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一部分教义讲到天父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为那些邪恶的人献身。这是什么荒唐教义！如果他们说他来到世上是为了为那些好人献身，这听起来还合情合理。其实他们其他的教义更为荒谬，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是不会相信的。如果他们的神真的是好的，也希望人们幸福，那么他们会允许自己的家人为了给罪犯赎罪而像罪犯一样被杀死吗？很长时间以来，有人暗示大部分的洋鬼子都是疯子，我也正开始相信他们是疯子。但奇怪的是，他们是如何能把我们的人民从古老的宗教和哲学中带走呢？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但我相信这一暂时的狂热迟早会消失。”
1849年，李鸿章再次写道：“一位翰林告诉我说，他听说有许多洋鬼子在河南传播他们的愚蠢教义。这些人属于法国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天主教。这些洋鬼子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了一百多年，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他们不光是想愚弄我们的人民，甚至想愚弄我们的神灵！他们想让我们相信他们是中国人，但同时他们却在嘲笑我们的宗教。”
“这些狂热分子都有一些十分古怪的想法。他们宣称越是敬爱天父，就越要放弃娶妻，一个都不能娶。但是，他们又极力主张人们早婚早育，抚养孩子长大。这是什么教义！这些家伙终有一天会死去，到时候没有一个人哀悼他们，也没有人参加他们的葬礼。但令我十分疑惑的是，如果这个教派里没有人结婚，那他们的传道接班人从哪里来。或许，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那些愚蠢的皈依者身上，打算从他们中间挑选不结婚的人做传道人。当人们愚蠢到相信那些黑袍人所说的话并按他们所说的做时，他们的计划才可能得以实现。”
“这位翰林还曾上书监察院，请求皇帝下令驱除这些西方的黑袍传教士。但监察御史回应说皇上不会在意到这个外国教派，以免他们妄自尊大。另外，据说法国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这些黑袍传教士都是法国的政府官员。还据说这些人不靠人民贡奉为生。他们的神殿都是方形的高大建筑，外表丑陋，但坚固结实。”
李鸿章在接下来几年里都没有什么与基督教有关的记录。但在其1854年的一篇日记中，他再次明显地表达了对基督教的憎恨。李鸿章再次回到了家乡操办团练应对太平天国叛乱。太平军称他们自己是基督教徒。他们根本不知道基督教徒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也完全没有按其教义行事，他们只是带着战火和刀剑沿着中部沿海省份继续向前挺进。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民不联合起来将这些洋鬼子逐出清帝国？我原本不认为这些外国人邪恶的思想能控制住如此众多的人民，但就现在看来，在南方地区有成千上万愚昧无知的人愿意当洪秀全的走狗。他所宣扬的是从别的国家吸收过来的无耻教义。现在太平军不仅是在毁灭整个国家，他们还将其信仰强加在人民的身上。如果消息可靠的话，将还有几千名狂徒准备从湖广地区北上。”
“我还听说在南京的长毛党已经从那些不立即加入他们卑鄙信仰的人身上，砍掉了几百个人头，割掉了上万个耳朵。这就是那些称这个国家为天国的拜上帝会成员的行事方式。”
“我认为朝廷对这些狂徒的处理太不够严肃，他们宣布投降之后就将其纳入清军也是不对的。他们是不可能悔改的！他们是从广东患麻风病的传教士那里捉来的带病菌的老鼠，它们会钻进清朝中部和北部的所有地洞内，四处传播邪恶的疾病。所有赞同这个外国教义的人，或者是以任何方式协助了这群掠夺者的人，虽然并未与他们一起行军，但都应该被处死。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季节里的风湿病使我的手臂如此僵痛，加上身体其他的不适，我真想赶快好起来，亲手去处决这群恶徒。事实上，我也正在做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但募集资金支持爱国士兵也是件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大部分肥沃的田地都被这些掠夺者破坏的情况下。”
大约在这期间，李鸿章写道：
It is truly the greatest sacred duty
Of all patriotic sons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all who bow to the mighty Throne， - The glorious seat of ten thousand years， - To strike to the black heartThe Long-Haired bandits；
And to let out their vitals upon the earth， That the swine of our guttersAnd the fowls of the barnyards And the mongrel curs of the alleysMay lick up their blood and gnaw their bones. These fierce Long-Hairs are wild in their heads. They have crazy notions of Heaven.
They have a new god And his Elder BrotherWhom they follow to deeds of darkness. They have forsaken all our sacred gods， And spat upon the images，And upon the graves of our ancestors. They are dogs of low order，Devils of blackest darkness， Lepers of the foulest ills， Serpents with marks of the pox， Fowl that limp with gangrene！
They are not men at all in human shape， Nor in their minds - for such are gone； Nor in their new speech，For they ape the tones of the foreign mastersAnd talk loud， like barking dogs at night. Let them be given no quarter！
It is a great work and blessing
To pluck out their lying tongues，
To burn deep the sockets of their eyes， To rip open their vile bellies，To rub salt into many cuts， To trim close their ears，To draw forth the nails，
To bury deep whilst yet alive，
To use the pole upon their skulls.
