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沪上最大的一次难民救助工作莫过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淞沪会战爆发后，沪上不少地区一片火海，就连世界佛教居士林在闸北的林所也毁于炮火之中。此时，上海郊区宝山、吴淞、罗店、大场、江湾、浦东和市区闸北、杨树浦、北四川路一带的农民、工人和居民成批逃进租界，躲避战火。据当年的《立报》所载，1937年10月初，上海的难民不下130万，这些难民大都露宿街头、无家无食。参见上海宝山区史志学会、上海宝山区佛教协会编：《雪地红旗飞吼——从净业教养院到上海少年村》之《综述》，第1页。由于难民成灾，沪上各种收容、救济难民的组织纷纷成立。资料显示，当时主持难民工作的大都是非政府慈善机关，其中主要有慈联会、中国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黄十字会、中华慈幼会、宁波同乡会、浦东同乡会、基督教青年会、国际救济会等14个团体。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691页。难民救济工作的内容有：募捐救助、安置难民、设立难民医院、掩埋尸体等。当时沪上佛教居士主要依托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慈善团体联合救济灾会”简称“慈联会”，成立于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主任为许世英，副主任为黄涵之、屈映光，赵朴初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该会应该区别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创始于1927年，最初由沪上各慈善团体主要负责人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等联合发起组织。凡沪上慈善性质之团体均可加入该会。该会依据互助精神专事推进改善与维护各会员所办一切救济事业，并联络沟通各会员相互间的情感为主旨。下设的“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积极开展难民救助工作。“慈联会”成立于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会址在仁济善堂，该会主任为许世英，副主任为黄涵之、屈映光，赵朴初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实际负责该会的救济工作。黄涵之、屈映光、赵朴初都在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兼有职务，赵朴初是中国佛教会的主任秘书，可见“慈联会”的骨干成员实际上都是当时沪上的知名居士。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社会局以潘公展为首，派人到“慈联会”工作。“八一三”淞沪会战甫一爆发，“慈联会”就组织10辆卡车运送难民。但在第二天，日军炸弹就击中了“慈联会”的办公室，国民党的人员都逃跑了。赵朴初与吴大琨等人采取紧急措施，一夜之间设立了十几个临时收容所安顿难民。8月15日，黄涵之、屈映光等都来到仁济会堂，鉴于国民党都逃跑不管，上海佛教界商决在“慈联会”下设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以屈映光为主任，黄涵之为副主任，下设收容、给养、派遣、医务等股。赵朴初以“慈联会”常委身份，任收容股主任，负责收容所的设立、迁并、人员任免、教育及行政工作。当时，上海各界包括工人、文艺界、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等都很关心难民工作，给予“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各种支持。此后四年多时间里，赵朴初和同仁们坚持收容工作，先后设立了50多个收容所，前后收难民50多万人次，除供给衣服食物外，还对其进行教育。如，赵朴初曾在难民营中与沪江大学刘堪恩校长、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等一起办教育。此外，据相关文史资料与当事人的回忆，在抗战收容所工作期间，赵朴初接触了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表示认同与支持。为了把更多的人团结到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上来，赵朴初与一些同仁还在收容所倡办了“益友社”，并担任理事长，以唱《义勇军进行曲》等形式来鼓励民众抗日决心。在此期间，赵朴初一面在收容所里安置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杨堤等；一面将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送往新四军参加抗日救亡。以上内容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320—321页；《上海宗教志》中的《大事记》；沈去疾：《赵朴初年谱》，第3—16页；余世磊：《关于〈冰玉影传奇〉中的人与事》；上海宝山区史志学会编；《雪地红旗飞吼——从净业教养院到上海少年村》（2001年）中的相关当事人回忆录等资料。当年在送进步青年去新四军时，赵朴初曾作《黄浦江头送别》一诗云：
