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曾家这个黑暗王国沉闷而窒息的生活描绘，人们往往容易为其不尽的争吵、暗斗、叹息、垂泣而遮住了视线。人们自然很容易看到这个家庭的崩溃腐败，也看到瑞贞、愫方走向新生的历程。但是，作家却在这大家庭崩溃中更深入地探索着生活的真理，形成了《北京人》潜在的深刻主题。他在努力回答着，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在作家安排的整个形象体系中，都有着对这一人生巨大课题的探索印痕。有人认为曹禺的剧作像契诃夫一样，把“美的毁灭”作为他的主题。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姊妹》是把美的毁灭的悲剧性和垂亡事物的喜剧性结合起来加以展现的。无论是韦希宁、别佳·特罗菲莫夫都只不过是幻想者，尽管这种幻想通向未来，但却是软弱的，无行动的。《北京人》则不同，它却把重音放在为冲破黑暗、追求新生、追求幸福而进行的斗争上。人活着怎样才是有意义的？这种有意义的人生到哪里去寻找？这些，形成了《北京人》探求人生真理的诗意主题。而他又把探求生活真理的道路同革命联系起来，就使得《北京人》具有震撼人心的诗意力量。
最早是通过愫方提出这个人生课题的。当她受到思懿的一番凌辱之后，她对陈奶妈说：“我真是想大哭一场，奶妈，这样活着，是干什么呀！”巨大的生活压力使一个能够忍耐的女人，从心底爆发出这样的人生疑问，她提出的问题是有分量的。而作家正是从这样一个人生哲理的角度去开掘人物的灵魂，去提炼主题的诗意的。
对曾皓的讽刺，作家就是从剖析他腐朽的人生哲学入手的。他把棺材当做他的命，他活着就是为自己挣到一个舒适的睡处，这样活着的确是人类的耻辱。当作家从人生哲理的角度鞭笞他渗入骨髓的自私时，就同一般地揭露他的自私和丑恶不同了，而有了高度的思想概括，发人深省。思懿整天争权贪利，专门损害别人，也正如江泰所说：“你那位令嫂就懂得弄钱，你的父亲就知道他的棺材，我真不明白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江泰这样批评曾皓、思懿，难道他就懂得生活的意义吗？他说：“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但他依然去做他的发财美梦，而且永远不会行动，他活着就其本质说来，同曾皓、思懿一样毫无意义，他始终也不清楚活着的真正价值。作家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批判了寄生阶级的人生哲学。作家为了加强批判的色彩，他让“北京人”那巨大的身影出现在舞台上。“一个体巨如山的猿人的黑影，蹲伏在人的眼前，把屋里的人显得渺小而萎缩。”在这富于象征性的诗意对比中，反衬出这些人活着就是“人类的耻辱”。而袁任敢的抒情独白，像一篇富于哲理的抒情政论，抒发着作家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战斗激情，也告诉人们，人应当怎样活着。
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就作家的战斗激情来说，这段台词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他号召人们敢爱敢恨敢哭敢喊，不怕生，不怕死，也是战斗的。但从科学的世界观来要求它，用原始人类作为象征，总是向后看的，这正是作家思想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我们肯定作家在《北京人》中探求人生真理的勇气，他在寻找对人生的科学答案。作家在瑞贞、愫方的典型塑造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探索精神是动人的，他从她们身上挖掘出对人生的美好愿望和探求生活真理的宝贵品质。瑞贞就是一个勇敢的探求者，为了找到真理，她经历了许多痛苦。她对曾霆说：“不要难过，多少事情是要拿出许多痛苦才能买出一个‘明白’呀。”瑞贞和愫方的两次谈话，之所以十分感人，正是因为我们看到她们在痛苦地但却快乐地探索着活着的真谛，在她们的心灵中弹奏出探求真正人生的心曲。当瑞贞还处在痛苦之中时，愫方用她的人生哲学抚慰瑞贞的受伤的灵魂，宁可自己吃苦也要为着别人的调子，是格外感人的。而当愫方还局囿在文清身上不能自拔，瑞贞劝告着愫姨：不能把希望放在一个废人身上，应当“放在大一点事情上去”。这些闪烁着探求真理的诗意语言，启示着人们从狭小的爱情和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去到一个广阔的世界去寻找生活的真理。人活着，不应当为了自己；人活着，应当为别人才有快乐，人活着。应当到新的生活潮流中去才能真正有意义。这些富于哲理性的诗意提炼，就使得《北京人》的主题具有启迪的意义，引导人们去探索真理的诗意，启发着人们对人生引起深思。
