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4日，载着蒋介石的永蜀轮在楚有、楚同、楚谦三舰护卫下，离开安庆，直扑上海而来。继3月6日杀赣州陈赞贤，3月17日捣毁九江总工会、国民党左派党部后，昨天，他们又在安庆捣毁了安徽国民党左派省党部。
3月26日上午九时，陈独秀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杀害的都是C。P。在下关英美打死中国人一二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安庆拍出的通电全被扣压，陈独秀此时还不知道发生在家乡的“三·二三”事件。
下午四时，蒋介石到上海。
晚上六时，上海区委开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说：“蒋来别有用心。”他代表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提出，“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为了缓和与蒋介石、张静江敌对情绪，特委会及上海区委决定去慰劳蒋介石。同时派彭述之去武汉，与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商讨对蒋政策。
这时，杨之华来请示陈独秀，希望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工人在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情况下，进行了自发罢工。陈独秀说：“现在不是罢工的时候！”杨之华说：“现在工人群众已经罢工了，我们就应该去领导他们在斗争中组织工会，这样才能提高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你应该服从今天早晨党组的决定，不然，如果因此而破坏统一战线，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陈独秀使劲吸烟，然后将烟头掷在地上。杨之华离开了陈独秀办公室后，想想又回来了。这次陈独秀更生气了，问：“你是不是一个服从纪律的党员？”
蒋介石到上海后，周恩来去见他。蒋介石不高兴地说：“我想见仲甫，仲甫不见我，信也没有。”周恩来说：“仲甫身体不太好。”蒋介石说：“现在我是不满意的，你们到处写文章、搞宣传，但主观的多，客观的不尽然啦。”谈了一些话后，周恩来问蒋介石：“现在是否消极？”蒋介石摇摇头，说：“现在叫我不野，我不干，以前我是有这个打算休息了，可是鲍罗廷要我吞不下这口气，我是要决心反对他的，我决不下台，一定要干。”
听了周恩来和蒋介石谈话内容，陈独秀对周恩来说：“我们对蒋介石要改变策略，以市政府和蒋介石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这个意见，也是共产国际的意见。3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决定给中共中央发去如下电报：“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福京立即返回莫斯科。请经常通报情况。”
三天后，斯大林给鲍罗廷发去电报：“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是否属实？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上海中共中央回电：“（1）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不进行公开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等。
4月1日，汪精卫取道莫斯科到达上海。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里，周恩来在报告了与汪精卫见面情况后，说：“汪精卫最好直接去武汉，避免与蒋、张见面。”陈独秀表示同意。他相信，汪回国有可能解决眼前危机。3月武汉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主席团中中取代了蒋介石的地位。
第二天，蒋介石换了个面孔，发江电拥汪，并邀汪精卫、吴稚晖到蒋介石司令部会谈。蒋介石对汪精卫说：我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从国民政府中赶走鲍罗廷，实行分共。4月3日，汪、蒋在老地方继续会谈。汪精卫说：“共产党的活动可以限制，在四中全会召开以前，下令他们不要开展活动。”
次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很严肃地问：“听说共产党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陈独秀说：“决无此事，我以前和稚晖也多次声明过。”陈独秀走后，吴稚晖说：“陈独秀是骗你的话，口说无凭，你不要信他，他以前也和我说过，都是说说而已。”
4月4日，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给汪精卫，其中说：
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汪精卫看后，表示同意。陈独秀请汪精卫签上名。汪精卫再仔细读了一遍，修改了几个字，便签上了名。4月5日，《时事新报》、《国民日报》发表《汪、陈联合宣言》，
蒋介石见了十分生气。吴稚晖大骂：“这不是和陈独秀吊膀子吗？一个兔子白面书生，一个横眉竖眼。”他质问汪精卫说：发表联合宣言是你的主意，还是陈独秀的主意？汪精卫也很生气，收拾行理去武汉。吴稚晖见汪精卫生了气，转而苦苦哀求，几乎要下跪了。
4月初，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在武汉的瞿秋白等同志来电报，希望陈独秀去武汉主持中共中央五大，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随汪精卫走。陈、汪走后，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陈独秀离开上海当天，上海区委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罗亦农说：“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分子，也不可怀疑……尤其我们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义……汪精卫态度很好，政治观点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汪精卫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的训令。”
赵世炎插话说：“现在上海还处在危险时期。”罗亦农说：“不错，汪精卫来了以后，对蒋介石有缓和作用。前晚蒋介石已下动员令，汪来了后收回，但我们和蒋介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大会表示决不收藏枪械，决不缴械。
共产国际以为这个宣言可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高度赞赏了《汪、陈联合宣言》，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称：“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已被撤去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格·季诺维也夫4月14日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严厉批评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使错误达到了顶点，他签署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5日的共同声明，声明说：“即使我们的基本观点在细节上不一致，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镇压工人罢工、解除工人武装、枪杀工农都只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