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直隶发生了某些特定阶层反对法国神父和修女的巨大骚乱。实际上，他们是在对某个外国机构的代表发起反抗活动。但是，太后希望能尽快处理好所有的这类事情，而我就是那个能够将太后的理想付诸实践的合适人选，这使我倍感荣幸。一旦走马上任，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参与了此次骚乱的人。如果是洋人也参与到了其中，不管是神父还是妓女，传教士还是鸦片贩子，他们都不会得到庇护。因为刀剑和棍棒总是朝柔弱的地方攻击。”
“上次和曾国藩大人会面，我们就这个重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除非立即将其妥善解决，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将像一把匕首一样，会随时插入帝国的身体。在过去五六年里，曾国藩像我一样，想法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也不再憎恨基督教。他告诉我这几天他想上书奏请朝廷颁布一道法令，完全宽容各行各业的外国人。我告诉恩师，他如果有如此强烈的愿望的话，我愿意和他一同上书。”
“6月13日，--虽然我的行为可能不能得到人们的完全理解，我依旧坚持写了一篇文章，为那些外国人争取在清帝国居住和生活，而不被侮辱和干涉的权利。我希望能在曾国藩将军面见老佛爷之前将文章准备好，这样的话他就有机会将文章留在宫中，让太后私下里评阅。如果得到朝廷的批准，我会自己掏钱印制几千份，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我认为这是我现阶段能做的对外国人和祖国同胞双方都最有利的事情。”
几周后，李鸿章在日记中提到他为外国人争取权利的文章还没写完，“因为我希望能尽快面奏太后，到时候我会征求她的同意，请她允许把我的观点呈现给她。”
“6月23日，天津，总督衙门。这座城市的暴徒们，按着他们邪恶的想法，使清帝国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蒙羞。但是这些煽动或参与暴行的无知恶棍休想逃过处罚，因为我会彻底查办此事，任何参与了两天前的屠杀的人都会得到公正的处罚。”
“6月24日。--今天早上，法国的代理领事过来拜访，他带来了身在北京的法国公使写给我的一封短信，公使在信上询问，我会怎样逮捕和惩罚那些对领事、神父、修女和教民施以暴行的暴徒。”
“这就是外国官员在清帝国的行事方式。不过就是一个英国商人的店铺玻璃被一些闹事者砸了，一会儿他们的领事或公使就会出现在衙门，要求我们说明我们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在街头和无知小民打了一架，在衙门官员还全然不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时，法国的领事或公使已经在总督衙门讨说法了。有一个身材肥胖，喝了半肚子烈性啤酒，浑身奶酪味的德国人，他跌进了路边排水沟，摔折了一条腿。过路的人想扶他站起来，他却以为人家要抢劫他。德国人掏出手枪，打伤了一个当地中国人，这个人的朋友就朝德国人扔石头，打伤了德国胖子的红脸。很快，德国的领事或公使就使劲砸衙门的门，说这件事情‘是对德国国旗的侮辱’，要求我们进行‘补偿’。”
“这是在清帝国。如果同样是这些英国人，或法国人，或德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只要是有管治安的警察和法官注意到他们这个案子，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在这里，他们就希望也要求整个政府体系都参与进来，把那个‘黄种野蛮人’绳之以法。”
“当然，我在这里提到这些例子并不是想和当前的可耻暴行作对比，天津和北京的任何情报人员，包括法国公使和领事本身都知道，我对违反法规的人都是严惩不贷，特别是那些对外国人实施暴行的人，但他们还是会要求我解释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实在是有伤我的自尊。”
“我告诉这位法国官员：‘请原谅我，领事先生，但如果你去监狱打听打听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已经对这件事情做了些什么处理。如果你去街头巷尾问问，人们就会告诉你，现在有三千多名士兵正在全省范围内搜索，他们会搜遍天津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揪出嫌疑人并把他带进官府。’”
“法国领事对我的回应感到非常满意，虽然我只是向他传达了一些他已经知道的消息。他只是想让我铭记他作为伟大法兰西帝国代表的重要性，但却忘了我实际上管理着这个有二十倍于巴黎人口的城市，在这里，这位领事先生走在街上也没有人认识他。”
（没有日期。）--“处决暴乱头目的具体日期已经定下来了，但法国和俄国的公使都请求我将处决延期。他们非常想去现场亲眼看看，或者他们是想看见这些罪犯被砍头后死在他们的面前。”
