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明看来，现代管理方式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在延伸的进程中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就要全面认识现代管理方法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并彻底加以根治。戴明深刻地分析了现代企业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将问题分为“严重" 和“不严重" 两种，针对前者，他归纳出“七项致命恶疾"，后者则仅仅是一些“障碍"。他认为，要改造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必须根除这些恶疾，扫除这些障碍。这些“恶疾"虽然是针对美国式的企业提出的，但是无疑对陷入相似问题之中的许多企业而言，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七项致命恶疾
（一）欠缺连贯性的目标
欠缺连贯性的目标，即公司对于“如何在业界屹立不倒" 这一问题欠缺一套长远计划。戴明认为，这样的公司根本就无法带给管理阶层或员工安全感。而且，连贯性目标的缺乏，将会是企业灭亡的征兆。缺乏连贯性目标的公司，只会考虑下一季股利，不会有一套如何才能在业界永久立足的长期规划，最终会迷失方向而走向衰落。
（二）目光短浅，只重短期利润
许多公司为了使本季营业成绩被看好，在季末运出所有库存产品时，不注意品质如何，只求出厂即可，然后将其列为应收账款。
戴明说，投资人害怕公司遭受恶意接管，或与此同等严重的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out），这种恐惧感使他们看重短期利润。在对这一点的认识上，戴明找到了一位和他同一阵线的盟友——哈佛大学的赖克教授。赖克教授在 1983 年 3 月号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撰文指出：“‘纸上兴业'既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而‘账面利润'（paper profits）则是高高在上的专业经理人惟一可以伸手拿到的利润。" 这种只顾追求“账面利润" 的冷酷心态，会使企业改善生产基础的艰巨工作得不到重视，很难获得必要的资源。
戴明认为：“账面利润并没有使整块蛋糕变大，它只是给了你较多的分量，并且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对社会没有帮助。"
面对这种不利的局面，现代企业必须洗心革面，注重品质管理。也就是说，管理者的当务之急，是“学习如何改变，接受重大变革"，领导企业转变为适应时代要求的经营体。
（三）弊大于利的考绩制度
戴明认为绩效考核实际是“恐惧管理"，这一制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使人痛苦、沮丧、灰心、抑制，被考核者在知道结果之后，好几个星期无法正常工作，不明白自己为何这么差。这样做并不公平，因为它把可能完全来自于制度的因素，归因于个人差异。
（2）引发了员工之间的冲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夺职位、考绩，而不是工作本身。
（3）破坏了合作。它使公司内的个人、小组、部门，分别以利润中心方式运作，而不是以整个组织的目标为任务。公司各组成部分也因而丧失长期利润、工作乐趣及其他生活品质上的要素。
（4）导致缺乏沟通。员工已不再期望能了解自身工作与他人工作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根本不提及这方面的问题。
（5）绩效评鉴会促使员工牺牲长程规划，追求短期绩效。
（6）在考绩制度下，所有人的目标都是讨好上司。结果将会导致士气低落，品质受损。因此，把员工评等分级、分门别类，对于改善工作一点帮助都没有。
戴明认为，在这套制度下，员工不愿承受风险、恐惧感日增、团队合作关系受损，并彼此对抗，以争取某一奖励。事实上在团体里人们很难分清楚谁的贡献最大，结果人人皆以第一功臣自居，终日争斗不休。大家都为自己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公司。其实，除非是以长期为基础，否则个别员工的绩效根本无法衡量。奖励绩效良好的人员，正如同因为天气好而奖励气象预报员一样。奖金制度的效果只是数字，同时也模糊了管理的最终目标。将员工排列等级，其实正显示了管理者的失职。
况且，绩效考核在实际操作中会带有很多个人偏见，因为记功评级很多是由主管的主观意志决定。一个人的成绩变化可能差异甚大，然而一切完全由主管喜好而定。有一套相当盛行的制度，要求主管给1~5的等级打成绩，每个等级设定若干名额——即使只有5名员工，也必须有人第一，有人垫底。
戴明对这种绩效考核的方法深恶痛绝，他说，“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往往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完成的。" 他举例说：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不是靠竞争得来的成就。巴赫百年前写下传颂百世的协奏曲乐章，同样是他以工作为荣的结果。
