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具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作家来说，恐怕再没有比剥夺他为人民写作的权利更为痛苦的事了。同时，也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为人民写出优秀的作品更使他感到幸福和欢乐。曹禺作为一个富于艺术才华的作家，自从《胆剑篇》问世之后，竟然被迫搁笔十余年之久。这不单是作家个人的悲哀，而是时代的悲剧。当曹禺把他的新作《王昭君》呈现在祖国和人民面前时，它不仅饱含着作家的痛苦和欢乐，而且意味着一个时代悲剧的结束。
曹禺是一位严肃而勤奋的作家。1962年他写完了《胆剑篇》，就又投入了新的创作准备工作。大约1960年前后，周恩来同志就建议曹禺根据昭君出塞的题材创作一部新的历史剧。周总理对中国的民族问题一直十分关切，并曾作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1957年8月，他在民族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就是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他曾以精辟的见地对王昭君作出了正确的历史评价，认为对这一历史人物应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曹禺快写一个王昭君的新剧本。他同曹禺谈话时指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周恩来同志一向尊重作家的劳动，从来不规定作家写什么题材，他完全是用商量的口吻，为作家提供创作的线索。60年代初期，曹禺开始搜集昭君出塞的历史资料，并且到内蒙去深入生活。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他从不熟悉到比较熟悉，从没有感情到逐渐产生创作的激情，并开始艺术构思。“文化大革命”前他已经写出了《王昭君》的两幕。正当作家勤奋写作时，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接踵而来。先是鼓噪“大写十三年”，把历史题材划为“禁区”，使得作家被迫搁笔，紧接着便是对革命文艺的全面围剿，连作家本人也遭受劫难。从此他被当做“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黑线人物”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批判。他被关进“牛棚”，一面接受着无数次的审查提问，一面被勒令强迫劳动。就这样，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在中国文坛上销声匿迹了。而在外国报纸上，却传出了“中国的莎士比亚正在给剧团作看大门的工作”的消息。
每当曹禺回忆起这段遭遇时，总是无比愤慨。他说：“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做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赵浩生：《曹禺从〈雷雨〉谈到〈王昭君〉》。他说，在这种残酷的折磨中，“我的精神全部崩溃了，我已经从思想上认为自己确实犯了罪。我流着眼泪对着毛主席像认罪、痛悔。我从心底里认为我是罪孽深重，是不能被饶恕的，我的一生将就此结束，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吴祖光：《巧妇能为无米炊》，《文艺报》1979年第3期。作家受到这样的摧残和打击，已经难以忍受了，而一直鼓励着他创作、关心他的事业的夫人方瑞，又于1974年不幸去世。当时，曹禺还在接受审查，不得自由。那种凄惨的景象和阴郁的气氛是可以想见的。正是在那些极为艰难的日子里，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过问，才把曹禺“解放”出来。
“阅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继越王篇。”茅盾：《赠曹禺》，197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
林彪、“四人帮”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十年浩劫终于过去了，曹禺又迎来了祖国山花烂漫的春天。尽管此刻曹禺已经进入老年，体弱多病，但是那种“枯木逢春”的心情，使他焕发起全部革命热情投入工作之中。“四人帮”粉碎不久，他就又拿起笔来。他不能忘怀敬爱的周总理的深情厚谊，首先他以虔诚的心情写了一首长诗悼念周总理。同时，他抱病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活动，满怀信心，为迎接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百花盛开而努力。他为再次公演《逼上梁山》而欢呼，痛斥江青自封为“京剧革命旗手”的无耻谰言，他愤怒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挺身为“广州会议”翻案，他撰文鼓励新人新作，热情赞扬《丹心谱》、《于无声处》等剧作。他说：“粉碎了‘四人帮’我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觉得自己是一台添了油的机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开转了。”他表示：“要赶快写”，“我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的笔要继续为革命冲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搁笔十年的剧作家曹禺重新提笔》，1978年2月11日《中国新闻》。在他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力量。曹禺原来想写一部批判“四人帮”迫害老科学家的剧作，为此他访问了不少老干部。参观了江青制造的“蜗牛事件”的展览，参加了科学规划会议，并且同一些科学工作者交了朋友。他构思一个老少三代科学家的家庭遭遇，甚至还写出了一些片断和场面，但是由于种种缘故，这个戏没有写成。也许是出于对于周总理的一片深情，他觉得应该首先完成周总理生前交给他的任务，或许是出于作家对即将来临的建国三十年的纪念，他要向党向祖国献上他衷心的祝愿，他还是决定把《王昭君》创作出来。他不辞辛劳，远赴新疆少数民族地区访问调查，终于在1978年10月完成了这部剧作，刊登在同年11月号《人民文学》上。197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
