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胆剑篇》中作家还受到某种“束缚”，作家的独立而统一的审美感情还不能尽情发挥的话，那么，《王昭君》就比较舒展地驰骋着作家的诗意，把历史真实升华为动人的艺术境界。在《〈日出〉论》中，我们曾经指出作家善于发掘现实中的诗意，提炼出诗意的真实，而《王昭君》则从历史的事件中提炼出历史的诗意。但是，作家对昭君出塞历史事件的诗意开掘是渗透着作家对现实的沉思的。可以说，如果作家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风风雨雨的磨炼，没有经历这十年国家的动乱和人民的浩劫，《王昭君》的诗意主题，绝不可能像目前这样温婉妩媚、深切感人的。马克思曾说：“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页123。作家搁笔十五年之久又重新完成《王昭君》的创作，除了以此对敬爱的周总理表示无限深情敬意外，更重要的是表示了对祖国安定团结大局的祝福和期待，显示了一位革命作家，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作家的崇高责任感。没有经过十年浩劫的深切体会，就很难体味到“长相知”的美好；没有经历打倒“四人帮”带来的大解放大欢乐，就很难体味到“长相知”的可贵。“长相知，不相疑”，“拉不断，扯不开”，这朴素的题旨凝聚着历史和现实斗争中多么宝贵的经验和多么惨痛的教训啊！作家是用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和对祖国的美好愿望织成这样绚丽的诗篇的，并以此温暖着鼓舞着内伤未愈的人们的心灵。一个尝受了十年苦难的老作家，竟然以这样的诗情，把人们引向美好的目标，他的心该是多么温暖！他对美好的未来又有着多么强烈而坚定的信念！
《王昭君》，它是作家以其崇高的革命责任感谱写出来的诗篇。
二王昭君的形象
《王昭君》的另一成就，在于作家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王昭君的诗意形象。正如作家在解放前的剧作中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愫方等属于作家自己的典型形象，而王昭君也是属于曹禺自己典型画廊中的人物。
昭君的形象是一个既有历史真实性又有着作家理想情愫的形象。史籍为作家提供的资料是太少了。关于昭君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汉书》的《元帝纪》：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匈奴传》又云：
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始。……（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对昭君事迹记载较为详细：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以上，可以说是关于王昭君的全部历史记载了。这些史料仅仅提供了十分简单的提示，但是作家据此生发开去，并融入某些民间传说的成分，塑造了一个同文学史上传统昭君形象截然不同的人物，“是个笑嘻嘻而不是哭啼啼的王昭君，一个促进团结的王昭君”曹禺：《关于王昭君的创作》。。这个昭君的形象，既具有历史的风貌，又是这样的诗意葱茏，充满着理想的光辉。
一个历史人物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其决定因素在于这个形象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我们认为，昭君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即因为她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作家紧紧抓住“请掖庭令求行”的历史线索，开掘了昭君这个“沉静温柔”但又“十分坚强”的性格内核，找到了她性格动作的外部和内在的依据。