Oh！ all patriotic sons of the Middle Kingdom， Drive these rank fiendsInto the salty sea，
Or make their rotting bones Manure the land！
1865年，在清军收复南京和完全粉碎太平天国运动后的两年，李鸿章在苏州写下了以下文字：
“在一个人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进行长时间认真的思考总是十分有益的，我发现在研究太平天国起义的本质时，这个观点尤为准确。在过去大部分的艰苦岁月里，我完全相信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香港和广东的外国人，应该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负主要责任。但现在，我不得不得出我的想法和观点都大错特错这样一个结论。”
“我从很多方面了解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南京陷落之后。我还记得，我的”常胜军“指挥官戈登将军曾不止一次试图向我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但我对这个名字充满憎恨，根本就没有耐心听。当时，戈登想让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会同情长毛军（太平军）。为了证明他所说的是真话，他还以自己的国家为例，说他的祖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适当的援助，帮助清政府镇压叛军。”
“戈登所说的话经过翻译之后使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戈登自己不能完全用中文表达自己。但碰巧就在这个时候，军队里的一位将军向我控告戈登，说戈登和太平军的各王均有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能否相信戈登。因为这个想法，我更加怀疑戈登所言的真实性，并认为这只是一个基督徒努力帮助另一个基督徒的例子。但后来证实，我的怀疑完全是多余的，这对十分忠诚的戈登将军来说实在是很大的冤枉。”
“自从我上任总督以来的和平环境让我有时间享受多年来无法享受的许多东西时，我开始趁机深入研究洪秀全的练兵之法和所谓的天启。结果我发现，太平军的将领们根本不能称之为基督教徒，就像我与鞑靼人毫无关系一样。不管是洪秀全还是他的追随者，他们都完全不知道西方宗教成员是如何在和平中生活，在战争中战斗。我还见过给洪秀全讲授最初几堂宗教课的洋鬼子传教士的弟弟，他告诉我，他的哥哥并没有鼓励洪秀全或其追随者去学习基督教书籍。”
“然而，这些长毛党的叫嚣让我们印象十分深刻，同时也让这四个省几十万老百姓臣服于他们。在每次行军、掠夺和战斗中，他们都会高呼洋人上帝的名字，请求上帝给他们带来胜利和更多新兵。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用这个方法获得了很大成功，几十万人民开始相信洪秀全是上天派来的使者。甚至连我自己也开始相信，太平军正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他们所谓的天父和兄弟（上帝和耶稣）正在给予他们帮助和鼓励。我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神仙已经抛弃了清帝国，不再庇护其王权。但随着太平军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我开始一点一点的失去之前的信心，甚至开始怀疑我们卓越的先祖是否还在保护膜拜他们的人民。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特别是在那些太平军横扫清军的糟糕年月里，我对这个外国宗教的憎恨就越发强烈。我不断祈祷，不仅希望能将太平军剿灭，还希望能够发生地震、火山爆发和可怕的疾病，从而毁灭那些基督教国家。”
“但通过这次研究，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就匆忙做出判断是很不明智的。忘记一些事情也是有好处的。当一个人针对某个问题想要找到一个明确公正的意见时，他就应该像对其一无所知一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当事实和理论呈现在脑中时，他应该像审判罪犯一样，找出正确的摒弃错误的。”
“因为就任了现在这个职位，我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次数比以往多了许多，我不能肯定和我的同胞相比，他们是不是更有可能捉弄我。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据我了解，大部分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都喜欢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于是这些人远离家乡的时候会强烈反对做某些事情，但当他们回到祖国后却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些事情。”
“从中我并没有看见任何真正的道德哲学，而是他们在努力给那些他们认为的弱国深刻印象时所表现出来的弱点。我还听说在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在上海、香港和澳门，很多的洋人之所以会背井离乡是因为他们欠着一屁股债，他们要么根本偿还不了，要么根本不想偿还。然而，同样是这些洋人，一旦成了亚洲的居民，如果他们的苦力和仆人不把应得的工资准时领走，他们就会十分生气。我不相信他们真的会大发脾气，至少如果他们真的生气，那整件事情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出卖苦力的人并不急着拿到报酬，让这个洋人替他保管一两天，洋人又有什么损失呢？如果是保管两个月或两年，那洋人不是能得到更大的利益吗？”
“自从我身居高位，所接触到的洋人中来自上海的英国官员给我的印象最好，我常常希望自己也能够说他们的语言。他们中有人能非常流利地用汉语交流，还有一两个秘书汉字写得非常好，但后者都是那些在沿海地区居住了很多年的人。”
“这些洋人告诉我，外国的基督教徒都为清军胜利镇压太平军而高兴。但我从一些译自外国报刊的文章上看到，那些编辑们好像为一些长毛军所遭受的处罚难过得要死。我还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外国人聚居区，都有人因我在苏州对太平军各王所做的处罚而强烈地谴责我，并管我叫‘黄种野蛮人’。我不会再为此做出反驳。我要说的是，我没有下令处决这些人，即使是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也不会感到后悔，因为他们的死能让皇帝和皇太后如释重负，整个国家也就此渡过难关。如果戈登将军在和太平军将领会面期间，向他们许下了任何承诺，那只能说他是在越权操作。”
1870年6月，李鸿章接到圣旨，让他准备北上上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写道：
“接到这份新任命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高兴，因为这里就像家一样温暖，我感觉十分满足。但现在在直隶有全国最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还要考虑如何对待外国人。我很高兴朝廷相信我有能力处理这个烂摊子。”
“不管是谁，即使是我最大的仇敌，都不能说我和那些外国人已经成了知心朋友。这些外国人强迫我们和他们做生意，还把他们的宗教硬塞进我们嘴里。这些教徒从世界各地来到我们的帝国，是想向我们阐释什么是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和最愉快的死亡方式。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知道这些后都会感到非常气愤，但是打开门的楔子在很多年前就插了进来，现在来疾声反对我们曾经所允许的事情已经为时过晚。我们打开了大门，这些山羊就进来了。到现在，那些牧羊人坚决不让我们收回牧场，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饥饿的牧群都是在那里吃草。”
“尽管我们对他们有各种厌恶，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一切为了帝国利益着想，我们就不会再反对外国人的到来，不管他们是商人、传教士还是游客。因为不论是以何种方式他们都会到来，即使是必须骑着马扛着刺刀，或是必须坐着战舰的。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