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听到之后，立即说他没有听说过约瑟夫·李斯特先生，但是自己从他的疗法中获益；他说有一次他的脖子被一个想要暗杀他的人击中，一位在日本的德国医生建议他只需每天三次清洗伤口，防止感染细菌。他这么做了之后，伤口自己就愈合了。
结束了和开尔文之间的会面后，李鸿章回到汽轮甲板上的椅子中休息。他在这里被一小群人围住，他们通过翻译向他解释克莱德航运联合会各种桅横杆的设计风格。前任市长尤尔说克莱德的运作人手不需要酬劳，李鸿章对此感到吃惊。“那他们费力能得到什么呢？”李鸿章立刻这么问道。“什么都没有，他们完全无酬劳做这个。”“那么，”李鸿章满脸惊讶地说，冷冷地指着克莱德联合会副主席胸上披肩针上装饰的钻石，“这又从哪里来呢？”
但是李鸿章表现出最无礼的一面还是在纽约，在那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停下来看着四周的记者们。“你们就是你们报社最优秀的代表吗？”他问到，“因为你们实在太糟糕了。”
如今每个人都听说了，当离开哈瓦登的时候，他问铁路搬运工格莱斯顿先生怎么还没把女儿嫁出去。在阶级差别不如我们明显的中国，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想要打听这种事很奇怪，这在中国人看来并不是个恰当的问题，而只是个安排好的问题。然而，李鸿章在与德文郡公爵会见中必定得分，公爵也许是要避免那些皮布尔斯郡领主已经被困扰过的问题（当时李鸿章发问者的名声已经远近皆知了），自己开始提了一个问题。“我最近在猎松鸡，阁下猎过松鸡吗？”“不，我从没有猎过松鸡，”李鸿章用他有时有点埋怨的口气回答说，“但是我常常打叛贼。”
李鸿章在英国最喜欢的景观是福斯桥以及水晶宫烟火制作匠人布洛克先生令人叫绝的技艺。当他被告知自己看到的演出是英国有过的最美妙演出时，他感到非常骄傲；在皇宫中设宴款待他的香港和上海银行，据说为宴会上的烟火花费了三千英镑。沿泰晤士河而下穿过码头的航行也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所有拜访总督的外国人都注意到，他在气派地游遍欧洲之后，演说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原来那套粗鲁已经所剩无几，而且变得更温和，考虑更周全。他常常使用格兰特将军的一只手杖，将军在纽约的儿子体贴地把这只手杖送给了他。
李鸿章一向非常喜爱格兰特将军。当他在纽约见到弗雷德里克·格兰特先生时立刻对他说：“你有钱吗？你太太有钱吗？”接着又问：“你是不是要对我说，你父亲是一个成功镇压持续了五年叛乱的将军，之后两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然而你作为他的儿子却穷困潦倒呢！啊！我不能理解，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当然了，在英国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戈登，当这位年事已高的中国显贵上前把花环放到戈登雕塑上时，英国公众受了极大的感动，然而有些人大声朝着他喊老骗子，这些人回想起了那些太平天国的诸王被杀害之后戈登拿着手枪找他的那晚。但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李鸿章自己可能一点也不记得了；因为那些回想起这一事件的人也不记得，戈登在这之后也不再计较这件事，以至于愿意和李鸿章成为朋友并继续在他手下做事，而且也确实再次返回中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李鸿章从心底尊重戈登，是戈登真正为他赢得胜利，帮他开创了辉煌的事业。
当李鸿章的汽轮穿过塔库巴时，遇到了载有各级中国官员的一大批汽艇和轮船。李鸿章下令不用理睬他们全速向前驶。但是忽然出现了另一艘载有外国公司主管们的汽轮，汽轮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李鸿章对此说：“我知道这种问候，这是英国人的欢呼”；他立刻令船靠边，邀请所有人到船上来。
李鸿章以热情的回应和外国友人畅聊旅途轶事，直到抵达塘沽。很快换乘到火车上后，他愉快地到了天津，时任总督为首的一大批官员，以及一大群居民簇拥下的英国市议员都聚在那里等候他。李鸿章和所有的外国人握了手，然后为这一大批人和当地官员做了一番讲话。“他超人的生命力和精力成了人们普遍谈论的主题，他最老的朋友全都想不起来他何时看上去这么健康，精力旺盛，”就是当时的评论。
就这样，他再次回到了中国，而且似乎健康和精神状态更佳。他的旅行始于四月，结束于十月。对一个像他一般年纪的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也似乎是彻底的成功。
致命的剧院与政变（1896—1899）
