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鹤年居士（1872—1962），江苏兴化人，近代著名的佛学家、慈善家与旅行家。高鹤年居士一生行脚天涯，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中年之后又奔走四方以赈灾救难为己任。民国时期沪上居士佛教慈善，特别是重大赈灾活动中，都有高鹤年居士的身影。高居士对各地情况熟悉，富有赈灾经验，且在佛教界、慈善界声誉极佳；故此，他不但经常成为沪上居士佛教的穿针引线之人，还常常亲自考察灾情，亲往灾区放赈救灾。与此同时，高鹤年自己在家乡苏北所举办的各种慈善赈灾事业，也都得到沪上居士们的大力支持。如，1921年，高鹤年从外地云游回归家乡江苏兴化，设立“贞节净土安老院”就得到沪上居士简照南、简玉阶、沈惺叔、王一亭、黄涵之、聂云台、赵云韶、关絅之、魏梅荪等人的大力捐助。此安老院夏施药材，冬办粥赈、寒衣，并兼办其他种种慈善事业。高鹤年：《山中归来略记》，《名山游访记》，第352页。此后，高鹤年在江苏的慈善事业经常得到沪上居士的援助。高鹤年在《山中归来略记》中记述道：“十九年（1930），春荒紧逼，大赈缓不济急……余在舟中，彻夜焦思，如待大赈之来，则遍地之生命难保，多填沟壑。考虑之下，非多粥厂，不能渡此危机开头。无奈乏点金之术，只有舍命救命之法，舍我一命，而能救千万人之命。宗旨既定，随即发电至简玉阶、沈惺叔、聂云台、李柏农诸公恳借万元急款，汇东转刘，以便增加粥厂。”高鹤年：《山中归来略记》，《名山游访记》，第353页。“二十年（1931）春，堤东十三灶旱荒，曾设粥厂二处，事后结束……旬余，又接王一（亭）老电召，以江北洪水为灾，嘱即到沪，相助水灾义赈会。余复赶回，催加各圩堤岸，不料运堤崩溃二十余处，洪水漫下，大地陆沉。刘白诸上善友来商，乃设救命团，并设救生会十余处。立即雇舟四出救护……（此后，）沪义赈会嘱往大丰公司视察，开口出水，与民合作，互助利益极大。回将我救命团所办各处难民收容所，移交二会接办，度过寒冬。”同上，第354—355页。事实上，高鹤年在江苏兴化兴办的种种慈善事业，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沪上居士的大力捐助。
及至1919—1920年间，沪上居士佛教组织“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于是居士佛教社团组织化的赈灾活动也得以开展。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之初，就设立了“慈善布施团”。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其他各省也先后多次发生水灾、兵灾。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慈善布施团，即向各界劝募赈灾基金，专供赈济灾区难民之用。为了筹得更多善款，慈善布施团甚至假上海大舞台义演赈灾，并承诺凡捐款10万元以上者，上海佛教居士林将“为铸铜像顶戴于公共游艺场所”。《海潮音》第2卷第5期，1921年5月20日。1922年，原上海佛教居士林一分为二，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净业社分别成立，这两大居士组织随即各自设了“慈善部”，专门负责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世界佛教居士林还在其“慈善部”下设立“赈灾协会”，该林在对其“赈灾协会”的概况介绍中特载道：“本林协济灾赈盖始于民国十三年（1924），鉴于各地水灾奇重，特成立博济团。辛未（1931）江北水灾时，是时本林因闻江北高邮各地水灾惨状，王一亭林长爰派朱石僧居士前往视察，并携带棉衣、痧药水等，随处散发；而本林同人亦积极向社会各界劝募赈灾，汇交各地赈灾机关，妥为散发；而朱居士更极力将江北灾情报告各方，并代表呼吁。由是各方群起赞助，捐品四集。计是役也，共收赈灾款一万另七百余元、棉衣千余套、旧衣数百套、锅巴十三麻袋、痧药水一万余瓶、膏药四千余张，概运前方赈给灾民。”《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1933），第69页。在此次赈灾活动中，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都在自己的刊物上刊登各类劝募文，极力为灾区劝募善款以及锅巴、衣裤等实物。而募得的善款，除直接购物发放灾区外，还将部分分别转交给江苏水灾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灾民办事处、红卍字会上海分会等慈善机构。