作家一开始便把她放到一个典型环境之中。这里尽管是石溪池塘雕栏画廊的皇家宫院，看来黄鹂低鸣，飞絮蒙蒙，春意盎然；但是，那森森的汉家宫墙却隔断了春天，隔断了人世。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不知扼杀了多少少女的青春，又不知葬送了多少少女的生命。昭君被选入宫中已经三年了。这个自幼失去父母、远离家乡来到这个寂寞宫院的少女，等候着皇帝的诏见，消磨着她宝贵的青春年华。当我们见到她时，这个深受屈原和庄子影响的“倔丫头”，已经请掖庭令求行了，只不过还瞒着她的姑姑姜夫人，瞒着她的两个侍女盈盈和戚戚。她给我们最初的印象，就是一个有着倔强意志的少女形象。她跟侍女说：“现在我想出去，就从这个门堂堂皇皇地出去。”“我要出去，就从这里正正当当地出去，再也不回头。”她说完这些话，随即把手中卵石向石塘投去，是那么决绝，闪耀着坚毅的性格光彩。她为什么要走出去？又为什么这样坚决？人物强烈的自觉意志并不能靠作家强加，它应当来自驱使人物性格行动起来的环境和人物性格自身的因素。作家从这个良家子的身世和悲剧遭遇中，历史地揭示了她请行的动因。她自幼失去父母，又被选入宫中，这本身就是悲剧。特别是对一个心怀理想，渴望着和平生活的少女说来，眼前这掩盖在荣华富贵之下的牢笼生活，不能不使她逐渐积累起满腔的悲愤和怒恨，也不能不使她对自己的生活命运充满思虑：
王昭君我想一件事。
盈盈什么？
王昭君我想的……自己也不明白。你说，人可以活几年？
盈盈几年？七八十来年吧。
王昭君那么，关在这墙里要几年？
盈盈也七八十来年吧。
王昭君那么为什么要我进来呢？
在这样的人生探问中，既抒发着积在心底的愤怨和不平，又向这摧残扼杀少女青春的环境发出了怒诉。当她提出“为什么要我进来”的问题时，她实际上已经决心向命运大胆挑战，她要出去。作家好像剥笋似的，一层深进一层地回答着昭君请行的原因。昭君同姜夫人的性格冲突是昭君同环境冲突的组成部分。姜夫人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放在昭君身上。她一心盼着昭君“见了皇帝，得到恩宠”，那就会飞黄腾达成为“万民之母，天下之后”。因此，她每天对昭君进行“德言工容”的训诫，要把昭君培养成为一个一天到晚想着皇帝的“王美人”。而昭君不但早已听厌了她那一套“德言工容”的说教，而且对这种宫廷生活早已深恶痛绝。因此，在那些喜剧性的性格冲突中反映着两种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人生道路的深刻矛盾。姜夫人走后，昭君望着墙外青天发出的那段抒情独白，就成为她坚决出塞的誓词：
母亲，你生我为何来？难道这青森森的宫墙要我来陪伴？难道这苍松、垂柳、望不断的栏杆要我去看管？啊，这一天三遍钟，夜半的宫漏，一点一滴，像扯不断的丝那么长。姑姑啊，你错了打算，欠商量，急急慌慌把我送进这三丈八尺的汉宫墙。
姑姑啊，你的“德言工容”说得巧，难道我必须在这里等待，等待到地老天荒？一个女人是多么不幸。生下来，从生到死，都要依靠人。难道一个女人就不能像大鹏似的，一飞就是九千里？难道王昭君我，一生就和这后宫三千人一样？
见皇帝，我已经不再想。就是见了皇帝，又能怎么样？我只想，我只想——
倔强的请行意志是由久积的悲愤发动起来的，而鹏飞九千里的向往也是在尖锐的现实矛盾中触发的。如果说这段抒情独白是昭君对待诏掖庭生活彻底否定的判词，激化着她出走的意志，那么，孙美人的悲惨命运，就更使她把点燃着的内心痛苦转化为走出去的坚定信念。作家说，孙美人“仿佛是从地下宫殿挖掘出来的一个女人”，在这个人物身上深刻体现着皇宫的罪恶，暴露出封建制度的吃人性质。昭君看到这个“活在一种永远是春光明媚，等待皇帝宣召的世界里”的疯子，怎能不想到自己的未来，又怎能不引起她的伤痛呢！正是在满腔悲愤的情景下，她再也不顾墙外有人，唱起了《长相知》。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她的相知？她既没有墙内的相知，更没有墙外的相知。《长相知》的歌声，联结着母亲忠贞的爱情和悲惨的命运，联结着父亲葬身沙漠的遗愿，更联结着她饱含血泪的遭遇。而这一切都使她脱尽那儿女之情，决不愿把青春埋葬在这深宫内院，但愿能为塞内塞外人的“长久和好”而献身。真是：一曲《长相知》，满腔少女恨；一曲《长相知》，心事当拿云。作家把“积悲怨”和“请掖庭令”结合起来，挖掘了昭君的内心世界。满腔的悲怨是会转化为凌云之志的。她不是悲悲切切哭哭啼啼，而是把悲怨之情都凝入坚决请行出塞的行动之中。她要“像一只雁，在碧悠悠的、宽阔的青天里飞起来”。孙美人死去的消息传来，就进一步推动了昭君的动作，“这里有过孙美人，永远不会有王美人的！”她就是这样回答着命运的挑战，而决心驰骋其鹏飞九千里的大志了。所以说，昭君自愿请行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冲突推动起来的，又熔铸着人民的愿望，有着令人信服的性格依据和历史逻辑。