欧洲所有的国家以及美国都期待着中国风度翩翩地回报，他们在李鸿章出访欧洲各国时展示出了极大的礼遇。随后当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在被太后召见后就被指控擅入颐和园，并为此被革除所有职衔的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遍全世界时，整个文明世界都愕然了。这似乎就是中国向全欧洲致谢的讯息！但是如果细致了解一下李鸿章树立的为数众多、心怀愤恨的敌人，就可以理解为他举办的皇家般盛大招待会会如何触怒他们，以及他们自然而然会抓住一个可以把握的机会扳倒他。皇上（当然了，像往常一样指太后）把这一惩罚减轻为停薪一年，这在英国人听来很严重，但是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中国官员的薪水通常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真正有价值的是贿金。
即便在中国，人们都很有把握地以为接下来会听到李鸿章病重，恳请回本省休退的消息。但是李鸿章可没这么做！我们不能忘了，他站在太后一边，并且对她的支持心知肚明。如果不是如此，他很可能已经感到害怕了，因为他不在的时候中国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慈禧把自己姐姐的儿子立为皇上，然后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她自那时起就坚定站在亲戚荣禄一边，她不能容忍任何干涉，即便来自自己的家族。如今，大概就在李鸿章在莫斯科被隆重接待时，皇上的母亲，也就是慈禧的姐姐，来拜访慈禧以抗议对自己儿子的教育。
皇上的母亲去见她妹妹当日还没什么异样，第二天就去世了。这件事最轻描淡写的版本是，慈禧对这次插手感到如此恼怒，以至于不许让她姐姐坐轿。为此她姐姐不得不在酷热的夏天穿过炎炎烈日和风尘，坐着普通的北京马车回家，第二天死于北京宫中常见的疾病——压抑的暴怒！有传言说是慈禧直接命人把她姐姐杀害了。无论如何，头一天她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死了！
此事也许和李鸿章从莫斯科发回的长长电报有关系，虽然普遍认为电报中涉及的是本质上更重要的事情，甚至是比跨西伯利亚铁路满洲分支更重要的事。一个最了解情况、最有才华的报社记者说，在莫斯科报道加冕庆典时，他偶然获得了李鸿章在当时收到一张大额支票的充分证据。
在李鸿章名声败坏到慈禧不得不费一番力气保全他的性命时，俄国挑选他来完成这项庆祝的特殊使命，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目的——期待从他那里得到的特别服务呢？那一时期的李鸿章显然处在一个不得不接受任何盟友的位置；他虽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却再也无法忍受孤立状态。当然了，保全他就是保全安徽所有的李党，那些人与其说是清廉，不如说是精明。
李鸿章接下来被派任至总理衙门。他在天津的官宦生涯结束了，人们在这之前已经意识到重大条约将在北京缔结。（此处是暗指李鸿章在当时清朝外交界的重要性，李鸿章在哪儿，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地点就在哪儿。）他在东华门附近那座寺中住下来，拜访了所有的公使，请求两个月的休假疗养身体。然而这一请求未获批准，因此他在1896年9月1日上任。然而，他的同僚趁机故意羞辱了他一番：衙门中只有下属们在场接待了他。
朝廷每三年都会列出公使和官员在此期间行政记录考核的结果，这个列表是政府努力激发京城满族和汉族大大小小官员竞相奋进的手段之一。除去对他人的溢美之词，1897年2月23日的诏令提到李鸿章的只有：“至于军机处要员李鸿章，我们多年来都依赖信任他，而他也从未因疲惫而躲避职责。我们特此将他交予礼部，给予他丰厚的奖励！”
然而，在五月初，李鸿章向一个美国牧师吉尔伯特·里德寄出了一封非常有指导性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牧师吉尔伯特·里德这些年来都试图在北京的中国上层人士中创立一个国际机构。
很不幸的事实是，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多疑、偏见，以及自负的奇怪品质，这一点在他们对他国的评价中尤为明显——也许是因为中国在很多个世纪与西方世界隔绝开来；但是不论原因何在，都可以从中国如今在世界各国中的滞后状态看到可悲的后果。中国的社会、教育和行政体系倾向于让知识分子阶层掌握中国命运。我们如今应当思考一下这种对权力的垄断是优是劣。我认为我可以称自己在美国有很多朋友。我在所到之处受到的热诚接待在我心间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深深喜欢上了你们的人民。如果他们有兴趣得知我对他们印象很好，而且愿意援助你以后为世界带来更多光明，以激励人们实现更高的目标，你可以为该目的用这封信。
来自你的友人
（签字）李鸿章，准继位者的高级监护人，皇上的古籍陪读老师，军机处议臣，外交部公使，以及伯爵。
这位老人仍旧挂着职衔，但是不难看出，罗丰禄以他的巧言令色夺走了一些职权。
