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0日，先期到武汉的瞿秋白，主持了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在汉口的会议。张国焘、谭平山、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萧子暲、贺昌、沃罗夫斯基（黄平）、陈延年、罗易、多里奥（即维经斯基）、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等出席。陈延年4月1日离开广州，率领出席中共中央五大的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蔡和森1925年10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次奉命回国参加中共“五大”。
会议决定：1、通过罗易决议案；2、立即召回布哈罗夫（罗亦农）；3、将档案转移到汉口；4、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
当天，陈延年和李立三、聂荣臻、维经斯基动身去上海，贯彻中央刚通过的《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就在这天，陈独秀抵达武汉。听说陈延年被安排去上海，陈独秀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何尝不知道，延年的这次虎穴之行，凶多吉少。但他作为中共中央书记，支持儿子去领导最危险的地方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义无反顾的。
春雨如烟，乱云飞渡。就在陈延年等往上海的路上，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2日，罗易给蒋介石拍电报：“我们建议您放弃计划在南京召开的实际上是分裂党的会议。不然，在此紧急关头分裂国民阵线的重大责任将由您承担。”这天子夜时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一百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三百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一千多人被捕……
第二天，蒋介石趁程潜、林伯渠（六军军委秘书长）不在南京之机，将六军骗上火车，然后予以解散。
这天，一大清早，郑超麟正在房间睡觉，有三个人来到他家，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这三个不速之客就是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从梦中醒来，郑超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看清楚了是陈延年，他的一颗怦怦直跳的心才逐渐安静了下来。
陈延年一行昨天在南京知道了上海事变，于是乘火车到上海。陈延年过去经常住在郑超麟家，加上三人都是郑超麟在法国的同学，是共同的熟人，郑超麟又是中央宣传部自己的同志，所以第一站就到了郑家。
陈延年叫郑超麟去找罗亦农、赵世炎，带他们来这里。在陈延年和郑超麟说话的时候，李立三和聂荣臻站在窗前，观察了郑超麟住处外面的情况。他们一夜未睡，脸色苍白。郑超麟不知道陈延年等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到上海，这太危险了。但他明白党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尽管他和客人很熟悉。当时，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隐蔽在北四川路底靠铁路的黄陆路附近。
罗亦农1926年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赵世炎1926年5月到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和军委书记，他们都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罗亦农任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主任委员。中共江浙区委主席团成员除了罗亦农、赵世炎，还有庄文恭、尹宽和何松林三人。
郑超麟赶到赵世炎他们隐蔽的住所，将陈延年、李立三和聂荣臻三人来的消息告诉他。赵世炎和罗亦农怕郑超麟家不安全。叫郑超麟把他们三人带到这里！蒋介石正以银圆万元悬赏通缉罗亦农、赵世炎等人！事后，郑超麟才知道，这是中央派延年来代替罗亦农的职务的。这是郑超麟最后一次见到延年。他自己很快离开上海去武汉出席中共中央五大。
当天，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传达了中央调整中共江浙区委组织的精神。陈延年接替罗亦农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后，新的主席团成员是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新的领导机构，只存在两个月，就因陈延年、郭伯和等人的被捕而不得不再次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