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坚毅、忍耐、善良而无私的性格同样表现在对文清的爱情上。正如她把屈辱藏在心底，她把爱情也深深埋在心底深处。她和文清的爱情，可以说是这个特定环境的产物。她们从小生活在一起，又有着对诗画的共同情趣。但是，自文清结婚之后，愫方也只能把这未曾表现出来的爱埋在心底。她了解文清的感情的苦闷，但也只能默默地同情。愫方的生活天地只有这样的狭小，在这个黑暗王国里，也只能在同文清的诗画往还中，宣泄着自己的淡淡的哀愁，似乎带来某些慰藉。但是，这种爱注定是悲剧的。这不但因为思懿的阻隔，而且在这样的封建礼教秩序中，也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愫方那种善良无私的性格，使她的爱情也蒙上一层诗意的幻想色彩，更具有一种忘我的献身精神，她又是那么执著，把感情和希望都放到了文清身上。在她心里，总是隐隐约约地为文清牵挂着。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孤独、痛苦和寂寞同对爱情的诗意幻想，造成了她那种又凄凉又甜蜜的心底世界。当瑞贞劝她一道出走时，她仍然感到：“我觉得我，我在此地的事还没有了。”当她把自己的爱寄托给文清时，似乎她觉得对他就承担了一切的责任。她所以能够容忍，这种爱的责任感起着极大的作用。她向瑞贞倾诉她内心的隐秘，就弹奏出一支又凄凉又快乐的幻想曲。文清走了，她为着他忍受着痛苦承担着义务而感到快慰：“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侍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这与其说是她的爱情哲学，不如说是她的人生哲学在爱情上的发挥。有人说，她爱文清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个看法不够确切。她不是爱情至上的崇拜者，为了赢得爱情而牺牲一切。她有比爱情更深刻更广阔的东西，只要别人生活得更好，宁肯牺牲自己。只要文清“成一个人”，她宁肯为他守着这个家吃苦。她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是建筑在自己吃苦忍痛的基础上，就其本质上来说是质朴而忘我的，但又是真挚而虚幻的。说它真挚，是因为她的爱情没有那种陈腐的封建色彩，也没有恶浊的铜臭气息；说它虚幻，是因为这种对爱情的质朴无私的愿望不可能在这个黑暗的王国里得到。当她把这种爱情幻想寄托在文清身上时，就显得既狭隘又带有讽刺意味了。因为她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已经不值得爱的生命的空壳上。正如瑞贞说的，“我的愫姨，这么一个苦心肠，你为什么不放在大一点的事情上去？你为什么处处忘不掉他？把你的心偏偏放在这么一个废人身上，这么一个无用的废——”把美好的无私的感情放到一个废人身上，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的确，她太“傻气”了。愫方，她所生活的范围就是这样的一个狭小的天地，她的视野只有这么大，所能爱及的人也只有文清了，她不晓得外间还有着一个广阔的世界！正是在这里，作家从她的生活处境的矛盾中，既带着幽默的微笑，满怀同情地批评了她，又深刻地看到她走向新生的内在根据。
愫方的爱是执著的，当她还没有最终失去希望时，她还是不能觉醒的。她并没有同意瑞贞的批评，反而说：“没有人明白过他啊！”其实，她并没有明白文清已经是一个失去生命力的人。她觉得，“他在家里苦，我替他难过”，只要文清不苦，哪怕自己再苦也是快乐的。她盼望着文清“成一个人”，即使文清永远不回来，为他守着这个家，成天陪着快死的姨父，送他的终，照护文清的儿子，侍候他一家老小，整天看着思懿的脸子，直到死，她也是心甘情愿的。当她倾诉着这些内心的隐秘时，她感到“真快乐”啊！“这心好暖哪！真好像春天来了一样，活着不就是这个调子么？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她活在这“快乐的梦”中，一个美好但又虚幻的梦中。但是，她的梦终于破灭了。文清又回来了，他飞不动了。“快乐真是不长的呀，连一个快乐的梦都这样短。”如果说，一个人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话，而对愫方说来，当她的幻梦破灭后，在面前摆着的正是瑞贞要走的路，而瑞贞那些开导的话，以及她觉得“有道理”的书，此刻都成为她迈出新的脚步的动力。在这里，正显示出愫方性格的时代亮色。
一个本来具有悲剧命运的人物，没有造成悲剧，而最后终于突破阻碍来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局，是因为这个大家庭中有了瑞贞，而瑞贞有着革命党的朋友，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了革命，才使得愫方于希望破灭之后没有陷入绝望，反而使她产生勇气向着新的生活张开手臂，这正是生活发展的逻辑。在愫方的典型性格中，作家深刻地揭示出，既然革命把一个禁锢在黑暗王国中的善良而能忍耐的女子都能唤醒起来，不正说明革命的巨大的吸引力吗？不正显示着革命在古老的堡垒内部都能产生着它的震荡力量吗？！
