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雷雨》之前，我只是间接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我根本不想研究理论的东西，也没有注意其他哲学思想之类的问题。最早，读过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他的文章也不甚懂得，我只知道劳动者是好的，靠劳动吃饭是好的。也知道马克思，但是怎样才叫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实在不明白。记得上学时，曾经读过《资本论》，拿起来读第一页，读不懂就放下了。但那时对眼前的社会印象是太深刻了，非常厌恶那个社会，觉得那个社会是不会长久的。我有着许多痛苦，许多苦闷，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难以言传的激愤。记得我父亲对我说：“你整天皱着眉，成天搞些什么名堂，你哪里来这么多苦恼，你这样一个小孩子！”我有一阵子不大爱玩，也不爱说话，我就是对整个社会不满意。跟他们说也没有用处。有时我和父亲谈起这些事，就谈崩了。我父亲有一套固执的思想，他说：“你不要光想改造这个社会。”他也认为这个社会是不好的，但是他只劝我说：“凭着你的良心去做事。”可是，我觉得这个社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亲自听过的，看过的，亲自经历的，那么多令人愤懑的坏人坏事，使我感到这个社会非改变不可。我写《雷雨》时，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这个社会是不会长久的。我心中有的是愤恨和不平，这大概就是通常说的正义感和是非感吧！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该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我是想过的。我曾经找过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譬如林肯，我就佩服过。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但是，我终于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假的。我不像有的作家能够早些有机会接近一些人，获得一种信仰，信奉一种思想。所以，在我的青年时代总是有一种瞎撞的感觉。我的那些正义感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读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新书，读鲁迅和茅盾的作品，读郭沫若的作品，使我受到了教育。觉得要写作就要像他们那样，做点好事。但怎么叫好事，也没有十分明确的奋斗目标。我大概就是属于那种追求进步、追求正义而并不明白“进步”、“正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的知识分子！
共产党人，我也接触过的。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和我同年级的一位同学，名叫管亚强。我们俩住同屋，当时，他就是CY，搞地下工作。我看他每天都很忙，闹罢课，外出活动。但是，我们很少谈思想问题。偶尔，他也说：“你老是死啃书本有什么用？”恐怕他当学生也是为了隐蔽身份。我记得学校开大会，他就敢于当面指责校长张伯苓，问他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罢课。自然，最影响我的人是一个南开中学同学，四川人，名叫郭中鉴。他个子不高，瘦瘦的，黑黑的。功课、品行全班第一，我们举他当班长。他沉默寡言，说话行事诚挚恳切。听说，一天，他忽然在校外被特务抓起来了。从此再也见不着他。和我比较近的同学说，他就是个共产党员，在军阀的牢狱里他始终不屈；在法庭上，他奔上前愤怒地把手铐向法官击去！在1927年北伐时被军阀枪毙了。他使我永远难忘，到现在还忘不了他那沉默中的英气。还有，1936年，我到南京国立剧专工作，认识了张道藩的一位秘书。他常跟我说：“现在常谈社会主义，可是你要分清不同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纳粹党也讲‘社会主义’，你要分清楚。”他还说：“你现在写东西不讲明阶级，至少也要讲明阶层啊。”我还记得，他在操场上为我一个人低声唱了一首歌，唱完还问我：“这首歌好听不好听？”我说：“好听。”他告诉我：“这就是《国际歌》。”那时，南京白色恐怖比较厉害，他常到我家里来，骂张道藩。据说他是个地下党员。这些人对我都是有影响的。
