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企业家在30年内，由经济力量微薄的群体发展为资本实力、财富实力雄厚的群体。他们的自我成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对当代中国企业家自我精神发展的总体现象的分析有两个维度：其一是历史维度，企业家的自我与我国“转轨时期”的经济、政治以及历史与文化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其二是逻辑的维度，当代中国企业家自我的发展也是一部精神演变史。从1977年开始，在短短的30年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他们几乎走过了西方企业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因而企业家的精神现象表现为纷杂而快速演变的特点。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长期的贫困，企业家的日常生活物质意识成为企业家创办动力源。一旦他们发财致富，不可遏制地享受财富的基本欲望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意识。但是，今天不少企业家自身的物质意识已经开始向道德意识、人文意识转换，从2005年以来在企业家阶层掀起“国学热”就是很好的证明。由此我们可以说，人文精神绝非是外在于企业家的空洞说教和迂腐之言，而是企业家内在精神超越的必然要求。
第一节时代精神：从抑商主义到改革开放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传统上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重农抑商”是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近代社会虽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二元社会结构下成长出一批现代工商业者，但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他们不得不消失于历史变革的漩涡之中。直到1977年以后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现代意义的企业家才重新发育、成长起来。因此，回顾历史进程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当代中国企业家自我精神发展的诸特征及其演变历史。
一、传统社会工商业群体的依附意识
在西方资本主义之前的传统农业社会中，主要的伦理精神表现为集体主义。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崛起，这种伦理体系分崩离析并产生了近代的个人主义，即个人的特殊利益原则替代了整体主义原则。这种每个人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的社会结构，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核心伦理观是：“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
而改革前的中国，总体上依旧承袭着农业文明的集体主义的伦理形态。传统上，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历代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是“重本轻末”。《大学》里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意思是说，如果大家都去追逐财富的话，人民之间的和睦与团结就会破裂。因此，“均贫富”的道德观始终是中华古代大帝国稳定的根基，相应的，必然产生“抑商主义”的观念，这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排斥商业的意识形态别无二致。在中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只是近代才少许出现。但作为经商或办企业的传统则古已有之。大史学家司马迁对早在两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市井经商繁忙景象做过这样的描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的商业有两类：官办商业和私人商业。先看官办商业。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义，乃公利也。商贾追逐私利是可耻的，而利归国家则是义之所在。因此，传统上中国古代的官办商业常常可以大行其道。包括，一是盐铁专卖；二是官营手工业，其中有宫廷和皇室的贵族用品生产企业和军队装备企业。总体上，官办工业与商品经济关系不大，因为官办企业管理者的自我意识还不是市场经济真正的主体，或者说不是以追逐资本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相反，他们通常是官员或“士”的身份，本质上是以“官本位”为人生之目的。
再看中国私营工商业。在漫长的封建历史进程中，他们不仅受到抑制，还屡次遭受打击。在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商人从来就处于最卑微的社会地位，因而传统私人工商业的私人财产的权利几乎得不到法律和政府的保护，如汉武帝曾诏令商贾拿出一半资产以佐官府，否则就将籍没家产。甚至，连他们想炫耀一下自己财富的虚荣心都要被加以限制，在汉代，国家是禁止商人衣丝乘车的。加之重农观念根深蒂固，所以许多民间工商业者不是亦农亦商，就是设法进入官僚系统，使自我的身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同。总之，在“大一统”封建社会结构下，商人的心理和意识并不安于“商”道，更多地倾向于成为土地所有者或官员。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依附性”意识。即使在今天，当代企业家身上依旧带有浓厚的“依附性”意识。在中国改革初期，许多优秀的企业家中断自己的事业而走向政坛，还有不少企业家不得不设法通过攀附和行贿政府官员办企业，而那些坚持自我独立经商办企业的人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排挤与打压，“孙大午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西欧工商业的发展与此有所不同。作为近代城市前身的中世纪西欧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他们拥有自治权、议会、武装。各国王权不仅不限制他们，反而要依赖他们。因此，西方的企业家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独立精神气质，他们是在与传统的封建势力作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斗争之后才获得了自由的生存空间。到了16世纪，在教会、封建王权和资产阶级三方力量博弈中，封建王权和资产阶级工商业联合起来共同战胜了教会。随后，工商业阶级经过资产阶级大革命又战胜了封建王权统治，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了最终的统治权，从而带领历史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