愫方曾说：“我知道，人总该有忍不下去的时候。”忍耐总是有限度的，当一个人忍耐到了极度再不能忍耐下去时，便会在沉默中爆发。愫方正是这样，当她内心蕴蓄的痛苦和屈辱到了不能再忍受的时刻，便会化为极为坚定而勇毅的行动。这正是愫方性格的力量。她不会轻易改变她的主张，而一旦生活告诉她必须改变她的主张，她会冲破羁绊，向着新的世界走去。正像剧中所暗喻的，一个哑巴都说话了，那么，天真是塌了。愫方的出走，正宣告着那旧制度的彻底崩溃。
愫方生活的时代，正是一个由旧的时代向着新的时代过渡的历史阶段。人们由旧的生活秩序转向新的生活秩序是不容易的。愫方是这样一个一旦看清光明的前途，就头也不回地朝着新的时代迈去的坚毅的性格，是这样一个在关键时刻敢于迈出关键一步的性格。在那些激荡着斗争的年代，有多少人就靠着这种勇敢而投入了新的生活的怀抱，又有多少人因为懦弱，即使革命在呼唤着，甚至还喊过革命的人，也未曾跨出旧时代的门限。不要说，在那黎明前的黑暗时代需要这样的性格，即使在今天，生活中仍然有着重重障碍，要靠着勇气跨过去。同陈腐的生活方式告别，永远是有困难的。而愫方这个具有惊人的耐性的女人，正是以她的勇气跨进了新的生活行列。这正是愫方性格的典型的意义和价值。
四浓郁的民族风格
就曹禺的现实主义剧作艺术来说，到《北京人》，可以说达到他长期来美学向往的一个理想的境界。
《北京人》完全脱尽了那些所谓“张牙舞爪”的痕迹。既不倚重过分的技巧，也没有了那种“太像戏”的感觉。它是这样地“平铺直叙”，一切都显得自然、逼真、熨帖、和谐。这里，再也听不到作家捶胸顿足的声音，它的深刻的主题和抒情的诗意是从场面、情节中流露出来的。它的人物都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一个个都具有活人的灵魂。尽管他一直追求契诃夫，也颇得契诃夫戏剧的艺术神味，但《北京人》仍然是属于曹禺的，有着他自己的鲜明的个人风格。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它的浓郁的民族风格特色。作家把他的《北京人》更深地植根于民族生活的泥土之中，也更深地扎根在民族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传统里。在话剧民族化群众化的探索上，他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北京人》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在话剧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不容低估。
曹禺不愧是一个善于描写剥削阶级家庭生活的大师，他对那些没落的阶级的家庭生活和人物是那么熟悉，了解得那么深刻，在他所展开的这些家庭生活的画卷中，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封建阶级的衰亡的历史。《北京人》，的确具有像杜勃罗留勃夫评价《大雷雨》所说的那种“生活戏剧”的特色。它也像契诃夫的《樱桃园》那样善于描写贵族之家的垂死生活，善于从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描绘中反映出社会的动荡和趋势。但是，《北京人》更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红楼梦》里所写的“大族名宦之家”，它所展现的曾家的士大夫家庭生活和《红楼梦》中贾家的生活有着传统的血肉联系。如果说《红楼梦》展示了封建社会崩溃的征兆，而《北京人》展示的正是整个封建制度彻底崩溃的时期。无论有人怎样把《北京人》同契诃夫的戏剧联系起来，但由于它如此深刻地描写了民族生活的斗争，就使它同《樱桃园》、《三姊妹》、《伊凡诺夫》等区别开来。无疑，作家潜移默化地从《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描绘中取得了借鉴。但是，作家更直接地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封建家庭生活中提取了他的创作原料。因之，它虽然在描写中国贵族之家的民族特色上，同《红楼梦》有着历史渊源，但毕竟有它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的亮色。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北京人》是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传统性格的土壤中，它所写的人物性格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我们熟悉他们，是因为我们从生活中以及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见到过他们；说他们陌生，是因为这些人物是作家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性格，也多少能使我们从《红楼梦》中找到他们的面影以至灵魂。