写作的作家。他提供了一批高贵的范本。应该说，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模仿，他是默许的，没准他是特意为素描课程的高材生打制了一尊尊典型而复杂的石膏像呢。我极其欣赏博氏的文字迷宫横溢的鬼气，同时又很警惕他那隐约的匠气，他更接近巨匠的境界。模仿他走钢丝的姿态有一定难度，但还是可行的。博尔赫斯本人毕竟就是靠间接经验（书籍与学识）写作的。只不过他“掉书袋”掉得花样翻新、令读者叹为观止罢了。
到目前为止，有一位大师在中国还未找到自己的传人，在其他国家估计也如此。他就是1924年死去的卡夫卡。卡夫卡好看而不好学。即使你能模仿他的文体、语气，也难以模仿其精神。即使模仿出他文字上的逞强，也模仿不出他精神上的示弱，他是以弱式来强化生命力的，只有他这样的忧郁症患者才能设想出一个男人变成一只无助的甲虫（《变形记》），才能在危机四伏的穴居生涯里营造一点可怜的安全感（《地洞》）。所以，别说模仿得像了，即使愿意一试，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面对的是一具无法把握的多棱体，它的陡峭，它的冷峻，全都是规则之外的。简直称得上鬼斧神工。
我把卡夫卡奉为真正的大师，或者说，大师中的大师。大师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不仅不必模仿别人，而且也是别人无法模仿的。他的成就是独创性以及不可模仿性的综合。
卡夫卡是了不起的。他的父亲同样是“了不起”的，因为他无意识地造就了卡夫卡。我只知道他叫海尔曼，一个苦苦挣扎了半辈子终于白手起家的小富翁。他以商人的逻辑，粗暴干涉卡夫卡文人的天性：譬如反对他做文学青年，强迫他学习法律，希望他出人头地……他这种望子成龙的心理，常常是通过暴力来表现的：轻则呵斥，重则毒打。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架式。卡夫卡从小就以自己有一个怒吼的父亲为遗憾，并且深感恐惧与压抑。应该说，他是一个吓破了胆的孩子。我总是能从他的小说里读出胆怯的感觉。或许，恐惧本身并不恐怖，它是因为承受者的胆怯而显得恐怖，胆怯夸大了恐怖感。黑暗、疼痛、死亡，无不如此。卡夫卡是最胆小的小说家。
这种在现实中愈演愈烈的父子冲突，也隐晦地渗透进卡夫卡的作品里——造成他与世界的对立。他29岁时写的小说《判决》，可谓累计的父子矛盾最明显的反映。父亲说：“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房间，一口气冲到河边，临跳水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
谁有这判决的权利？父亲吗？还是国王抑或上帝？谁服从了错误的判决而依然表白自己的爱？
我想的却是另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假如给卡夫卡换一个父亲（就像给造反的农民换一个皇帝），他是否还能成为卡夫卡？至少，他将失去那种骨子里的反抗精神了。我想象不出一个失去了压力的（来自外界的，来自内心的）卡夫卡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花花公子？
命运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命运都是一次性的，就像作废的易拉罐。
我又想起了卡夫卡，月亮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31岁的卡夫卡虽经征兵检查合格，但以现任重要职务为理由，免除兵役。在战争持续的四年时间里，这位战场外的逃兵，默默地在稿纸上耕耘，创作了大量作品（譬如《在流放地》、《审判》、《乡村医生》等）。他沉浸于一场自我的内战，对于他来说，这比窗外的世界大战更有意义。没有枪声的战斗反而是更激烈的，因为这意味着灵魂的厮杀。
卡夫卡是害肺病死的，年仅41岁。遗嘱里要求好友马克斯·布洛德将自己所有作品“毫无例外地予给焚毁”。布洛德没有执行这一小小的火刑，反而将其全部著作（包括书信、日记）整理为九卷本出版了。他违背了亡友的遗愿，却使人类的文学史上避免了一次沉重的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