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办企业是要赚钱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企业必须讲经济效益。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说到底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这同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讲求社会效益，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一条根本原则。
这些道理应该说是明摆着的。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却又往往出现两者不统一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经纠正了“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忽视经济效益的偏向，强调企业必须注意经济效益。后来，另一种倾向又有所滋长，有的企业单纯追求本单位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他们只顾自己赚钱，而不管对社会、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这样的“经济效益”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
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企业不谋利就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且，如今的企业界的生存竞争也日益激烈，不图利就无所谓生存和发展。但所谓图利，如果全为一己之利，根本不顾他人，不顾道义，不顾社会责任，那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但有一些人认为，企业在追求自己利润的时候，就已经在不自觉地创造社会效益了，没有必要再刻意强调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论点，“由于他追求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但是，不要忘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的盲目性，并且必然有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不能不对此重新加以慎重的思考。对此，儒家所提倡的“义以为上”的思想不失为一剂良方。
也就是说任何企业处理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时，都应把“义”作为立足点。从“义”出发，从利于社会大众出发就可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企业唯有“利他”，才能自利，如果只从自利出发，就不可能利他，最终也不能自利。世上的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企业与国家的利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利益，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锁链。企业为社会的利益着想，给予他人、给予社会以利益，才能将利益回归自己。
创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的北京同仁堂是家喻户晓的中药老字号。在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同仁堂人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传统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确保了同仁堂金字招牌的长盛不衰，其产品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享誉海内外。这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的根本保证。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同仁堂把“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作为制药行业的职业道德，成为全体同仁堂人的必修课，突出了同仁堂的职业特色。抗非典期间，同仁堂向社会公开三项保证：保证质量、保证供应、保证不涨价。虽然赔了600多万元，却再次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这才是同仁堂长久不衰的秘诀。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与社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来自于社会，也必将还原于社会，这是一种新形势下的社企关系。企业的生生死死，发展壮大或被淘汰出局，都要由社会来承接它的后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是企业的生存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企业也难以生存。因此，企业与社会有一个共荣的关系，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与社会甚至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为了我国又好又快的发展，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须兼顾，也可兼顾。首先，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政策来引导社会。比如，制定污水废气排放指标，限制噪音污染的时间等等。有关部门还应该加大监督力度，对违反规定的企业要严肃处理，对触犯法律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
所以，在达到一定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还应该为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企业家具有一定高尚的精神境界。特别是当自己的成功已经达到顶点的时候，虽然谋一己之私，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却能够站在大众的利益上思考问题，这样的境界才是真正令人钦佩的。谈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提及当今商界的风云人物——李嘉诚。
20世纪80年代，漂泊海外40余年的李嘉诚，十分怀念自己的故乡，怀念自己呱呱落地的祖屋。在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有许许多多美妙动人的传说，成就了许许多多领尽风骚的人物。正是这块土地，这些传奇，孕育了他五彩缤纷的梦幻，充实着他玫瑰色的童年时光，丰富着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无论如何，李嘉诚都无法忘怀他儿时度过的欢乐时光，他所眷念的小书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嘉诚重修祖屋，恢复家园的心愿愈来愈强烈。1979年筹建“群众公寓”时，家乡政府部门提出“优先安排其亲属入居”的建议，李嘉诚坚决反对，他在给家乡的信中说：
“本人深觉款项捐出，即属公有，不欲以一己之关系妨碍公平分配。”
在修复祖屋的问题上，李嘉诚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大局为重的处理方法无不再现出他的过人之处。
平心而论，极富爱心、孝心的李嘉诚，何尝不希望有一个优雅的居住环境，修复一座宽大舒适的祖屋，一则解决族人的居住问题，也能节省“群众公寓”之分配单位，更多地安排其他缺房户；二则聊表本人始终追忆先祖之愿。
并且，家族内也有亲属提出原有祖屋面积过于窄小，族人居住多有不便，强调这样的祖屋既与李嘉诚今日在香港之显赫地位不相称，又无法更完美地纪念李氏先祖之功德，纷纷希望扩大祖屋原有的面积。
潮州市政府对李嘉诚祖屋的修复十分重视，积极配合与支持李嘉诚祖屋的扩建工作。
居住在面线巷的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在十分感激李嘉诚捐建“群众公寓”的同时，并不安排族人入居，他们觉得扩建祖屋也是情理之中，自然对这件事表示理解与合作。人们从心理上乃至行动上都做好了搬迁让地的准备。
狭小悠长的面线巷，收拾行囊准备搬迁的众乡亲们等候着一声令下的李嘉诚。这是一次“义”与“孝”的撞击，然而李嘉诚并没有这样做。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择其德善而处世为人的李嘉诚，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更全面、更深远，他不论穷前富后，都十分注重陶冶自己的性情，不断完善自己。
在认真思考之后，李嘉诚决定不扩大面积，打算就在原有面积的基础上建造一栋四层楼房，以供族人居住。他对那些深表疑虑的亲属解释说：“虽然目前要拿多少钱，扩充多大的面积都不是问题。但是要想一想，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会影响到左邻右舍的切身利益，我们不能拿乡亲们的祖屋来扩充自己的祖屋，绝对不可以以富压人，招致日后被人指责。”一个人对自己的私利能够放到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特别是对一个传统观念浓厚的商人来说，在情况十分有利于自己的形势下却作出这种决定，其行为无疑是十分高尚的。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虽然不等于同步富裕或同等富裕，但是它毕竟要提供这样的一种机制：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人，只能从给他人带来好处的活动当中去寻求自己的好处。谁这样做得越好，谁就越应该受到鼓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正是这样一种机制的体现。“质量、品种、效益年”中效益二字，当然首先是指经济效益。但这里的经济效益应该包括微观的经济效益和宏观的经济效益，应该含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的统一。从这种意义上说，抓好质量、品种、效益，是关系到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