曾皓，似乎是贾政的后裔，而思懿和王熙凤好像是不同时代的孪生姐妹。在文清身上，我们仿佛看到贾宝玉的某些影子，就是陈奶妈也有着刘姥姥的某些气质。曾经有人指出《北京人》人物性格的民族特征，他举了曾皓和思懿为例，说，“不像看了《闺怨》中爱德华老人或是《大雷雨》中的提郭意和卡邦诺瓦那么讨厌，那么生恨，甚至还会对曾皓这种没落的人型发生可怜之感。不，这正是抓住了中国民族性之特点的原故，尽管同是没落的封建时代的产物，中国的这种人型，不像那时英国式或俄国式的人型，而是遮掩在‘诗书知礼”书香世家的外壳下，所以有些‘文雅’”茜萍：《关于〈北京人〉》，1942年2月6日《新华日报》。。文清确实有点像奥勃洛摩夫，也有些伊凡诺夫的影子，但是，只要他有了那点“清俊飘逸的骨相”，还会下棋、作画、养鸽、喂鸟、品茶……就使他同奥勃洛摩夫区别开来，他是地道的旧时北平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子弟。即使这样，他们同《红楼梦》中的人物也是不同的。在思懿、曾皓、江泰、文清身上都具有彻底腐朽和崩溃的时代特征，他们是“一群耗子”，“一群能说会道的废物”，他们是更加衰老和落魄了。只要联系一下“五四”以来的话剧的欧化倾向，而曹禺却像鲁迅说的那样，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探索“我们国人的灵魂”上，这就显得格外可贵了。
《北京人》在刻画这些人物时，以其格外细腻的笔触，犹如工笔画那样，把人物的性格描绘得极为逼真。其杰出之点，在于描绘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点，也如鲁迅评价《红楼梦》所说的：“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页350。《北京人》汲取了《红楼梦》现实主义典型塑造的长处，剧中的人物性格鲜明；而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上，更显示出曹禺自己的特点。譬如曾皓，这是个反面人物，作家没有把他的思想感情简单化。他的确极端自私，特别是他灵魂深处浸透着肮脏污浊的鬼气，有时显得极为冷酷和残忍。但是，他又显得格外痛苦，老境凄惨，甚至给人以可怜之感。好像他真是一辈子为儿孙做牛马，反而落得一个无人可怜没人心疼的地步。曾皓老境凄惨的咳叹，并不妨碍表现其自私的本性，反而更为深刻地表现了他那种“不自觉的自私”。如他对愫方诉说自己苦衷的哀怜相，都更为透剔地刻画了他极端自私的心理状态，也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他衰朽腐败的性格特征。思懿是那么一个笑里藏刀、阴险狠毒的人物，但她也有生活空虚之感，觉得人生一切都是假的。“我什么都看开了。人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早晚棺材一盖，两眼一瞪，什么都是假的。”从表面看来，她那么神气，精明强悍，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恰恰在这里深刻地揭示出她没落阶级的虚无幻灭的悲哀，也更深刻地开掘了她的内心世界。对文清性格的复杂性，作家作了细腻的描绘。他是那么懒于行动，懒于思索，似乎失去了人生兴趣。但是，作家特别写了他对下一代的脉脉温情，他看到袁圆总是十分高兴，总是微笑着。他把一个大蜈蚣风筝找来给她。这不但越发烘托出他心底的寂寞，从孩子身上寻找快慰，也看出他对家庭束缚的厌恶，但这些都不能使他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反而更说明他不敢恨不敢爱，永远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写愫方的性格尤其如此。特别是愫方临走前，她还去看望一下曾皓，甚至哀怜地说：“我走了，姨父！”并为他盖上了毛毯，满眼含着泪光，以至止不住流下泪来。这些地方，并不表示她的软弱。她的确还带着传统的负担和旧的思想的羁绊，但毕竟出走了。正是在这含着泪光的告别中，才更看出她的勇气和决绝。同旧的生活告别是不轻松的，甚至是痛苦的。痛苦的诀别正意味着坚毅和勇敢。正是在这样的不简单的性格描绘中，使我们看到作家笔下的人物“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
《北京人》的戏剧冲突较之《雷雨》还要错综复杂，但它不像《雷雨》把人物纠葛都交织在血缘关系之中，而是把日常生活冲突提炼出来，写得那么自然，又那么具有内在的紧张性。在老少三代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写出了生活的丰富内容。在这方面，较之契诃夫的《三姊妹》、《樱桃园》都更具有曹禺自己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