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回国。7月底的一天，陈独秀向临时中央提出的三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但临时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8月7日上午，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四十一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代替罗易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到汉口后，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骂张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领导人，并向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
会客厅的条登上挤挤地坐着二十一人：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新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个名单是根据蔡和森意见修改的。国际代表与常委商量决定的出席名单，除加苏兆征、罗亦农，其余都是旧人，而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毛泽东、彭公达等不在出席之列。蔡和森提议：“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
临时中央常委周恩来、李立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临川休整部队，没有出席会议。只有另外三位常委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到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在罗明那兹发言后，代表们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接着开会。
毛泽东情绪很好，讲话时用了轻松的语气：
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陈乔年参加了会议，他感到高兴的是，同志们并未因自己和陈独秀的父子关系，而回避自己。而且，大家对父亲的批评，很有分寸，并没有难听的话。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十四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份，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二十票。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他打算写一本书，书名叫《党的机会主义史》。
因罗明纳兹反对，会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四十四年后，1971年5月11日，周恩来谈到不让陈独秀参加，打击负责人，是八七会议的缺点。他说：“八七会议，在思想斗争上造成以后的不良倾向，会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对机会主义负责人的个人攻击，所以发展到以后各个地方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打一下，工作撤换一下，认为机会主义就没有了，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