一诗意的主题
当《王昭君》发表之后，立即引起文艺界的热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9年底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将近二十篇评论。民委和中国剧协还专门就《王昭君》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杨静仁、张庚、赵寻、金山等出席了会议。与会者给这部新作以高度评价，“一致肯定曹禺同志为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所作出的贡献”，认为“王昭君这个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可信的”，并且充分肯定它的艺术成就。参看《民委和剧协联合召开〈王昭君〉座谈会》，1979年8月31日《光明日报》。但是，某些国外人士把这部历史剧说成是“填词文学”，或者说是“没有王昭君的《王昭君》”，这是不公正的。如果把《王昭君》放到作家解放后的创作道路上加以研究，那么，可以说它体现了作家新的探索，并且有了新的创造。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家经历了十年冰雪风霜的磨炼，仍以其饱满的革命热情，写下这样一部昂扬着时代精神的历史剧。作家以其杰出的艺术创造，对一个传统的历史题材赋予崭新的艺术生命，显示着他艺术青春的活力。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页150。对《王昭君》来说，它的确提供了同类历史题材的传统作品所未曾提供过的“新的东西”。《王昭君》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作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的底里之中，发掘出它所蕴藏的历史精神；同时，他还以飞扬的艺术想象提炼了深刻而动人的诗意主题，使得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诗意水乳交融，使这样一个古老的历史题材首次为促进民族团结唱出一曲赞歌。
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据历史记载，自汉高祖开始，汉王朝就十分重视同北方匈奴的关系。因为经过秦末的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汉王朝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安定的局面，以便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这不但符合汉王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客观上也符合人民的愿望。高祖接受娄敬的建议，同冒顿单于缔结和亲。由此，惠帝、文帝、景帝都继承了这一和亲政策，以联姻的亲戚关系作为汉匈之间团结友好和平相处的纽带，于是形成了汉初七十年间的边境和平局面。汉武帝时，边境又发生冲突。以马邑地区的边境冲突开始，汉匈友好关系破裂，此后又出现了上百年的互相攻伐的交战状态。到了公元1世纪时，匈奴由于部落贵族之间的斗争而逐渐衰落，汉王朝也由其鼎盛时期开始下跌。呼韩邪单于接受左伊訾王的建议，决定款塞入朝同汉王朝恢复友好关系，此后曾三次入朝。他于竟宁元年第三次入朝时，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于是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昭君）赐呼韩邪单于。这就是昭君出塞的背景和经过。在这次和亲后，汉匈之间又出现了五十年汉匈友好相处的局面。史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边境上是一片和平兴旺的景象。尽管这次和亲是在汉匈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但它在客观上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煞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里，的确，“昭君出塞成为汉朝与匈奴和好的历史佳话”郭沬若：《中国史稿》第2册，页100。。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友好团结的历史事件，历代文学作品中却作了不同的反映，逐渐失去了它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并不否认许多有关昭君出塞题材的作品有它诞生的历史土壤，反映了当时时代现实的某些侧面，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昭君出塞的事件却在这些作家的历史唯心主义三棱镜的透视下或多或少地被歪曲了。有些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对和亲政策表示怀疑或反对，表现了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如石崇的《王明君》，就把造成昭君悲剧的原因指向异族“殊类”，说什么“殊类所非安，虽贵所非荣”。东方虬的《王昭君》直接反对了和亲政策，所谓“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这不但把昭君看做是可怜的牺牲品，更主张诉诸武力解决问题了。但比较多的作品把昭君出塞看成是悲剧，从而借昭君的悲剧遭遇来抒发作者的种种不平和愤懑。