1840年以来，由于西方工业社会形态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性地位，迫使欧美之外的国家不得不走现代化道路。但中国所走过的现代化历史历程充满了戏剧性。按照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应当登上历史舞台以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和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强大，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无法承担应有的历史使命。加之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强大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崛起等因素的影响，使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社会计划经济体制。跳跃性地跨过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即以政府的力量推动现代化的进程。而原有的工商企业家因政治逻辑而消失，正如《上海的早晨》中的那些企业家的命运。
二、“官本位”：改革开放之前企业家的自我价值观
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企业家的意识形态也同样取决于社会意识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模式的大变革。相应的，在这两种不同的体制下，中国的企业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功能和作用完全不同，其自我意识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一次是在1956年以后，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它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政府官员成为企业的直接领导者，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计划经济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总体上是不成功的。以“官本位”为主体的“国营企业家”的基本的特征是：管理的政治化和行政化。他们的自我更多的是追求行政级别，政治荣耀以及权力带来的额外福利。其精神现象表现为服从意识和升迁意识等。因而，也就缺少作为现代企业家应有的独立精神和进取精神。
第二次是在1977年以后，我们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变革。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迫于计划经济弊端而进行的，其后果导致了商品化、市场化的历史转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对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就曾指出“它还是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运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换言之，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资本的逻辑：资本是带来价值的价值，是商品经济时代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唯一利器。事实证明，我们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基本进入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次的历史转换带来的成就是惊人的，它直接使中国的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得到很大发展，由此引发了世界性的瞩目和好奇。邓小平所说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真实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效。
这次历史转换还意味着，我们在30年时间里匆忙地走过西方几百年现代化的历程。相应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现象的演变总体表现为“脱域”意识与“独立”精神的特征。“脱域”是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个名词，原意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之中，大量的农业人口脱离传统的行业和部门向现代产业部门转移。我们在此借用这个词，意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原来许多其他行业的人员脱离原有的职业领域而向现代企业家转换的过程，并正在逐步独立出来成为职业化阶层。中国改革以前的厂长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性质，从法理上他们是属于行政干部，服从于政府机构的直属领导。而市场经济中所需要的企业家，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职业化的经理人。当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企业家就是从传统的国营企业的厂长、农村乡镇企业中的“农民企业家”和个体经营者中逐步演变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摆脱了原有的生存模式而逐步成为符合现代性特征的企业家，这个过程也就是企业家开始走向独立的过程，他们的身份、地位、职能、责任日益向着现代企业家的规定性靠拢。结果他们的自我意识、观念和心理等精神现象也相应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节当代中国企业家自我的发育与成长
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的特征是什么？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什么地位？马克思在描述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时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了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
马克思对18世纪欧洲市场经济的描述启示我们，市场经济是以个体性、自利性为主体的分散型社会，因而每个人的自我表现为强烈的独立意识。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化，也促使改革开放以后的诞生的企业家自我意识和观念发生相应的变化。笔者认为，企业家精神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
一、自我主体意识的萌芽（1977—1992年）：利益与市场、责任
1977年11月，邓小平首次倡导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运动，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而这一阶段也正是中国企业家自我的主体意识的萌发和初步形成阶段，包括企业家开始有了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利益意识和市场意识等。
在计划经济时期，公共人们的生活方式基本固定在农村的小队、大队、公社中，或城市的单位中，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很小。因此，这种社会结构在实际的功能上与传统的乡村社会大体一致，即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生活水平大致相等，按照既定的风俗、惯例、习俗等相互帮助，共同扶持。因而，改革前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基本上是一个伦理社会。从国家、集体到家庭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观念本质上与传统伦理观念形态极为类似，即反对个体至上的集体主义原则。