在1897年6月，北京来了一个特殊的俄国外交使节团。根据当时记载，“皇上为他的宾客俄国使节预备的接待会和表演据说配得上这个场合，这也是当朝历史上因病缺席，衙门的其他所有公使都出席了宴会，宴会完全是异域风情。”
来到北京之前，乌奇托姆斯基皇子在天津参观了距外国居民五公里左右的东军火库，还非常高兴地参观了1895根据皇上诏令新建的俄国学校。
皇子向学校的学者们每人赠送35英镑，向学校相关服务人员每人赠送5英镑；此外还向在天津建立的一所矿业技术学院捐赠了160英镑。
使团从北京经满洲行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很快就能沿俄满铁路从这条路线穿梭。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来说说皇帝的家事。皇上眼睁睁看着自己母亲被杀，最喜爱的嫔妃遭贬，如今他又不得不用特殊礼遇招待这些俄国特使，虽然毫无疑问他对俄国的意图一无所知。他开始烦躁不安了吗？这里有一份非常奇怪的诏令，似乎是专为什么人的开导而拟定的：
已故傅静亲王的遗孀傅静福晋向我们（太后）呈上了一份抱怨长子也就是其父财产继承人载纾刚愎自用、冥顽不化、不孝的行为的书信。事实上，他常常不把母亲拘束他刚愎自用行为的努力放在眼里，最近还在日常举止中故意表露对孀居母亲的不敬。譬如，在10号是福晋的生日。载纾非但没有通过表示对生日宴会的关注显示应有的孝敬，还在之前那天假装生病，请求不参加宴会，以此逃避作为长子和一家之主本该尽一切办法做好的重要仪式。
接着，更过分的是当我们（太后）的生日礼品被送到亲王府，载纾没有露面表示对我们的忠诚和敬意，以及对这一对其母亲慷慨象征的谢意，当皇上赐礼被送进府中时他没有恭敬地跪在王府大门前。更为甚者，他既没有祭拜祖先灵位，也没有在母亲形象面前行恭祝礼，即便他比自己假装的病病得更重，这些也是他在这个时候本该做的事。
简而言之，这种对父母忠孝之道的大胆妄为和挑衅已经实属过分。如果我们不对该逆子施以重罚，就不足以警戒他人。因此，我们（皇上）的裁决是载纾被夺去贝勒名号，被交至皇亲法庭打八十大板。自今日起终身监禁于徒有四壁的房间中。至于取代载纾者，由福晋亲自挑选已故傅静亲王及其财产的继承人。
所有曾在中国生活的人都会记得，许多随后的报道说为皇上本人也预备了这样一间禁闭室——他将被幽禁于这样一座活坟墓中。我未能查出这位载纾之后还遭遇了哪些麻烦；他可能被义和团杀死，也可能被八国联军释放。
经历了持续数年大量的麻烦和伤脑筋的拖延后，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记者写道，“喇嘛寺庙附近西山的一处秀丽地点，最终被选为光绪皇帝的陵墓地点。这个地方的名字意思是‘建承’，礼部和占星师都认为这个名字会给圣上带来继位的吉兆。”
据说皇上对此地的秀丽风光和吉祥名字都很满意，幸运地发现西山这个幽谷的人也会得到极大的荣耀。
有时建造一所帝王的陵墓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因此有必要在皇上在世时就开始动工。根据中国人头脑中的大事观念，用三十年来建造和装饰这个死者的宫殿并不算久。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8-209），雇了一百万个劳力建造他的陵墓，耗费了十五年之久，这位皇帝就是焚书坑儒的那位。
在8月3日皇上下了一道诏令，李鸿章被任命为武英殿的殿试考官。同一天的另一道诏令任命翁同龢为翰林院的老师。翁同龢，一个生活简朴品格优秀的人，同时也是位刚正不阿的官员，也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是李鸿章一党的头号对手。
李洪涛对未来看法极度悲观，正如在他死前不久讲话中表示的：“噢，中国发生之变化多么巨大！在过去三十年间日渐羸弱。根结在于官员，因为他们已经失信于民。如今已经不比从前曾国藩和左宗棠在世的时候了，似乎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了。”这是我在上海有幸被邀参加的一场中国宴会上他表达的观点。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出中国宾客的姓名，恐怕这会使他们陷入比如今更大的麻烦中；但是说见到了宫中女眷的老师文廷式则无甚妨害；因为他已经遭遇厄运，不可能再糟糕了。我认为这是我出席过的最悲哀的一场宴会，因为每个人的表情和言谈不约而同地陷于绝望。他们就像要淹死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在绝望中邀请了我，因为我对抵制裹脚、让中国妇女重新站立起来的兴趣已经出了名。
一位英国总领事布雷南先生并不是在1897年写下的这些正确的句子：
“种种努力遭到阻绊的漫长痛苦经历使得在中国的外国人泄了气，以至于他们开始把停滞状态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接受。”
如果这个由政府保护撑腰的坚定英国人都是此种感受，我们还能怀疑中国改革者的绝望吗？我多想用一两章来写一写中国范围内广泛的改革运动，把那些最有前途的年轻知识分子一一排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