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陈独秀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找到住在北四川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见到了舅舅陈独秀。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向陈独秀说了不少苏联的情况。
据濮德治的回忆，当时吴季严对陈独秀说：
列宁在逝世以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性情暴躁，处事专横，不适于当党的总书记，应另选一个适当的人。说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自信过分，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说布哈林是党内宝贵的理论家，但不懂辩证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犯错误决非偶然。陈独秀听了他外甥的话，兴奋地问：“真有此事？”吴继严说：“千真万确，一点不假。”陈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很爱听。”吴继严就把托派那一套一五一十地背诵出来：说苏联工农兵和广大人民都恨斯大林，骂他“独断专横”、“专制暴君”、“红色沙皇”、“胡椒厨师”、“没有到过西欧，不懂西方民主，不知西方文明”，“土包子，乡巴佬”等等。
这次，吴季严将他在苏联所听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大讲了一通。临走，还将托洛茨基的文章丢下几篇。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如饥似渴地看托洛茨基的文章。早在八七会议前，陈独秀就知道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并知道斯大林要自己承担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现在，他才具体的了解到，托洛茨基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与自己的观点一致。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陈独秀读了托氏的文章，像注入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他没有想到，自己不是孤立的。
初夏的一天，尹宽和彭述之去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家新开的“新宇宙书店”，同几位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回来的学生王平一、区芳等人见面。这些学生中，一个叫梁干乔，因去年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时呼喊“拥护托洛茨基”，被遣送回国。托洛茨基在中山大学见过他，并叫他回中国组织小组织。回上海后，这些人成立了“我们的话派”。这是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他们成立书店，打算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这次见面，彭述之听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于中国问题的某些意见，并借了托洛茨基写的《沦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两文。回家后，彭述之一直读到深夜，一口气读完了它们。
第二天一清早就起来，彭述之兴奋地对妻子陈碧兰说：“啊！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我现在弄明白了；党现时所应采取的政治路向也发现了，看了托洛茨基的这两个文件，好像‘拨开云雾见青天’一样，把我在革命高潮时期和失败后所感觉到而说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在这里面都十分明确地指示出来了，而且有些简直是预言，我完全赞同这两个文件中的意见，现在我要到独秀家里去，把文件送给他看。”
第三天的下午，陈独秀带着文件来到昆明路上的彭述之家，两人很快谈起托洛茨基。陈独秀对彭述之说：“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的分折完全正确，对于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的批评也十分中肯，尤其以国民会议的总口号作为当前政治路线的指标，以此来代替目前盲动主义政策，我认为十分正确而合时宜。但对于未来革命的性质问题，我还觉得有些怀疑。”
彭述之说：“既然我们认为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完全正确，尤其对于当前的政治路线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张，那么，我们就应该为这个主张而奋斗。陈独秀同意述之的意见，准备集合所有对党的盲动主义政策不满的同志，来讨论这两个文件的意见。此后，几个人常去彭述之、汪泽楷家讨论。尹宽也常去，他是桐城人，三十三四岁，和陈独秀是安庆老乡，与延年、乔年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共六大前，尹宽任中共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尹宽发现，老头子总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了尹宽等人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