如在《乐府诗集》中保留下来的《昭君怨》，借描写昭君“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颉颃”的身心备受摧残的不幸遭遇，来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迫害。有些作品哀叹昭君离乡去国、葬身沙漠的身世。所谓“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葬胡沙”李白：《王昭君》。。“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于对昭君命运的深切同情中流露出对妇女不幸的关注。有些作品则对昭君悲剧的原因进行探索。有的大骂毛延寿，有的甚至把矛头指向了汉元帝：“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王安石：《明妃曲》。这些作品有它的人民性，但他们多着眼于昭君个人不幸的悲剧命运。虽然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昭君的迫害而有着社会意义，但却不能真实地揭示昭君出塞的历史真义。到元朝统治者灭金亡宋之后，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作品主题有了一个鲜明的变化，有些作品则把昭君的悲剧作为抒发亡国之痛和对侵略者表示抗议的寄托了。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是最有代表性的。它在民族矛盾的背景上写了元帝和昭君的爱情悲剧，借此曲折地揭露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对朝臣的屈辱投降卖国求荣有所鞭笞。同时，还赞扬了王昭君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自愿和番的保民族保国家的行为。这个作品思想因素复杂，但仍不失为一部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可是，它同样对历史事件做了歪曲的反映。因此，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昭君出塞事件总是以屈辱的悲剧形象出现的，而历史真面目也被歪曲了。
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作品肯定了昭君出塞的事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它的某些侧面。如唐人张仲素的《王昭君》诗，就描写了汉匈和好带来边境和平繁荣的景象：“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舍，牛羊绕塞多。”类似作品虽然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然而立意仍然不高，因为他们不可能深刻理解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的确，要还昭君出塞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只有今天的作家才有可能。而《王昭君》的创新意义，就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昭君题材作品的局囿，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作了深入研究和重新评价，从而找到了新的立意和题旨。
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总是从具有独创的思想实现突破的。没有新的立意就没有新的创造。作家一改昭君出塞的传统文学的主题，也不再停留在昭君个人的悲剧命运上，而是透过昭君自愿出塞的行动揭示出它的历史光辉。作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看到这一事件所具有的民族友好、和睦相处的历史本质。正如他在《王昭君·献辞》中所说：“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交给我这个任务，写王昭君历史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王昭君》的主题独创性在于把民族团结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思想诗化了，使全剧的主题具有深隽的诗意。有人从艺术上肯定作家用民间歌曲《长相知》贯串全剧很高明。而在我们看来，“长相知”恰好构成了全剧的主旋律。这个蕴蓄着理想温热和诗意生命的主题渗透在全部戏剧躯体之中。
上邪！
我欲与君长相知，
长命毋绝衰。
山天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长相知啊，长相知。凡引《王昭君》中文字，均出自《人民文学》1978年第11期。
这本是一首乐府民歌，经作家稍加改造，却成为全剧诗意构思的灵魂。他不但赋予这首情歌以崭新的含意，并在剧情发展中不断得到扩张深化，使“长相知”的诗意越来越发散着浓郁的芳香。如果说在第一幕中昭君唱起这支民歌，抒发着汉匈两族人民渴望和平友好、团结和睦的美好愿望，那么，在第二幕中这一主题的诗意又作了深进一层的发挥：“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它把民族团结的深刻哲理寓于朴实的语言之中。当作家把富于抒情的诗意愿望和诗意的哲理结合在一起时，作品就显得格外激动人心了。第三、四、五幕，作家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把这一诗意主题锤炼得更为深化了。呼韩邪单于和昭君月下爱情的心灵的交流，它既是“长相知”的爱情结晶，又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当昭君把合欢被赠给呼韩邪单于时，合欢被所凝结着的“长相思，结不解”，“拉不断，扯不开”的诗情，就更丰富了“长相知”的诗意主题。尽管有大汉族主义者王龙的破坏和温顿的阴谋暴乱，“长相知，不相疑”的信念却在严峻的考验中获得了胜利。最后，象征着“长相知”的合欢被化为金色的大雁飞向天际，就使全剧的诗意主题同优美的传说结合起来，推向一个崇高而动人的理想境界，鼓舞着人们为实现民族的团结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