我没有参加过“左联”。“左联”最活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读书。像蒋光慈、胡也频这些人物是了不起的革命作家，那些左翼作家写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有革命热情，写得很动人。但使我敬佩，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是徐特立同志。两次见到他，都是听他讲演。1937年在长沙，几千人听他讲话，他讲的是抗日的大道理。我从来不愿去找什么人，却在一大清早特意跑到徐特立的住处去访问。不巧，他早已外出了，看见他的一个小卫兵。小家伙只有十四五岁。我们谈起来。他说他为徐老打水洗脸，搞点杂务。他说徐老对他很好，还教他识字，他们俩睡在一张床上，他非常爱徐老。这给我印象深刻极了。共产党是真正讲平等的，至今我还记得这个小卫兵的面庞。在《蜕变》里，我写梁专员的那个卫兵就是纪念他的。我还给他起了名字叫朱强林。我记得我曾找剧专校长余上沅说，能不能把徐特立先生请到学校来讲一讲。他说，好啊，好啊！我那时也很糊涂，余上沅是应付我，他怎么能请共产党人来讲演呢！这时，我还接触了许多朋友，像张天翼同志等。从抗战开始，我同共产党人接触越来越多了。1938年，在重庆见到周恩来总理，谈得就更深了，周总理是十分直率的，他给我多年的教育和帮助，是我终生难忘的。
为什么我不去参加国民党呢？蒋介石这个人我看不下去，国民党那套腐败残暴的行为我非常反感。我在《蜕变》里就是写国民党的黑暗腐败，但是，写的范围狭窄了。国民党不是不拉我。1938年我到重庆，顾毓琇就跑到我家里来，他当时是教育部次长。他是以清华同学，也是以剧作家的身份和我交往的。他进门后，闲谈了半天。临行，走到门口，他忽然掏出一份国民党表格。我说：“你拿这个干什么？”我是没有料想到的，太突然了，我变得严肃起来。他只好笑着说：“留给你看看嘛！”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校长余上沅家吃饭，他的亲戚曾问我：“你怎么会那么喜欢共产党？”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共产党！”我并不是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理想。我爱国，我希望人民能过好的生活，希望国家富强，我对黑暗的反动的东西，对坏事情深恶痛绝。至于中国社会究竟会变成个什么样子？我也想得不具体。有时，我想读点马列的书，也读了一些小册子。我记得读《工资、价格和利润》，读起来很费劲，当时苦于找不到人给辅导讲解。
我的思想发生较大变化，是1947年初从美国回来以后。这时由于和党的联系更多了，对党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是更加坚定了，中国的唯一出路是要靠共产党了。在美国访问期间，我对美国那种资产阶级民主文明感到不是那么回事情，那种社会制度是没有前途的。国民党驻美大使和领事的那些官僚作风确实是讨厌之极。闻一多先生之死，更使我内心痛苦。我想念自己的祖国，我回来了。我觉得国民党是彻底腐烂了。不是我个人如何如何，早些年党已在不断地耐心教育我，觉得我还要求进步，是个进步人士吧，所以帮助我、指导我。1948年底，离开上海到解放区的前夕，我到一个戏剧界老朋友的家里谈了整整一个夜晚，也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多话。我说：“人活着是很不容易的事，活着就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都不要离开上海，形势就要变化了，将来是大有可为的。”我同一位熟识的京戏演员谈话，就讲得更清楚了。我劝她不要离开上海到什么地方去。我说：“那是死路一条。你是个穷苦出身的京剧艺术家，共产党对你会欢迎的。”当时，上海谣言很多，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啦，搞得人们挺害怕。我劝她不要相信这些谣言，不要听信任何人的胡说。她留下来了。当解放军攻打上海时，她还在唱戏。
要说稍稍懂得一些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还是在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其他一些马列的书之后，不过这是全国解放之后的事了。介绍我仔细读《国家与革命》的，是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三家邨”撰稿人之一的廖沫沙同志。解放初，他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四
我写《雷雨》的时候很年青。那时不怕人说，不怕人批评，没有那么多顾虑，也没有想到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社会效果，甚至连主题也没有预先想到它。
说起《雷雨》，我总是提起我的老朋友巴金。我和他认识已有五十年了。他76岁，我71岁。我是21岁时认识他的。那时，他的《家》已经出版了，是很有名气的作家了，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现在还像从前那样平易近人，我是非常尊敬他的。我尊敬的不只是他的文章，他的为人种种，他的性格是更值得敬佩的。他的作品很多，一部《巴金文集》是他一生勤恳写作的劳绩。近年来，我出国访问，得知他的《寒夜》在国外非常出名，我最近又读了。他写得真实极了，把知识分子的苦恼都写出来了。他的文章越写越好了。似乎他写起来很容易，很流畅，他用的都是很普通的字，完全是白描的手法，像《老残游记》中的白描。几笔便勾勒出一副令人神往的风景、环境，几笔便刻画出生动、深刻的人物。巴金把很深的感情渗透在文章里面。他心中充满了热情。他的激情不是冲击你，而是渗透你，一直渗透到你的心中。他的感情像水似的流动在文章里，是那么自然，那么亲切。他对读者说话永远像对亲近的朋友说话一样。
