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城市的脚步
城市要发展必然带来拆迁的难题，钉子户也应运而生。钉子户的出现最核心的还是赔偿问题，是否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如果达不成协议，只能对簿公堂，也成为媒体的关注热点。而一旦有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很多人都希望通过拆迁改变命运。
在众多的拆迁改变命运的案例中，深圳的岗厦具有标本性的意义。2007年，深圳岗厦河园片区改造正式启动，经过数十轮的磋商，最终确定了补偿方案。如果选择货币补偿，住宅公寓按每平方米1.28万元计算，集中商业则按每平方米2.38万元计算。
在所有岗厦村民中，房屋面积最大的一个家族拥有约6000多平方米房产，这也意味着在改造后，将拥有近2亿元资产。据此推算，岗厦原住民中的亿万家族可能有20多个，而个人资产过亿元的可能会接近10个。
岗厦村本村居民几乎全部姓文，他们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第二十六代后裔。据了解，岗厦的始祖文萃正是文天祥堂兄文天瑞的第五代子孙。
有一个好老爸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一定的优势，而从岗厦村的历史来看，有一个好祖宗，同样可以做到一生都衣食不愁。估计文天祥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自己坚持抗击元军，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却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换来了巨额的财富。
随着深圳城市更新速度的加快，并不只是岗厦在创造奇迹，大冲、南头等的改造也将诞生更多的亿万富翁。人有人的运气，城市有城市的运气。成就岗厦、大冲等地亿万富豪的显然是深圳飞速的发展，昔日的贫瘠之地一下变成黄金地段。岗厦曾被喻为“番薯之村”，除了水稻之外，番薯便是最值钱的产物，现如今岗厦则成为亿万富豪的摇篮。
与岗厦及大冲相比，很多地方估计就很难有这样的运气了，如果碰上地方经济落后的，可能只有可怜的赔偿和众多的抗议及官司。显然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当地的经济实力，如果可以选择，谁都愿意生在深圳而不愿意生在落后的城市。
如果说出生不能选择，那后天能选择的则是发展和就业的地点，如果能早一步在某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扎根，就可以分享到该城市更多的发展红利。
在当代中国，有一个将被载入城市史的奇迹，那就是深圳的崛起。短短30多年的时间深圳就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大都市。在当时的条件下，深圳被中央赋予了强大的经济功能：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和市场经济改革的试验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剧烈的城市经济功能的变化，恐怕再过上百年的时间，深圳也发展不到今天的水平。
1982年的秋天，从京广线由北向南陆续驶过100多趟军列，军列上满载着2万基建工程兵，这支大军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并在这里脱下军装向军旗告别，就地转业，组建成了深圳市建设（集团）公司，这是深圳第一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这批人也成为深圳最早的拓荒者，他们用自己的辛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深圳速度”，同时分享了深圳高速发展的成果。
和工程兵一同来到深圳的还包括数十万的人，从改革的大潮中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深圳的活力与潜力，这其中也包括万科集团的创始人王石。1983年春天，有一对夫妇到广州看望王石的岳父，王石的岳父在深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曾住在他们家，这一对从前多少有点土气的农民夫妇带来的不只是他们家的土产，还有他们身上的“洋气”：丈夫穿着台湾产的浅灰色夹克，老婆烫了个大卷发。深圳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让王石决心到深圳一探究竟。
如果没有去深圳建设的任务，那2万名工程兵很可能就会在老家默默无闻一辈子，难以享受深圳的繁华，如果不是那对夫妇和敏锐的观察力和好奇心，王石可能只是广州一个默默无闻的公务员。
300年前，当英格兰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横穿大西洋来到马里兰，寻找一块清教徒能居住的“净土”时，“美国梦”在这个时候已悄然萌芽——这块新大陆给了每个人均等的机会，只要努力奋斗，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30多年前，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深圳也成为这样一块梦想之地。“只要勤奋就会有饭吃，用汗水收获劳动果实。”许许多多的有志青年像王石一样，怀揣着一个“深圳梦”踏上这块土地，成为特区的第一代拓荒者和移民。
城市的发展有时是在突然之间。在金代，北京城的范围不过在今北京西客站莲花池一带几平方公里，但到了元明北京城的范围一下子膨胀到60多平方公里，这是因为北京城的政治功能变了，它由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陪都，变成了全中国的首都。
一个城市的衰落往往也在不经意间。《三国演义》在提到赵子龙时一般都会提到“常山”人。在当今的城市群中，“常山”则很少有人提及，难道是罗贯中刻意突出赵子龙的出生吗？
实际上，“常山”在历史上可谓大名鼎鼎，是现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下辖的正定县。可别小看这个小小的正定县，在50多年前的几千年间，它一直是这一地区的第一大都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作为中山国都，与北京、保定并称中国“北方三雄镇”！
而石家庄市呢？在新中国成立前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小镇而已，但一条铁路改变了三座城市的命运。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广铁路选择了从正定以西的石家庄通过，而不是正定，也不是保定。就这样，这个区域的中心西移了，正定迅速地被大多数人遗忘，很快就衰落了，而石家庄迅速兴起，并进一步发展取代了保定的省会地位，成为河北省的中心。
近几年，有一个云南边陲的小城成为许多国内外人士向往之地，这座小城因此得到快速发展。它就是丽江！丽江还是丽江，从默默无闻，到令人向往，为什么？这个城市的文化功能变了！这个古城已经从纳西地区的文化中心，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当然会演变为城市的发展动力。
在人生的选择上，生存和发展的城市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它也一样决定着人生的命运。所谓树挪死，人挪活，突破地域的束缚，人将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改变中国倾斜的经济天平