除世界佛教居士林与净业社之外，沪上其他居士组织也大都积极参与各种慈善赈灾活动。如，1940年，皖南各县发生大旱灾，灾民流离失所，情况危急。上海佛教同仁会随即展开赈灾活动，由董事长范成亲自率队前往赈灾，赈灾款额达7万余元，并募捐大量药品。1940年，上海本市法华东镇陆家路棚户区，白日起火，多数贫民外出营生，归来时住房已成灰烬。为了救济露宿街头的灾民，上海同仁会当即施发粥票，制发棉被60余条，以解危困。1942年冬，沪西金家巷棚户区不慎失火，难民达100余户。该会一面施发粥票，一面筹款搭建瓦顶竹屋125间，并将该区取名为“同仁村”。1943年，沪西余姚路牛奶棚西首棚户区发生火灾，被灾难民400—500户，达1000多人。该会随即发起大规模的募捐活动，所得款项搭建起瓦顶竹屋250间，并附设义务小学一所，免费招收学生100余人。1946年，苏北灾情严重，该会先后拨出用于上海本地救济的寒衣290套，转送灾区。引自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322—323页。此外，1948年，苏北大灾，屈映光、黄涵之等人随即发起成立了“苏北邳县急赈会”，分任正副主任委员，积极组织赈灾。可以说，沪上每次重大的赈灾活动中，都有广大居士与居士组织的积极参与。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的赈灾活动不仅辐射到国内各地，甚至还跨出了国门，如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发生之后，沪上居士就积极参与了相关慈善赈灾活动。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发生的关东大地震震级达到9.7级之高，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灾难。据统计，这次地震的遇难者达91344人，失踪者13275人，房屋倒塌128266户，经济损失超过日本全年财政预算近3倍。转引自陈祖恩、李华兴：《白龙山人王一亭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东京大地震发生之后，激发了中国人的仁爱赈灾之心。虽然当时中日之间已有隔阂，但沪上工商界人士还是达成如下共识：“吾国德化甚深，素能力行仁义，推物与民胞，断难坐视。今吾奋救日本地震灾，有两要义：一则贯彻实行救灾恤邻之明训；二则救济侨日同胞。”《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成立》，《申报》，1923年9月16日。此后成立的“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由王一亭居士负责具体事务，并于9月8日将募集的白米6000担、面粉2000包，以及木炭、药品等生活急需品，由轮船招商局的“新铭轮”运往东京紧急赈济。随后，在王一亭的组织号召下，中国佛教界又专门成立了“佛教普济日灾会”，在佛教各大名山圣地举行各种“息灾法会”。同时，该会还决议铸造“幽冥钟”一座赠送日本灾区人民，以表达佛教徒对遇难者的特殊慰问。在此活动中，世界佛教居士林与净业社也都积极配合，广大居士积极认捐，而认捐居士的名单都记录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中。此后，王一亭又联合30多位书画家，征得大量书画作品进行义卖，以捐助日方建设放置“幽冥钟”的纪念馆。1930年10月1日，在日本东京新落成的“幽冥钟”钟楼前举行了梵钟“始撞仪式”，并同时为地震中中国侨民举行追悼仪式。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致辞道：“中华民国曾于大正十二年（1923）关东大震灾发生之时，深表同情，向我国罹难同胞赐赠巨款与物品，尤其该国佛教界组织‘佛教普济日灾会’呼吁全国善男信女征求义捐净财，并为罹难死亡者祈念冥福铸造梵钟一座赠东京市使用。现今震灾纪念堂及钟楼相继竣工落成，举行‘始撞仪式’，至感欣慰。忆念此一梵钟，即经过中国多数佛教徒修行多日回向法事，持以虔诚态度祈念死者冥福后铸造而成。有此梵钟后才有此钟楼。两种相依为命，造福冥阳，足以解救罹难死亡者亡灵之呻吟哀哭于幽都苦海。可谓凡我同胞当铭记邻邦友谊，流传万世之适好纪念物象。内含意义实为至深且远！企望贵我两国人士，今后愈益发扬此一善邻精神，相互维系敦睦，实为感幸！”陈祖恩、李华兴：《白龙山人王一亭传》，第224页。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外务大臣感恩中国、永誓敦睦的话声还在耳边，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就已响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屠刀毫不手软地砍向了向其施善的中国人民。而几个月之后，沪上“一·二八”事变再起，那些曾捐款建造“幽冥钟”、为日人祈福的上海居士们也同样面临着日本人的刺刀与铁蹄。
四、战时救助：净业难民收容所与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