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
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
雄风舞大旗，万流归浩汗。
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1997年，91岁高龄的赵朴初先生回忆当年抗战收容工作时，为该诗作注曰：“抗日战争初期，余负责上海战区难民收容工作。集中青壮年、少年予以文化教育及抗战救亡教育。部分参加淞沪抗战部队。及国军西撤，乃于1938年遣送其中优秀者及收容所干部经温州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此为黄浦江头送行之作。”该诗及赵朴初为该诗所作的注释，参见《赵朴初韵文集》（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页。
此外，上海佛教同仁会等也积极参与了抗战期间的难民收容以及救助工作。日本侵占上海后，经常封锁某一地区多日，断绝一切交通，以致封锁地的人员伤亡惨重。1941年8月，上海南市区难民被封锁七个昼夜，情况非常危急。当时，沪上慈善团体备粮前往救济，均遭拒绝。经佛教同仁会一再交涉，才被允许送粮进入封锁区。于是各界人士纷纷募捐馒头、大饼、面包、饼干等食品，交给佛教同仁会，再统一送往灾区，避免了人员大量饿死。此外，1945—1947年间，上海佛教同仁会还受上海联合救济总署上海分署委托，组织难民收容以及为难民施粥、施衣等事项。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323页。
居士之外，抗战期间上海僧侣的战时救护工作也可圈可点。“七七事变”后，太虚、圆瑛等佛教界领袖纷纷倡导僧侣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上海随即成立了由圆瑛任队长，由宏明（圆瑛弟子）任副总队长的“僧侣救护队”。淞沪会战期间，该救护队即驰往前线救护伤员和难民。“沪战三个月中，这一群菩萨僧，活跃在东战场上，出动工作百多次，来回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在枪林弹雨中，实施救护众生法事，造成惊人成绩。根据慈联会民国二十七年（1938）报告书，我们这个‘僧侣救护队’所救护的伤病及难民，总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人。”有关僧侣救护队更详细的情况参见乐观：《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书·民国佛教篇》。1938年，中国佛教会在上海各寺庙组织了“僧侣掩埋队”，参加僧侣不下200人，专事掩埋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尸体。3月底及4月初，该队先后在大场、江湾、蕴藻浜、吴淞、宝山、罗店、广福等战区，掩埋尸体6000余具。5月，该队又分别在沪宁线的昆山、常熟、苏州、无锡各地，掩埋尸体400余具。参见《佛学半月刊》第157期，1938年5月16日。实际上，抗战期间，上海居士与僧侣之间经常密切配合，共同参与战时救护工作。首先，上海佛教会、上海佛教同仁会就是僧人与居士共同参加的组织，他们在救护工作上也是共同参与决议；其次，当时的“上海僧侣救护队”也得到了上海居士以及“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办事处就设在净业社所在地觉园，为了配合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工作，中国佛教会还在觉园内成立难民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至3000多人，并供给全部饮食医药，在此期间，净业社的居士们也积极投身其中。
五、养教结合：佛教慈幼院、惠仁小学、净业教养院与少年村
慈善教育是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对传统慈善事业单一模式进行扬弃的结果，也是在西方教会慈善影响下的一个新举措。早在1879年，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盛宣怀等人就创立天津广仁堂，收养因“丁戊奇荒”而被遗弃的子女、贫苦节妇，分别教养，令其自谋衣食，这是近代慈善教育的开端。清末新政后，由于大批慈善家积极参与慈善教育事业，沪上慈善教育之风也随之兴起。如，1906年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高凤池设立的“上海孤儿院”，1909年虞洽卿等设立的“私立上海贫儿院”，1912年杨逸等创办的“贫民习艺所”，1913年陆伯鸿创办的新普育堂等，都是养教结合的慈善教育机构。参见张仲礼《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团体统计（1930年前后）》中的内容所示。