在人类的早期，人类对以水资源为中心的自然环境依赖很大，狩猎——采集社会、农牧社会、畜牧社会的人们生产力较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高，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他们必须找到水土资源条件较好、地势平坦的江河流域，并以此为栖息地，利用洪水泛滥后形成的肥沃土地发展农业生产。
水资源在人类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江、河是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和承载体。水资源的分布曾决定了世界文明的版图，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水孕育人类文明的证据，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河流的两岸：在埃塞俄比亚阿瓦什河有最早的人类祖先的遗迹；公元前3000年，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促进了古巴比伦王国的兴盛，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的文明，恒河流域诞生了古印度的繁荣，黄河、长江流域成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在他的《中世纪的城市》一书中曾写道：“如果俯瞰罗马帝国，首先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它的地中海特性。帝国的疆土几乎没有超过它所四面环抱的那个内陆大湖的沿岸地区。地中海是罗马帝国政治统一、经济统一的保证。帝国的存在依赖于它对海的控制权。如果没有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则对于罗马世界的管理和供应都是不可能的。”地中海构成了罗马帝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基本交通线。
当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侵略并控制了地中海之后，罗马帝国的济共同体很快就完结了。而当与地中海的联系被隔断之后，欧洲各国变成内陆性农业国家，商业活动迅速衰退。与此相适应，城市人口也就迅速减少了。
人类历史上的另一次转折，即最初的工业化工厂，也是建在沿英国北部的河流两岸。在加拿大和美国交界处，有五个大湖，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五大淡水湖，这也被称为五大湖区，因为水运的便利，这里成为美国工业的摇篮，建立了石油工业、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等工业基地，诞生了底特律、芝加哥等大型工业城市。
但人类也在不断地改变、消除大自然造成的隔阂，促进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在美国的发展史上，我们看到了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而在中国历史上，则是大运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平定中原后，立即派出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接着，又挥师五十万南下，平定百越。为尽速征服岭南，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历经四年艰辛，终于凿成通航。灵渠的建成，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保证了秦军南征粮食和物资供应。
秦朝也得以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增设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扩大了版图，促进了中原和岭南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的融合。
而在这之后，影响中国历史的则是隋朝大运河及京杭大运河。元代以前横贯东西的隋唐大运河，孕育了古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开封（汴梁）等一批著名的大城市，沟通了它们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元代以后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则沟通了杭州、南京、北京等大城市，并在它的沿线孕育了一大批与它息息相关的中小城市。
在史书上，还有大量约定俗成的固定看法，其中之一就是把隋炀帝界定为一个暴君，说他劳民伤财，穷兵黩武，挥霍无度，很快把国家掏空了，隋代遂成了十分短命的朝代，昙花一现。然而他在位期间却做了一件大事，就是举全国之力挖凿大运河，这是他的雄才大略，为国家，为民族，为历史作出了惊天动地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伟绩。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融合和大一统。有了大运河，隋炀帝可以把整个中国国土真正地纳入自己的王权范围。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帝王这么做过，这是空前的。隋朝大运河带来了唐代的贞观盛世，奠定了唐文化在世界上崛起的基础，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在工业化时代，大运河显然已经很难发挥太大的作用。中国沿海及沿江经济带率先发展起来，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湾三大经济圈。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发展，东南沿海的高度发达并不能掩盖中西部的贫穷落后。
对中国经济而言，也需要像灵渠、隋唐大运河那样的大型工程，促进中国经济实现真正的大一统。
加强中西部的联系一方面是投资，一方面是交通的改善。对于前者，中国的“三五”计划曾经作过一次努力，“三五”计划从解决全国工业的不平衡的角度出发，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
至70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在铁路上，中国先后修建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10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的状况。
但仅靠“三五”计划的力度并不够，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的投资倾斜拉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站在世纪的交接点上，中国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决策，以促进东西部的平衡发展。
在金融危机日益深化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降低对贸易的依赖度，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也必然发生转型，这时加快东西部的开发不仅仅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西部的开发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肩负了重大的历史使命。
再看云南和新疆