“这是这些外国人另一个令人厌恶的特点，今天的这些口信让我更加厌烦他们。也许他们觉得我所有反对这类暴行的言语和行动都只是为了制造影响，但是，真相其实是，我比天津或北京的任何外国政府代表都更加急于看见这些恶棍被处决。这不仅仅是为了给那些被夺去生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报仇，也是出于对清政府利益的考虑，必须对这些罪犯实施快速坚决的处决。如果我的儿子或女儿在欧洲或美国被杀，我相信当地官员也会对此负责查办，并把凶手绳之以法。”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同胞认为，如果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渴望去周围满是洋人的外国生活，那她就活该被暴徒杀死，或是遇到些别的致命的意外。但那些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别的基督教民族，却有着和我们大不相同的观点。我们的人民认为，杀死那些修女对她们本身也有好处--因为她们没有丈夫，看她们的样子也不怎么吃东西。但从世界范围内来讲，如法国的领事所说，在法国人们都认为这些修女来世会变成神圣的圣徒。这不是很奇怪吗？她们只是普通、勤劳的女人，照看着许多孩子，而那群狂热分子却把她们看作神圣的圣徒和不朽的祖先。但是，对于这次的暴乱，就我对法国当下情况的了解，他们会派出一支舰队和一支军队，将挡在他们前面的天朝子民都杀死。法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不能理解他们会如何运用他们所信奉的教条，以及那些他们声称愿意维护的道义。”
“7月21日。--对屠杀法国领事馆官员和基督教徒的罪犯实施处决的日期再次被推迟，这次又是应俄国公使的要求。然而，我们的外交部门却不断接到来自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消息，说他们的政府已经对延迟处决这些暴徒感到很不耐烦了。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俄国和法国是想借机向我们发动战争吗？”
“天津的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提醒我，如果不是现在和德国交战正酣的话，法国很可能会向我们宣战。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他的话，但我听说相同的说法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到达了北京的总理衙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法国方面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不是法国公使要求延期处决的话，这些暴徒在很多天前就已经被处死了。这件事情实在蹊跷，根本不该是这样子的。”
“法国公使亲自告诉我，他对我在处理整件事情上的态度完全满意。但同时，他也随口抱怨了‘清帝国政府的漠然’。我向他解释说，帝都的皇上、朝廷以及政府部门和这次处决暴徒无关，由我来全权负责此事，如果不是受到了公使馆的干预，我肯定会用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将罪犯缉拿归案。我请公使指定一个处决的日期，但他拒绝了。”
“7月25日。--我相信，是那些谎话连篇、态度轻蔑的官员造成了这些仇视外国人的暴乱。过去我一直相信，朝廷官员总的来说都积极投身于阻止此类排斥外国人的事件发生。但在对这件令人震惊的屠杀外国官员和众多教会工作人员的事件的调查中，同时考虑到近期发生的一些其他暴行的真相，我确信那些思想肤浅、心术不正的地方官员该负主要责任。”
“我知道我这么做可能会在全国各地树敌，少说几百，多则几千。但是下次面见太后，我会力劝太后发布一道谕旨，要求府县官员亲自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为基督教徒的生命和财产负责。如果能实现这一点，攻击传教士的事件就会明显减少，传教士也就能继续他们的天职，不受阻碍。”
“7月27日。--曾国藩将军发表了一篇恰当的声明，免除了引发此次大屠杀的所有神父和修女的罪责。他用最严厉的语言谴责了这些暴徒的疯狂行为，并宣称，皇帝永远站在臣民的立场上，反对这种行为，并要求让罪犯接受最严厉的处罚。”
“曾国藩恩师的此番言论让我非常高兴。同时我也极其高兴地知道太后支持我提出的措施，严厉镇压那些反基督教的违法行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采取更加猛烈的措施打击此类暴徒。”
“我要终止直隶的动荡局面，每个星期会去北京、保定府和天津，拜会地方长官和军队官员。如果这类不可宽恕的可怕事件继续发生，全世界的外国人都会觉得我们的国家真是一个‘黄种野蛮人’的国家。我确定要上书皇上，请求颁布一道法令保护外国人。同时，我也会将我的辖省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让那些外国商人、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在这里安心居住。”
“8月23日。--今日得知伟大的南京总督马玉坤遇刺身亡的消息，我万分悲痛。我为自己有他这个朋友而骄傲。可惜啊！我希望这个残忍的行刺者不仅被凌迟处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还希望祖宗显灵，把他的灵魂撕成碎片。”