戴明在给学生打分时，统统给了“A"，他认为根本就无法预测谁在未来会表现最优秀，他们随时都可以交出报告来。有些报告的水准相当高，甚至可称得上“优秀"，质量甚至可出版成书。戴明从不给学生时间限制，他们愿意什么时候交就什么时候交。他只要求学生事前阐明他们想做什么，并交一份大纲即可。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呢？戴明已经收到许多优秀报告——迄今为止，只有一份不甚理想。该名学生碰到了困难，需要有人指点。但当时戴明不知道，还是照样给“A"，结果他根本交不出报告。这么多学生中，只有一次失败已十分难得了。
对绩效考核给企业管理带来的伤害，戴明更是感慨良多。他在日本戴明奖的颁奖典礼上，特别提到，不要受美国企业管理的种种恶疾感染。戴明还说道，凭借数字系统来评鉴团体里的成员；无论基础是根据单一的衡量指标，还是综合而成的（或加标指数），也不管有没有道理，都会造成团体的成员被一分为三。第一组人落在管制范围外——坏的那一边；第二组人落在管制范围内——好的一边；第三组人则落在上下限之间。第一组人需要给予别的协助。第二组人（如果真的有人）需要个别的重视。至于介于管制上下限间的第三组人，则不该再分等级，因为这么做是错的。
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人们想去探讨位于管制范围内的落点为什么有高有低，只是耗费金钱，徒然造成伤害。造成管制范围内程度差异的原因，不是个人而是来自系统本身。所以，第三组的每一个人都应获得同样的加薪或红利。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想当然的差别，差异来自制度本身，因此应该归咎于制度而非个人。因此，要改革现代管理模式，就必须废除考绩制度。
（四）管理层流动频繁
戴明曾引述日本科技常务理事野口的话：“美国企业不能成功的原因，是因为管理阶层流动频繁。" 管理者的流动频繁，究竟导致了多少重要的损失，并没有人知道。然而人们仍然必须学习如何控制这种损失。
管理层频繁流动，可以创造出速战速决的超级明星。但是企业最需要的团队精神是要求人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的。戴明认为，经常跳槽的经理人，永远无法了解他所服务的公司。而且，对于改善的品质与生产所需的长远变革，也无法全程参与。许多工商学院都致力于让人们相信他们可以用最好的方法培训出最出色的经理人，然而，如果经理经常不断跳槽，就无法累积丰富的经验，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为公司长期的变革尽心竭力。假如他们在任何一家公司只待上两三年，如何能真正认识这家公司呢？在日本，主管级人物都必须循序晋升，历时数十载才能出人头地，独当一面。戴明认为，日本的经理人培养方式或许才是真正值得借鉴的。
（五）数字化误导
戴明在《转危为安》一书中，曾谈过一位工厂检验员虚报数字的例子。这名检验员这样做的出发点，是想保住300位工人的工作。因为据说工厂经理曾宣称，如果任何一天生产的不良品比率高于10%，他就要关闭工厂并且解雇工人。先不要臆测经理是否确实说过此话或者是否真会如此做，重点是300名工人及检验员都一致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因此，检验员从来不让不良品比例高于10%，她的数据和管制图上的点，全都是凭空捏造而来。这些数字会误导管理层，同时也具体说明了“有恐惧就有错误数字"的道理。
数字化目标难免会导致扭曲和作假，尤其是当管理系统根本无力达到目标的时候，更有此可能。每个人都会设法达成被分配到的配额（目标），但却并不对由此所导致的失误和损失负责。西尔斯公司在1922年陷入衰退，起因就是把过高的目标指派给他们的汽车服务中心。这些代理商虽然设法达成了被指派的目标，但代价却是伤害了顾客以及公司的信誉。戴明认为错误在于管理者设定的目标，而不是在于代理商。管理者其实应该专注于流程的改善，而不是设定数字化目标。
数字化目标是为了追求至高至善，可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对数字化目标的偏执追求反而导致了相反的效果。
例如，有一位杂货店的经理，只容许货品在店内发生1%的损耗。为了做到这一点，当货品送来时，他叫收银员暂停，到店后清点送来的盒数、箱数和内容，以避免任何遗漏的情形，结果使结账的顾客在店内排队苦等。肥肉很便宜，他多买些肥肉掺进肉里，谁会知道？有些顾客就知道。老板故意让那些销路不佳而容易腐坏的水果与属于紧俏货的青菜搭配着出售。他还有其他 55 种花招，可以达成1%的耗损率，而所有这一切花招，对于业务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
还有，某一座核能电厂设定每年跳机的意外不得超过 11 次的目标。如果快要超过目标时，电厂的管理者就会推延维修或者包给外面的公司来维修，让意外记在别人而非自己的账上。