有人说，《雷雨》表现了作者宿命论的思想，这是不对的。宿命论，或者说是“天意”，周朴园也许有这种思想，这是不奇怪的。一些大资本家，甚至大军阀到了晚年，荣华富贵享受尽了，杀人杀够了，就想皈依宗教。生和死，对人来说是逃避不了的问题，人到晚年，更容易想到它。宗教最迷惑人的地方，也是它最紧要之处就是制造出一套东西，叫你相信人可以不死，叫你永远不死，这是最厉害的。它编出一些道理，让你相信能到极乐世界去，到天堂去。信到入迷的时候，觉得人死了也快活。生死问题，唯物论者、共产党人能够得到正确解决，越是到了晚年，越是拼命抓紧工作。周朴园，我只是写他吃素，没写他信佛，后来他成为天主教徒了。旧本《雷雨》的序幕和尾声写得不好，周朴园衰老了，后悔了，挺可怜的，进了天主教堂了。其他人物，有的疯了，有的痴了。这样，把周朴园也写得不坏了。这种写法是抄了外国的坏东西，外国剧本有这样一种写法。但是，周朴园产生“天意”这类思想却不奇怪。像五四运动时，打倒卖国贼，除了曹汝霖、章宗祥，还有一个陆宗舆。后来，他就搞了很多钱，跑到瑞士做神甫去了。据说，大军阀张宗昌有段时间也是迷信过宗教的。在《雷雨》所写的那样一个特定环境中，某些人物有天意的想法是自然的。鲁妈相信天命就更自然了。穷苦人受了一生一世的苦，想不通，相信天命，从中得到安慰和解脱，是经常有的。不能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思想就是作家的思想，不能说祥林嫂的思想就是鲁迅的思想！
也有人说我曾经受到春秋时老子思想的影响，那可能指的是我在《日出》前面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话。对于老子的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一套，我也是很糊涂的，我读得不多，可以说毫无研究。《日出》引的老子那段话只是借用来概括主题，但不是全部的概括，因为后边还引了一大堆《圣经》上的话。全部引语放在前面，也想起到代替“序”的作用。那时我不想写序。我的一个总的想法，就是对那个社会非起来造反、非把它推倒不可，一切都要重新来过。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来推翻它。但是要有人，这批人就是劳动者，可又说不清楚是无产阶级。
关于《道德经》上的那段话：“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关于“天之道”，我那时的理解就是应该有的道理，或者说是应该如此的道理。就好像张弓射物，举高了就放低些，低了就举高些。“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了，恰恰相反，它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我是把“天之道”和“人之道”看成是对立的，由此提出贫富之别和贫富对立的问题。但是，我的全部想法还不在这里。我的想法是要毁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当时不敢直接说出来写出来，就用了一大串《圣经》上的话。过去，我曾经提醒人们要按照我排列的顺序读那些引自《圣经》的段落。开始，我是要人们惊醒起来。你看这个社会，有些人就是那么贪婪恶毒、荒淫无耻，这是个“不合理的”，“不义的”，“该死的”黑暗世界。然后就说，你看那天“天也无光”，你看那大地上是“空虚混沌”，非要惩罚、毁掉这个社会不可了。那时，我已懂得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是伟大的，受了左派的影响，也受了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说，不劳动者不得食，“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接着，我呼唤团结，还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着“我”就是光明，跟着“我”就能得救。最后一条，是说我们终于看见了一片新天地，整个天地都变了。但是，剧本结尾是陈白露死了，其他一些人物也死了。不是“日出”了，是“完蛋”了。我要说的话都在这个“序”中了。写《日出》的时候，我苦恼极了，不敢讲得那么清楚。国民党的统治很厉害，如果写国民党完蛋了，就通不过。然而，这本老账要算清：你们这个社会将要毁灭，必须重新建立新秩序。审查老爷“枭鸟”的眼睛总在盯住你的。我引用的是《圣经》上的话，你没法驳我。我从《圣经》的《旧约》中，引了不少的段落，他们抓不住把柄。至于老子的话，这些人大概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为什么这么引用《圣经》？我曾经教过一段《圣经》文学，那是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其实我对《圣经》文学懂得不多，但其中有不少非常漂亮的文章和故事。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吧？当时我是有闲工夫的。我觉得宗教挺有意思，但对佛教不感兴趣，大约它太出世了。我曾经跟我父亲念过一段佛经，念不进去。对于宗教，我有些好奇心。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对巴赫的宗教音乐也有过接触。我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就非常想看看复活节是怎么回事，也想看看大弥撒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