“也许我的一些敌人会把马总督的死说成是对我的教训，因为他一直都是友好的对待外国人和他们的宗教。无疑就是因为这种态度，他才在如此的权利高度遭受了杀身之祸。光荣啊！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思想的解放和心胸的宽大。我想知道，这些外国人是否会真的感激这种牺牲呢？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但如果任何人认为我的行为，以及我的思想和情感，肯定会受到此事的影响，那他们就是不了解我李鸿章。恰恰相反，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地打击直隶的野蛮暴徒。如果朝廷干预的话，我会把这类暴徒和凶手赶出我的辖区。”
“光荣的马玉坤总督！他为清帝国而死，而对西方上帝来说，他是清帝国的殉教者。”
“8月25日。--整夜，我梦里都是死去的南京总督，我看见了暴徒手中他冰冷的尸体。我从未像今日一样感到难过。我甚至拒绝接见来访的俄国公使代表。”
“9月4日。--今天军机处问我，能否适当减少即将处决的制造大屠杀的暴徒人数。军机处的干涉和外国公使们的干涉一样，甚至更加糟糕。我回应说绝不可能为任何一个罪犯洗刷罪名，相反我还正在尽全力增加待斩罪犯的人数。军机处和其他高级官员还是去忙他们自己的事情，把人家要求的赔偿金准备好，把处理这些无赖的小事交给我处理就行。”
“9月5日。--我赦免了十九名死刑犯中的一位。他是一个愚昧低等的人，他死去会比活着更加幸福快乐。但是，今天早上，我允许他再给我讲一遍他的故事，一位法国神父陪同他来到了我的面前。这位神父十分幸运，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他身在通州。这位愚民解释说，是慈善修女会的修女请他来孤儿院工作的，他并没有参与最初的暴乱，但那些暴徒们后来威胁他，如果不参与这次疯狂残忍的暴乱的话，就要了他的命。”
“‘你杀人放火了吗？’我问他。‘没有，我没有，总督大人。一有机会我就逃走了，然后尽快赶回了家里。’”
“‘你是不是皈依基督教了？’我问道。”“‘没有，大人，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当这个犯人这样回答的时候，神父充满责备地看了看他。并跟这个家伙说，他知道他是在撒谎，他应该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而不是如此否认它。然后，这个愚昧的犯人感觉十分羞愧，告诉我说，他确实转变成了基督教徒。”
“‘很好，如此承认了对你很好，’我告诉他，‘因为我不想受人控告，说我处决了一个基督教徒，即使是一个你这样无用的坏蛋也不能杀。但对你的判决是永远驱逐出大清帝国，及其外围省份。我希望你能在某个基督教国家找到安身之处，但我敢肯定，他们会马上找到杀掉你的理由。’”
“这个犯人听说后马上请求实施原判，砍掉他的头。那个神父说他无所谓。但我把这个骗子懦夫赶了出去，下令禁止他在整个沿海地区逗留。像他这种爱撒谎的人，拿剑指着他的时候，他都会撒出一个弥天大谎，这种人杀了他我还怕弄脏我的刀。”
9月16日，这位直隶总督就近几个月来几乎引发法国和清帝国战争的大屠杀事件，做了最后的评论。就在年底前，法国政府发表了令人满意的声明，宣布事件得到和平解决。法国公使说这是送给清政府的最好圣诞节礼物--和平。
李鸿章写道：“信仰基督教的牧师、神父和慈善修女会的修女，都宣扬和平和友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为人民服务来证明，他们的意图都是十分真诚的，为他们的教民树立了好榜样。但不为人知的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只要遇到什么不顺其意的事情，他们就会向当地的衙门直接控诉。如果是在小的村庄里面遇到麻烦，他们不会想着去找村长，也不会去找知县、知府、巡抚或是总督。而总是找他们的领事诉苦，领事就会找到公使。这些公使通常会在告诉我们之前，就会把麻烦上报给他自己的政府。这样，外国的报纸就会刊登出最新的新闻--”清政府对基督教徒施以暴行“，看到报纸的人就会相信，我们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对抗外国人。两三个暴徒，或是五十个自认爱国的狂徒，让整个国家，从皇帝到百姓都背负了骂名。”
“对于任何关系到传教士生命和工作的麻烦，不管是什么性质，我都会不厌其烦地为他们提出建议，以求最有效地解决问题。其实，他们只要和当地的官员熟络起来，并相信他们会竭尽全力反对暴力。如果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当地官员不够真诚可靠，那他们可以去直接向巡抚或是总督寻求保护。巡抚和总督们或许不像知府或知县那样喜爱赏识这些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工作，但他们更害怕丢掉官职，这些人总的来说都更加智慧、开明和富有。”
“今天，我亲眼目睹了杀害法国领事官员和慈善修女会修女的暴徒血债血偿，很高兴这个悲惨的事件已经告一段落。所有的外国政府代表都去到现场，我相信他们十分满意。十六个人头落地。另外三十三个罪犯已在流放途中。”
“我问法国的公使是否满意。”“‘满意，十分满意，’他回答，‘你呢，总督大人？’”“我告诉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十分的满意，但在直隶还有很多无赖，需要用那把‘大剃刀’修理一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想起了马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