再如，一家货运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聘用廉价但不合格的职员计算运费。结果一位顾客发现许多不寻常的错误，便雇了一位稽核员调查这家货运公司超收运费的金额。依据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的规定，货运公司必须退还任何超收的金额。这家货运公司因此必须聘用一位稽核员来调查档案，清查超收与短收的记录，并不得不将超收的部分全数退回。结果当初省下计算运费的钱，却因收费错误而损失了20倍，算起来损失十分惨重。
生产配额也是数字化目标的一个表现。美国旧金山的一家大银行，规定某位职员必须达成一定配额，每个月贷出 8300 万美元。该职员做到了，但银行也陷入呆账的困扰。应该责备这位职员吗？他的生计完全要依赖每月在生产配额制度下是否能够达规定的配额。有的人能够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他的配额，另外两个小时用来看电影、玩牌、阅读。这些人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游戏规则是数字，而不是品质。在过去竞争不多、品质不重要的时候，这种问题不大。然而，如今，生产配额却成了管理者的一块鸡肋。“弃之不得，食之无味"。要想远离数字配额。还必须从改变追求数字化的理念上下功夫，树立一种新的管理哲学。
看得见的数字固然很重要，例如公司必须支付员工薪资，贷款，缴纳税金，还要提取退休金、临时基金等。但正如戴明所说：“不知道" 而且“无法知道" 的数字，更加重要。如果依赖数字经营公司，则整个公司可能会被数字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所导引，如果这个价值取向是定额的、有效的，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关键在于数字不可能完全代表整个企业的价值取向，即使能代表，异常庞大的数字也会使企业茫然不知所措，最终迷失其价值方向。
（六）沉重的医疗支出
对某些企业而言，企业巨额的医疗开支是它们最大的一笔开支。医疗费用急剧上升，对企业构成了沉重压力，即使企业为员工购买了相关的健康医疗保险，相关的支出还是使企业不堪重负。
（七）产生巨额的法律费用
法律费用过高，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是全世界诉讼最为频繁的国家，一般的企业都长期聘用律师，如果碰到诉讼案件，单是律师费就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二、不可忽视的若干障碍
1.不重视长远规划与转型。
即使已经制定长期计划，它们也常常以“急事先办" 为由，搁置在一旁。高层管理人员的时间，往往被一些琐事所占。开会和处理急事，就可能占掉经理人一大半的时间。而要真正做好管理工作，这些不该是重点。
2.误以为硬件设备齐全就可以解决问题，使企业成功转型。
很多企业都喜欢应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尤其是美国企业。但是，在戴明看来，这些东西并不能替代“品质" 与“生产力" 所造成的问题。技术是硬件，管理是软件，因此技术上的改进必须与管理的改进一起进行，否则，企业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3.盲目模仿成功范例。
一些公司热衷于收集其他公司成功解决问题的范例，试图将其他的方法也运用到自己的操作中来。戴明强调，这种做法有相当大的风险，例子本身学不到东西，必须深入了解其成败原因，才能对企业有所帮助。
4.自认为本公司的问题与众不同。
这种说法经常被拿来当作逃避指责的借口。
5.过度依赖质量管制部门。
质量要靠管理阶层监工、采购经理、生产线员工的共同努力，这些人对质量改进贡献很大。至于质量管制部门掌握的数字只能代表“过去"，他们无法预测“未来"。而有些经理人仍然被数字所迷惑，继续把提升质量的重任交到质量管制部门手里。
6.把责任推到员工头上。
戴明认为，员工只能对15%的问题负责，另外85%应归咎于制度，也就是管理阶层的责任。
7.通过检验求取品质。
凡依赖大量检验保证品质的公司，永远都无法改善品质。通过检验发现问题，不仅为时已晚、不可靠，效果也不显著。
8.虚假行动。
仅仅是草率地灌输统计方法，却没有相应地修正公司的经营哲学，这就是戴明所指的虚假行动之一。另一个近来十分盛行的虚假行动则是“品管圈"。其构想非常吸引人，但是戴明认为，只有在管理高层愿意根据品管圈所提的建议采取行动时，这个品管圈才可能继续发展。如果管理阶层没有参与的兴趣，品管圈就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许多企业中，建立品管圈以及“员工参与团体" 这类组织，只是由于某位高层人员以之作为一种实现一己目的的手段而已。但事实是品管圈根本无法解决管理阶层的问题。
不过，虚假行动可以带来短暂的心安，让人觉得事情有改善的希望。戴明称之为“速食布丁"。
9.电脑设备无人使用。
戴明说，虽然电脑有其重要性，但它也可能成为堆满“永远用不上的资料" 的储藏所。很多企业购买电脑有时只是因为似乎“理应如此"，而未真正计划如何使用。结果，电脑令员工困惑，也对员工构成威胁，这都是公司没有实施适当的训练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