民国前后，慈善教育事业也在佛教界兴起，僧界与居士界均积极参与到慈善教育之中，并且两者还有良好的配合。如，因鉴于当时社会上无父无母、无衣无食的孤儿甚多，1933年上海知名居士关絅之等发起，在上海市佛教会及印光法师等的支持下，开办了一所养教结合的慈善机构——“上海佛教慈幼院”。1933年2月6日，“上海佛教慈幼院”正式开学，地址设在闸北共和新路宝莲寺内，初期招收院生37人。同时公推关絅之任院长，王一亭任董事长，李经纬任教育主任，邹憝心任训育主任。该慈幼院采取养教结合的方法，既供给孤儿们衣食，使其免受冻馁之苦，又教以文化，培养他们成为有用之材。入院的学生，既学习文化，又参加一定的劳动。通过一定时期的培养，他们一般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后，“上海佛教慈幼院”每年都招收一些新生，并集资扩大校舍。1935年4月，该院举行庆祝儿童节活动，由院生表演游艺节目，并放映电影。附近儿童前往观看者，多达200人。不久，该院又组织童子服务团，由导师带领，逐日出发到附近扫除街道，使之气象一新，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1935年6月，慈幼院又附加开办民众识字学校一所，推举曾逸公等为负责人，招收附近失学儿童和青少年入学。上述内容引自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318—319页。
民国期间，由居士佛教组织出面办理的慈善教育，尤以上海佛教净业社与世界佛教居士林最具代表性。其中，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王一亭不但以个人的名义举办过众多慈善教育，还领导世界佛教居士林创办了“第一义务小学”（后改名为“慧仁小学”），净业社先是由关絅之创办了“净业教养院”，后改名为“少年村”，由赵朴初具体负责。这些居士佛教慈善教育，不仅规模较大，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养教特色，是民国儿童慈善教育中不可忽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27年1月，世界佛教居士林在其闸北的新林址开办了“第一义务小学”，所以命名为义务者，“就狭义言，固在不收学费；而就广义言，则兴学育才，实系我辈荷担如来家法者，对于社会上一种应尽之义务”《本林办学之缘起》，《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1933），第46页。。该小学创办的缘起，是林长王一亭等看到闸北居士林周围有许多贫穷失学儿童，遂发心为这些贫苦儿童办一所义务小学，一概免费招收贫苦失学儿童。“第一义务小学”地址初设于居士林林所二楼西屋，后来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1929年又将校址搬至居士林西边的附屋，校舍为西式三层楼房三幢。1928年春，由于经费不足，义务小学不能实现一律完全免费入学，故改名“世界佛教居士林第一小学”。1930年4月，根据上海市教育局训令重新立案登记，改名为“惠仁小学”。居士林的慈善办学由起初普利贫寒一律不收学费，到后来酌情减免学费，虽然没有贯彻养教结合，但也一直保持了慈善办学的特色。“惠仁小学”成立了董事会，聘请质量较高的有执业资格的教师任教查阅“惠仁小学”教师档案，发现其所聘教师都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其毕业的学校分别有杭州宗文学塾、中国公学大学部、河北陆军特别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民国工艺学校以及其他各省立中学等。（参见《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51—52页），并制订了详细的学校规章制度和严格的升学制度；在教材的使用上除了通常的国文、算术外，还开设英语课和丰富的课外活动课，并特别“采用当时教育部审定各教科书中之含有道德旨趣适合造就新国民者”。由于办学富有特色，不少富家子弟也慕名入学，但“惠仁小学”一直坚持招收部分减免费的贫苦学生，不足的费用则由居士林补贴或校董募捐。“惠仁小学”历届校董有王一亭、朱石僧、李经纬、曾友生、沈润秋、李荣祥、柯振武等；历任校长有刘传厚、胡惠生、范古农、潘人伟。该校历届学生人数统计如下：
表12世界佛教居士林“惠仁小学”历届入学人数统计表《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50页。
单位：人
入学
年份1927
年春1927
年秋1928
年春1928
年秋1929
年春1929
年秋1930
年春1930
年秋1931
年春1931
年秋1932
年春1932
年秋
入学
人数145150143145165163195203230274189277
如果说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办学还只是半慈善性质，那么净业社创办的“净业教养院”与“少年村”则充分体现了养教结合的纯慈善性质。“净业教养院”正式成立于1940年6月，其创办缘起与难民收容所的后续工作紧密相关。首先，早在1927年，净业社曾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战争期间的难民妇孺。此后，成年妇女大都被逐步疏散、遣送回原籍，合并到其他收容机构，但仍一直剩下20余名难童无法遣送，于是只好留养净业社内。其次，1940年，沪上因淞沪会战收容的难民，其青壮年都已疏散、遣返，但由于上海国际救济会停办，该会难民收容所剩下的80多名孤儿也无法遣散，便将这些儿童移送到净业社收养。于是，这80名难童就和净业社原来所剩下的20多名儿童合起来，建立了“净业教养院”（亦称“净业孤儿教养院”），院址初设于净业社觉园内。“净业教养院”的院长先后由净业社社长关絅之居士兼任，后由闻兰亭居士继任，而实际负责人则一直是副院长兼总干事赵朴初居士。1946年7月，“净业教养院”搬入郊区大场宝华寺，改名为“少年村”，由赵朴初任村长；同时，租赁惠生慈善社土地80亩、池塘10个，逐步建设成生产劳动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流浪儿童教育“实验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