如果说昭君请行的性格依据和历史依据为作家真实地描绘出来了，那么，在第二幕中作家根据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的记载，进一步开掘了昭君性格富于胆识的侧面。到建章宫便殿去见皇帝，这对昭君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决定着她今后的命运。她能否走出这森森高墙实现父辈的遗愿，为汉匈“长久和好”献出力量，都取决于这次去见了。她在燕婉动听的乐声中走上大殿。在庄严沉静的一朝文武的目光下，她却是那么从容镇静：
上面坐着的，莫非是生杀由他的天子和单于？
他们“喜”就是“生”，“怒”就是“死亡”。
可六宫都羡慕我，一天便见到了，
一位单于，一位皇上！
管它是什么！
我淡淡装，
天然样，
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我款款地行，我从容地走，
把定前程，我一人敢承当。
怕什么！
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们供养。
一个没有足够勇气的少女，决不会主动请求出塞；而没有足够的胆识，也就不会具有真正的勇气。深思熟虑的勇气，使昭君敢于面对一切而从容大度镇定自若。一个汉家姑娘的天然本色显示着她风韵万千的性格光辉。作家正是从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的外在美深入到她内在的心灵美和性格美。如果说她的动人丰姿引起了呼韩邪的惊愕和元帝的赞美，那么，当她竟然逆元帝之命献唱一支比《鹿鸣》还要尽意的歌子，而且是一首民间情歌时，就不免使得举朝震惊了。她冒着杀头的危险，不顾王龙的厉声申斥，也不顾姜夫人的警告，竟然雍容自若，唱完了她的《长相知》。此举已足以显示出她的过人的胆识和气魄，也足以“光明汉宫”了。但是，作家并没有停留在这里。紧接着，元帝问她：“你在这样的嘉宾面前，唱起这样儿女的情歌，不是失了礼吗？”昭君面对皇帝的诘难不但意态自若，而且据理答对：
陛下，礼发于诚，声发于心，行出于义。天生圣人都是本着“义”和“诚”的大道理治理天下的。于今，汉匈一家，情同兄弟，兄弟之间，不就要长命相知，天地长久吗？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长相知，长不断，难道陛下和单于不想“长相知”吗？难道单于和陛下不要“长不断”吗？长相知啊！长相知！这岂是区区的男女之情，碌碌的儿女之意哉！
昭君要堂堂皇皇走出去，而这一席答词就是她堂堂皇皇的理，正正当当的义。抒汉匈兄弟友好之情，陈长命相知之理。情理俱在，是一介巾帼英雄的浩然气概。苦伶仃说：“塞上胡汉两家百姓都会唱这个歌子”，而昭君抒发的正是汉匈人民的愿望和感情。曹禺从历史的趋势和人民的愿望中找到了昭君性格的深厚的人民性的基础，并以此显示了昭君性格的历史真实性。翦伯赞曾说：“作为汉元帝掖庭中的一个宫女，王昭君不过是封建专制皇帝脚下践踏的一粒沙子；但作为一个被汉王朝选定的前往匈奴和亲的姑娘，她就象征地代表了一个王朝，一个帝国，一个民族，并且承担了这个王朝、帝国、民族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翦伯赞：《从两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1961年2月5日《光明日报》。作家正是根据王昭君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概括了她性格的典型意义，从汉匈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上揭示了她的人生命运，从两族人民的历史愿望上刻画她的内心世界，从而改变了她传统的悲剧性格，使之成为交织着历史的和理想因素的诗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