《北京人》在具有诗意的氛围和环境的描写上，也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我们在《〈雷雨〉论》中曾指出：“《雷雨》对戏剧的意境创造，是凝结着中国戏曲和古典诗词意境创造的精灵的。”《北京人》则把这种诗意的抒情渗透在整个戏剧的世界中而达到更加完美精纯的境界，并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色。
创造出浓郁的戏剧气氛是《北京人》的突出的艺术特色。他善于创造出典型的气氛，给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提供一个相适应的环境。曾家小花厅的格局，把人们带入特定的环境氛围之中。沉重的苏钟、宝石红的古瓶、董其昌的行书条幅、素锦套着的七弦琴……这一切都显得古色古香，俨然是个诗书知礼的封建世家的环境。户外传来嘹亮的鸽哨声，伴以单轮水车“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还有剃头师傅的打着“唤头”发出蜂鸣般的嗡嗡声响，更把我们带入旧时北平的生活氛围里，显示着环境的地方色彩。这花厅里的一切，都点缀出这个家庭的历史，也可以烘托出这里主人公们“徘徊低首，不忍遽去”的情感。大幕启开，逼债的喊声逼迫上来，这个典型环境就显示它浓郁的戏剧气氛，和整个剧情进展，人物的活动交融在一个整体之中。如果说小说的环境描写，可以借助叙述，可以比较自由地变换场景，而话剧却受着限制，但曹禺却善于通过他精心设计的环境格局以及精心挑选的道具，创造出同人物性格协调的戏剧气氛，以此显示出他的艺术匠心。
自然景物的描写，无论是季节、气候、时间，也都用来点染和烘托出特定的戏剧气氛，既塑造着性格，又推动着剧情。由第一幕的中秋节正午时刻，到第二幕的中秋夜晚，到第三幕第一景的深秋黄昏和第二景“黎明以前那段最黑暗的时候”。每一幕每一景都具有象征性，而且蕴藏着作家巧妙的构思企图，都是剧情进展所必需的自然气氛。几乎我们都很难把它的时间稍加更动。把整个剧情安排在秋风萧瑟万物凋零的秋天，正为这个崩溃衰落的世家铺垫了它最协调的自然气氛。第一幕是中秋佳节，于中秋佳节之日，不但毫无节日气氛而是堵到门口来的逼债人，自然形成了它的喜剧的情势。第二幕是凄风苦雨的中秋之夜，暗示着这个破落家庭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第三幕第一景昏鸦噪晚，正是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写照，而第二景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随着瑞贞、愫方的出走，迎来了晨鸡报晓，预示了光明的前景。而饶有深意的是，第三幕的时间正是曾皓的寿辰，而恰在这一天杜家要把棺材抬走，就更具有讽刺的意味。
话剧的戏剧气氛的创造，主要还是靠人物的语言。台词是表现气氛的主要手段。《北京人》善于把自然现象、音响效果同台词结合起来，创造极为浓郁的诗情的艺术氛围。第二幕开始，在昏暗的孤灯下，一盆小小的炭火，显得小花厅秋寒逼人，格外凄清。曾霆这时正读着《秋声赋》，“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作家选择这篇文章，文中那种草木飘零、万物无情的景象，越发烘托出曾家死寂冷落的气氛。而在深巷更锣声中，文清哀伤地独吟着陆游的《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这首词不但进一步写了气氛，也揭示出此时此刻文清的凄苦的心境，这真是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北京人》中，作家把性格的塑造和具有诗意的抒情氛围的创造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当作家越是注意创造出典型的抒情气氛时，越是很好地刻画了人物性格。
在作家的笔下，每一个道具，每一种音响效果，都成为刻画性格描写气氛的艺术手段。即使不见诸舞台的道具，作家也巧妙地把它调动起来，抒情写意，推动剧情，开展冲突，描写性格。如棺材，可以说它已经融入曾皓的性格生命之中，而且它也成为戏剧情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是这样一个不在舞台上出现的道具，在作家笔下却导演出有声有色的戏来。还有看不见的耗子，也成为作家反复运用进行讽喻的象征。鸽子的妙用更是令人拍案叫绝，它有时用来表现文清的情趣，有时点出戏剧的气氛。“孤独”更和愫方的性格联系在一起，也使文清咳叹抒情。托物抒情、托物言志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传统，它被作家创造性地运用到话剧中来，使得《北京人》的民族风格更为浓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