所谓战时救护，是指对由战争所导致的伤残病兵员以及难民进行救治和赈济。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借鉴和学习外国慈善事业后的新创举。早在1864年，国外专门性的战事救护机构“国际红十字会”就已经成立。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的红十字会令我国慈善家和清廷耳目一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为救护各国伤兵，周济战争难民，当年9月江浙地区最著名的一批慈善家严信厚、施则敬、陆伯纯、庞元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该会虽套用旧式善堂之名，而实具红十字会性质。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地区爆发，清廷派船接运逃难的难民，遭到俄国拒绝，于是上海绅商乃经各国驻沪领事同意后，设立“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行政院新闻局编，1947年，第1页。辛亥革命后，“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从此以后，近代中国慈善家们开始了战事救护活动。在此影响下，民国上海的居士与居士组织也积极参与了各种战时救助活动。
1924年9月3日，酝酿已久的第一次江浙战争（即“齐卢之战”）爆发，齐燮元、卢永祥两军在安亭、黄渡间开打。9月18日卢永祥亲至上海督师，将浙沪联军总部移至上海南站。9月25日孙传芳由桐庐进杭州，经嘉善抵枫泾，10月16日占领松江。第一次江浙战争未终，第二次直奉战争已起，奉军随即南下。此后，江浙及两湖等地区战事不断。1926年以来，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于是南北大战点燃东南半壁。有关“第一次江浙战争”及1925、1926年江浙沪的战事情况，详参《上海地方史资料》（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第110—119页。江浙及两湖闽赣等地区的战事频繁，沪上涌入了大量的难民。为了救助因战乱逃到上海的难民，上海佛教净业社在1927年就成立了“净业社难民收容所”。有关此间的难民收容情况，《净业社收容所纪略》有较为详细记述：
民国肇造，于今十有六年，兵祸连连，生灵涂炭。初时东南半壁尚幸安全，慨自往岁齐卢战争，江浙两省乃亦卷入漩涡。嗣后，每岁辄有军事行动，局势屡变。然大都一瞬即过。至于此次南北大战，湘鄂闽赣而后浙江继之，旬及江苏。战区之广、战事之烈非畴囊之比。新正，两军相拒于沪杭路线之石湖荡。松江人民纷纷迁避来申。于是佛教净业社大居士，悯念战地贫苦妇孺之无以脱离危险也。谋设收容所以救济之。松绅吴存甫居士，固亦净业社社员，闻之大喜曰：“此真功德也。事亟矣，宜速为之。某归当告松江邑红十字分会。将所收避难妇孺送请留养也。”既定议，诸大居士乃向静安寺住持谷云和尚商借寺屋十余间，并于大庭张盖席篷。地面高铺竹木，以便多所收容。布置甫经就绪，避难人即陆续而来。三四日间，收容至五百余人。已有人满之患。乃谋于他处更设分所。然一时苦不得相当之屋。嗣后，经盛庄太夫人慷慨舍借静安寺路一二一号及一二一号半宽大租屋两所。由是净业社救济妇孺第二收容所遂告成立。为时党军队前队已至上海而鲁军犹据闸北火车站以相抵抗。一时枪声大作。未几宝山路一带房屋被焚，火光烛天。因在战线之内，救火会无法施救。计自二月十九日下午起，至二十晨间，鲁军始溃散。车站乃入党军之手。战事既了，余火犹未熄，闸北精华，悉成灰炉，不胜浩叹。当战争方亟时，净业社派遣救护人员，分头乘坐汽车，于枪林弹雨中冒险前往救护。更番接出多人，亦大幸矣。其受伤者，随即分送各医院。男子之隶外籍者，分别给资送往轮船，俾得回归故里。今虽沪地暂定，而各处战事未了，犹未得高枕而卧也。呜呼！兵凶战危，出生入死。得全性命宿福已深。况复衣食之教之诲之。颠沛流离之中，儿童犹得饱受高尚之教育，余闻佛法，此则尤为净业社收容所特殊之点。而其主任者之规尽周详，与夫办事者勤能辛苦。因以造成此莫大之功德。均足令人欢喜赞叹焉。《净业月刊》第11期，第414—416页。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净业社设立的“第一难民收容所”共收容503人，主要来自“松江”，少数来自江苏浙江；“第二收容所”共收容204人，主要来自上海、绍兴以及少数其他地区；此外，红十字会送到净业社避难的149人，多为山东籍，江苏次之，安徽少数。净业难民收容所，当时得到了红十字会、工部局卫生处以及一些个人的钱物资助。参见《净业社第一届征信录》。对于这两个收容所的管理，净业社还制定了详细的“收容所规则”，保证收容所的正常秩序，同时还明确组织领导，由关絅之、黄涵之任主任，由穆家梁、刘翰如、黄伯禹等负责总管理。净业社位处公共租界之中，因而在难民收容工作方面常常当仁不让。在1927年前后的难民安置中，净业难民收容所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特别是闸北火车站附近战火激烈，净业社的居士们冒着危险，抢救出不少难民，确实表现了舍己救人的佛教慈悲情怀。此外，收容所虽然是临时救助，但相关的后续工作却也非常棘手而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