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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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章 邓以蛰探监

1933年秋日的一个雨天,在清华大学执教的邓以蛰到欧洲经南京时,看望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的陈独秀。但背地里,邓没少替他说话,有时和别人争的面红而赤。其实,他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思想和所热心的事业。他只是维护少年时代在日本就住在一起的老大哥。邓以蛰和陈独秀都是安庆怀宁人,两人曾一起在日本留学。他的父亲邓艺孙(1857~1913年),字绳侯,和陈独秀在芜湖一起教书,段书贻驾车带着邓以蛰,在南京的小巷道里绕来饶去,雨越来越大。到了看守所门口,邓以蛰拿出专为探望陈印的名片。果然,看门的很客气,立即请他们进去,并替他们打了伞。邓以蛰是第一次探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感慨。

走出号房的门外,在看守所狭窄的廊下,见到几十年未见面的小友钝生(邓以蛰二十岁后取名钝生,陈独秀很喜欢这个名字),陈独秀并没有大吃惊。陈独秀的须发大半白了,面色黑瘦,八字胡挂在菜色的脸上。他握着邓以蛰的手说:“你也老了呵。”邓以蛰比他小十二岁,这年四十二岁。邓以蛰说:“仲甫哥!你为何老得这样?瘦得这样?报纸上说你的胃病利害,到底现在怎样?好了些么?”陈独秀身穿一件灰色的哔叽呢夹袍,很旧,只有边上是深色的本色,其他的地方,褪色成了皮蛋纹了。他说:“我没有胃病,是大小肠子的毛病,老是小肚子的左边痛。”邓以蛰问:“还有他种病么?饮食如何?”陈独秀说:“从前所疑的肺病了,心脏病了,慨无根据;此地饮食的还可以,自己要弄东西吃也很自由,只是我没有这种兴致就是了。”

邓以蛰说:“叔雅曾嘱他的学生的太太每日送菜进来,不是么?”陈独秀说:“那有这回事,他的话多不可信。”说话工夫,大家已经走进陈独秀号房里。邓以蛰看了,像家乡安庆的小客栈。闹房里的木地板,比门外的廊檐下的砖面还低,走在上面吱吱响,整个号房都在动。破旧的洋式小窗户安得很高,恐怕不想犯人望见外面。窗下面是粘手的黄色的桌子,光线阴暗,投在桌子上的一柱光,只有书那么宽。

四方形的房子左边靠墙壁是一张没有蚊帐的木架床,床前放了一张旧藤椅子。这大约是陈独秀的势力范围。对着窗子的一边靠墙支着木版铺,上面的被条比床上的被条脏得多。邓以蛰想,不用说,这是彭述之的地方了。与床相对的一面墙,是满满的几架书,有线装书和洋装书,十分整齐。陈独秀自己虽然不注意整洁,但他注意整理书案。

陈独秀的书,大部分是汪原放自己和托人带来的。陈独秀想选编翻译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州历史·地理》、《史林》,自己开了几个要读的书单子,列出的书有莫尔干著的《古代社会》(上下卷、日本改造社出版)、列宁的《组织论》、《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论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世界地理新字典》等书。9月中旬,汪原放请赵健带《马克思传》、《达尔文传》、《中国革命史》等十一本书给陈独秀。慢慢地,陈独秀的案几上书多了起来,朋友又送给他两个书架,不久,书架堆满了诗、书、史、学。

段书贻和邓以蛰进来后,陈独秀请段书贻坐到了陈独秀平常坐的藤椅上,同号的另外一位犯人彭述之坐在书架前的一条窄凳子上,邓以蛰和陈独秀面对面坐在桌子旁边。陈独秀和段书贻谈话的时候,谈到商务印书馆承印《四库全书》和中日问题。然后,陈独秀问邓以蛰:“清华为何还不预备搬呢?”邓以蛰说:“清华还在建筑房子呢!”陈独秀叹道:“那又何苦呢?”两人谈话内容并不重要的,只是要找些话说。陈独秀想一句,问一句:“仲纯在青岛一切还好吗?”仲纯是邓以蛰的二哥。邓以蛰说:“他因为孩子伤得太多,最近一个男孩又死去了,非常懊丧。”

“在这种时代,那不是好极了?何必懊丧?”陈独秀的背有点勾,说话时喜欢看上面,有时闭着眼睛,有时睁着眼睛。陈独秀口才流利,邓以蛰在日本时就很喜欢和他聊天。因为陈独秀是个性格化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高兴起来,骂爹骂娘,无拘无束,和他对坐,受其情绪影响,也常让人忘乎所以,丢掉了许多顾忌。直觉得痛快!当然,他也不能免俗呢!谈的内容,也是荤素夹杂的。

出门时,陈独秀迈着一点摇摆的身躯,让邓以蛰想到家乡老私塾先生特有的架步。站在屋檐下,看着已经停了雨的天气,段书贻和邓以蛰还想和陈独秀再说几句。陈独秀说起当年第一次到南京和哥哥赶考的事。那年在考棚,因为天热,徐州的一个胖子一丝不挂,走到陈独秀旁边,猛的一拍大腿,言“今科必中”,吓得陈独秀三魂吓掉二魂半。谈起这段故事,段书贻和邓以蛰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难得啊,坐牢人还有这么好心情。

回去的路上,邓以蛰想起,自己喜爱字画,还是受陈独秀影响呢!当年,大约是辛亥革命后吧,陈独秀到过自己的怀宁山庄,将邓家收藏的字画评价一番。邓以蛰是书法大家邓石如五世孙,家中有不少墨宝珍玩。陈独秀特别喜欢邓家的南明弘光时成回和尚的山水小幅,浙江山水幅等。陈独秀过目不忘,回去告诉了当时在安庆教书的苏曼殊,苏曼殊顺手题在自己的画里了。

回到旅社,邓以蛰写了访问陈独秀的文字,以《癸酉行笥杂记》为总题目,刊登在11月1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落款时,署名“邓叔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