2011年7月30日，装载着41个集装箱电子产品的国际货运火车班列，从重庆出发，沿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驶往德国杜伊斯堡。其中，40个集装箱的电子产品来自上海，1个发自重庆。这也是自2011年3月19日渝新欧开通后承接的第一单外地货物。重庆市在内陆的物流桥头堡作用开始显现。
一台重庆制造的笔记本电脑想要进入欧洲市场，原来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铁海联运大通道，从重庆走铁路运输到深圳或是上海的港口，装船后再南下穿越马六甲海峡，绕到欧洲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二是直接坐飞机走航运，一天就可到达，但费用极高。与海运相比，走铁路时间节省了一半；与空运相比成本节省了不少，而且更安全，其经济性不言而喻。
十几个世纪以前，在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上，中国的商队满载着丝绸、陶瓷，西域的核桃、象牙等物资进行着原始的国际贸易，在这一过程中，古老的黄河文化、恒河文化、地中海文化互相碰撞与交融。
但后来因为政治动荡、恶劣的自然环境、沿途国家的封锁、海运成本大幅降低，陆上“丝绸之路”被废弃，但此趟货运列车的开启，再次将中国和中亚、欧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古老的“丝绸之路”又重新恢复，这条国际铁路大通道对世界地缘政经格局的调整具有深远影响。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将欧亚大陆比喻为“世界岛”，将中亚称作其“心脏地带”。他的理论是，谁能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
世界上有两条欧亚大陆桥（用铁路把欧亚两侧的海上运输线连接起来的便捷运输通道）：一条以俄罗斯东部的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起点，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荷兰的鹿特丹港；另一条东起中国江苏连云港，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直抵荷兰北海边的鹿特丹港。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开通了第三条欧亚大陆桥。
渝新欧铁路的开通加强了“世界心脏”东西两部分在货物、人员、劳务方面的快速交流，促进了“世界岛”资源更合理地配置，欧亚大陆经济重新整合的步伐将不断加快。
目前，中国的能源进口主要依赖途经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海上能源通道。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地区局势变幻，各国利益纵横交错，还有大量海盗出没，货运风险相当大。同时，运抵中国沿海的能源必须经过成本高昂的陆路运输运往西部内陆省份。而渝新欧货运线的开辟则可以起到分散中国经济风险的作用。
渝新欧开通后短短4个多月时间，已经运送了20多万台电脑及显示器，这和海运比起来仍然有些微不足道。但目前这条货运线还只是普通列车，如果采用时速160～200公里的高速列车，同时沿途铁路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则时间将大大缩短。
目前从重庆到兰州的兰渝铁路、从兰州到新疆的兰新高铁都已经开工，预计将于2014年正式建成通车，中国境内的交通瓶颈将全部打通，欧新渝的运输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梦恕透露，铁路连通后，中欧之间还将建设一条国际公路，从而全面带动中欧陆路运输的发展。他说：“准备从天山打两个大隧道，在公路上把中国到欧洲途经的这些地区也全部连起来。”
除了西北大通道的建设之外，中国西南铁路大通道——泛亚铁路东南亚走廊和南部走廊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2011年4月，泛亚高速铁路网中国国内昆明至磨憨口岸段动工修建，大理至瑞丽铁路保瑞段在瑞丽奠基，这对久未见动静的东南亚泛亚铁路是一个重要推动。如果中国西北及西南的国际大通道建成通车，中国将加强与中亚、东南亚及南亚的联系，这样，中国整个西部地区就都被盘活了。
2011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171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0%。数据显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20年间增长了37倍，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并实行零关税，当年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92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5%，照此速度发展，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的目标将会提前实现。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交往日益深入，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通道并未完全打通，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上半年全国经济运行数据后，各地也相继公布了各自的经济“半年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出明显的“西高东低”走势：京、沪、粤、深四省市增速放缓，均低于10%。
当金融危机继续深化时，东南沿海的经济增速有可能继续放缓，这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大任将落到中西部地区身上。而中西部经济的突破口将是云南和新疆，如果云南和新疆的经济局面打开，则中国经济仍可获得至少20年的高速发展期。
从政府层面来看，云南及新疆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非常重大，在“十二五”期间这两个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便成为重点扶持的对象。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国家交通运输部签署的加快推进交通运输发展会谈纪要，“十二五”期间，新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总投资1200亿元至1500亿元，新建、改建总里程近8万公里。
在产业援疆政策力度加大的背景下，央企集团军大举入疆，“十二五”期间，31家央企计划在新疆投资9916亿元，投资额较“十一五”翻一番，新疆也将迎来最快的发展时期。
云南地理位置优越，无论是从泛亚铁路还是从亚欧第三大陆桥来看，昆明都处在节点、中心枢纽位置。这意味着处于全国铁路末梢，铁路网少、偏、差的云南铁路将有望重新调整格局和定位。
2011年7月5日，交通运输部与云南省委、省政府在北京签署会谈纪要，交通运输部将全力支持云南交通运输建设。在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中，云南省规划投资5000亿元加快交通建设。形成“十一出省、十一入境”的通道格局，切实解决交通瓶颈的制约。
因此，在“十二五”期内，新疆及云南将向人们描绘广阔的发展空间，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将成为投资者的乐园，创造更多的财富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