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信中说，“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罗易因此没有因泄密被追究，他只是因反对北伐，受到了批评。
罗易回来后，斯大林曾建议他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证明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的指示从来都是正确的。1927年9月9日，罗易给斯大林写信说：“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其中将收录一些讲话、决议、声明和其他文件。当然，所有材料都要经过认真审校，以便删掉一切秘密的内容。我相信，这本小册子会很清楚地说明中国的局势和我对所有重要问题的看法。请告诉我您对出版这本小册子的意见。”
“删掉一切秘密的内容”说明，罗易是有选择的使用材料。斯大林没有立即给罗易回话。
9月16日，罗易将小册子目录给斯大林看，并希望得到斯大林约见。他给斯大林写信说“为准备写这本书，我需要花两个月时间。同时我认为，出版这本小册子是有益的，其目录附后。”
9月17日，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为了证明大革命失败是因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把矛头指向了陈独秀。在谈中共五大时，他说：“陈独秀同志在自己的总结发言中仍然我行我素，他又阐述了自己在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接连4天的辩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又完全按照中国的方式既不参与论战，也不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提纲，相当策略地与一两个同志进行论争。但是，他的总结发言基本上是在捍卫自己的观点。”
在解释中共“五大”为什么不调整陈独秀时，罗易说：“第一，党没有要求推翻老领导，第二，（共产国际）代表团看到，如果推翻老领导，没有谁能代替它。因此，当时能做的最好工作，是加强老领导……当我们建议把中央委员会人数从9人增加到40人时，同志们当然表现出某种惊奇……老中央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有2名或3名没有公开反对老领导。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来了，由30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在中央委员会中有17名工人。”
“老中央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有2名或3名没有公开反对老领导”，指彭述之、张国焘没有公开反对陈独秀。
出席这次会议的维经斯基问罗易：“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言下之诣，换了人又能怎么样？罗易回答：“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例如，陈独秀大概什么职务都没有担任。所以很自然，现在的领导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
会议于下午四时半结束。
中共“五大”结束后，维经斯基在华使命终结，回到苏联。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不知道斯大林的想法，于7月23日联名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主张撤消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中所担任的一切职务：“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遭到了彻底的破产，他袒护陈独秀和彭述之以及他们的错误，并企图把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归咎于全党……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俄国代表团提出撤消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中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问题，因为他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并损害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威望。”
“他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就等于说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吗？
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根据斯大林的想法，于9月1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主张留维经斯基在莫斯科工作，并对维经斯基1921以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包括在中国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布）中央调用。我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不仅是中国问题）的了解。”
为了不给托洛茨基等新反对派留下进攻的把柄，根据斯大林的不追究在华共产国际代表责任的总的精神，维经斯基虽然离开了远东局主任的职位，但继续留在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工作，也没有被追究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回到苏联的国际代表中，鲍罗廷的日子稍不好过。但为了不给反对派抓住把柄，他仍然象没有犯任何错误一样，到处作报告，介绍中国的情况。
1927年9月17日，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在会上，赖特问罗易：“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罗易回答：“关于鲍罗廷的作用。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回答。”“座位上”大喊的这个人，大约没有了解斯大林的意图。
10月10日，拉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联共中央写书面报告，揭发鲍罗庭隐瞒共产国际指示。他说：“后来我得知，鲍罗廷于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10月23日，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报告。和罗易一样，鲍罗廷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在中共和陈独秀身上。他说：“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另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等于批评自己，鲍罗廷对陈独秀的批评较罗易的批评含蓄，并回避说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斯诺说：“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随时准备尽心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下令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