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上旬，维金斯基来上海后，陈独秀召开了中共中央执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二十五位同志出席，其中50%是工人。关于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工人对共产党实际上被溶化在国民党中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会议强调了职工运动，提出“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
5月21日，张国焘自上海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被捕入狱。他后来回忆说：
我回到北京的当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见李；大钊先生，告以扩大会议的经过。他一面紧张的处理他的事务，一面打断我的话，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准备，要我赶紧回到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张国焘当时住在达教胡同，这是一座四合院的公寓（一说是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学社）。刚刚在2月春节结婚的张国焘、杨子烈夫妇住在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杨子烈1921年在武汉加入中共，是最初的女党员之一，当时在北京《新民国》月刊做校对和发行工作。他们住的两间房，一间是卧室，一间是《新民国》月刊的发行处。
中共北京区委委员高尚德（君宇）住在南屋，范鸿杰住在西屋。晚间十一时，张国焘回来和高、范谈到黑名单的事，他们已经知道，并作了必要的准备。
5月21日，京师警察厅逮捕了张国焘和杨子烈。上海《申报》5月28日刊出张国焘在被捕后，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的消息。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开展了抗议运动，在《向导》周报发表抗议文章，并策动众议员李国珍等十九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开释张国焘。陈独秀本人也多次化名“实庵”给张国焘去信。
在狱中，新娘杨子烈向敌人讨饶说：“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象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张国焘经不住拷打，交出北京共产党负责人和骨干名单：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君宇、刘仁静、范鸿颉、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同时交出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工人项德隆、李震瀛等七十一人名单。张国焘叛变后，北京风云突变。李大钊被迫避往昌黎五峰山，孙云鹏、范体仁等四十多人被捕、通辑。北洋军阀下海捕文书，被通辑的人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
在外面的陈独秀和其他人不知道，张国焘已叛变，并出卖了同志，仍在热心地营救他。
第三国际执委会3月30日决定中国共产党派四人出席6月17日-7月8日在苏联举行的共产国际五大，确定中国共产党代表是陈独秀、罗文虎和琴华（李大钊）、刘齐佳（女）和彭述之。最后，陈独秀请遇到困难的李大钊，作中共首席代表，率彭泽湘、卜士奇和刘清扬（女）去苏联出席会议。
4月21日，由莫斯科抵达北京的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写信，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必须尽快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十至十五名学生来这里工作，现在确实很需要。”
李大钊、张太雷到莫斯科后，根据维经斯基的要求和国民党一大后中国革命形势的急需，旅莫支部常委决定，陈延年、赵世炎、郑超麟、傅大庆、薛世纶、汪泽楷、于履中、蔡支华、周兆秋、傅大庆、李仲武、林可彝等回国工作，于7月下旬起程。去年秋天，旅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派了第二批同学到苏联留学，其中有薛世农、刘伯坚、尹宽、李慰农、汪泽楷、于履中等。
去年春，陈延年和赵世炎、陈乔年、郑起麟等人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陈延年走后，法国的《少年》杂志更名为《赤光》，由邓小平编辑。陈乔年从童年起就和哥哥延年生活在一起，直到这时才分手。兄弟俩既是童年伙伴，又是革命战友，患难与共，生活的道路几乎完全相同。现在，根据革命的需要，哥哥先一步回国了。从此，兄弟俩人很少见面。
回国的路上，陈延年做队长，郑超麟做会计，凡路上花费买东西都由郑超麟负责。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开了二十多天才到海参崴。不料到海参崴后，因等不到船，一直等了一个多月。
9月下旬，陈延年、赵世炎、郑超麟等乘坐的海船才抵达上海。这次旅行，比一般时间延长了一个多月。
到上海后，大家住进了民国路泰安栈（旅馆）。第二天，延年、赵世炎、郑超麟、傅大庆、薛世纶等人一起到中央机关向陈独秀汇报工作。陈独秀同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等人商量，让延年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加强那里的工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广州已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赵世炎则去北方，担任中共北平地方委员会书记。除了广州、上海，北京也是中国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
旅莫的同志中还有彭述之和任弼时。湖南人彭述之年龄稍大，三十岁了。两年前，陈独秀去苏联见过他。彭述之的文章写得不错，被留下来协助身体不好的蔡和森编《向导》。任弼时俄文好，去上海大学教俄语。该校由孙中山资助，瞿秋白任校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任校务长。郑超麟因为在今年年初给《新青年》季刊第三期翻译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辩证法的文章，经彭述之推荐，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在上海大学兼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