随着市场经济启动，个体意识、致富意识等现代主体意识开始萌发。中国早期的经济改革的起点，是以最为直接和简单的如何提高微观经济效率为切入点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城市改革中实行了“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出现了“承包人”、“个体户”等新名词，在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性质的“农民企业家”的称谓。由于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企业家的主体意识也是逐步确立起来的。在这一时期，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性的、职业性概念才开始在社会上被人们所认知，企业家自我的精神特征也开始初步显露。具体地说：
其一是物质利益意识。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进行的。经营者的经营意愿、热情和斗志正是在当时的物质刺激和相关的激励机制下产生的，如国营企业“承包者”更多地追求完成任务之后的物质奖励，诸如奖金等。物质利益同样是“下海”的民营企业家和农民企业家的动力源泉，他们一开始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原有恶劣的生存处境，期望获得更好的物质报酬。因此，利益原则对他们来说是第一位的。例如：
“在温州，13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辍学他成了一个走街穿巷的补鞋匠……六年后这位补鞋匠在一个破屋子里干起作坊式的开关厂。”
其二是责任意识。城市改革中的“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的实行，使原来隶属于国家行政系统的厂长变成了“承包人”的角色，他们开始在生产、人事、奖金等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在农村出现的“农民企业家”，他们一开始就是企业自负盈亏的承担者，比国营企业的经营者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的经营更灵活、更有效的原因。尽管当时的企业家们还没有完全摆脱种种束缚，但是，作为企业家自主经营的特征已经开始显露，因此，他们对经营者的身份意识也有了初步的认同。例如，著名的企业家步鑫生的观念就接近一个职业身份的企业家的责任意识：
“他从三年前当上厂长后，就开始在厂里按自己的想法搞改革，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克扣工资，甚至还开除了两个人……。”
其三是企业家的市场意识。随着“双轨制”逐步向单一的市场经济转轨，国营企业家追求企业发展从完全依赖政府，不得不逐步学会到市场中寻求企业的发展空间。“农民企业家”、个体经营者则一开始就是在市场中找生存空间，甚至他们早期的市场行为还往往被指责为“投机倒把”。在这一时期，社会上掀起“下海热”的经商浪潮。他们作为最初与市场经济相接触的不成熟的企业家初次登上历史舞台，例如20世纪80年代著名企业家牟其中的故事。
二、自我主体意识的成长（1992—2000年）：尊严与独立，产权与资本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姓资姓社”的争论基本被终止，中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一方面他们在80年代形成的原有各种现代企业家的意识被强化，如市场竞争意识等；另一方面，他们的主体性，包括作为企业家应有的尊严意识、独立意识、产权意识、资本意识、财富意识等获得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一是尊严意识与独立意识。首先是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开放，政府及其政策对经商持有积极鼓励的态度，使企业家原有的政治、舆论、社会歧视等外在的精神压力大大减少，同时社会也开始承认企业家在推动经济改革和经济进步中的作用。在令人激荡的90年代，企业家也成为社会普遍向往的职业。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社会再次掀起“下海热”的经商浪潮。毫不夸张地说，企业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尊重。因此，企业家的自尊意识大增，企业家摆脱了传统文化的“奸商”、“贱商”的心理负担，开始意识并积极肯定自我在社会繁荣和进步中的作用。因此，90年代企业家敢于在社会大舞台彰显自己的身份、财富和个性。
同时，西方外来的异质文化迅速改变了原先固有的保守意识和观念，它对积淀在企业家身上的小农意识的冲击较大，使他们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如今他们更重视在企业管理层面上实现自我，而不再是迷恋“官本位”的旧传统。经过改革初期的熏陶，原来的国营企业家们的主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强烈要求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希望获得经营自主权。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强烈的独立意识，希望摆脱附庸的角色。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改造和全社会对企业公司制度的规范，使企业家的身份逐步地从原有的国家干部、农民或其他职业身份中独立出来。中国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开始已见雏形，终于开启属于自己的历史航程。因此，原有众多性质或称呼的企业现在只剩下三类———国企、民企和外企。
二是产权意识和资本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集体主义的意识观念和体制下，大部分企业家已经开始重视对自身的物质奖励，但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物质利益观念水平上，诸如奖金、奖励等有限的范围内。80年代是以“万元户”为荣，而在90年代，人们的观念已不止于有限的现金数额为尺度，更多的是关注产权和资本。在现代社会里，资本已经不仅仅表现为物质形态，诸如生产资料、现金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权利或产权。所谓的产权，简单地说就是财产权利，包括物权（所有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进入到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开始了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这为企业家自身资本积累提供了制度条件。相应的，对财富的追求转化为对资本的追求，因为资本是企业家经营的前提条件，没有资本积累就谈不上什么财富的积累。随着股份公司制的建立，各地开始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新办法，年薪制、股票、期权等一系列以不同形式的报酬激励机制相应出台。对于转制的中小企业而言，企业家可以通过对原有企业的股份收购，获得对未来财富收益的权利。当然，即使到今天，诸多制度改革尚不到位，如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等，但是企业家的产权意识和资本意识无疑是已经建立起来。
三、自我主体意识的新发展（2000—）：理性化、全球化、创新精神与人文精神
应当说，在近20多年的改革中，我国企业家自我精神发展的主流表现为积极、向上、自信、果敢的健康状态。企业家在历史的洪流中不知不觉地重塑了自我，理性精神、全球化意识、创新精神和人文精神正在成为企业家自我的新内涵。
这是因为，其一经过近30多年的改革，当代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从非理性的思维习惯转向理性经营决策。其主要原因是客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企业家意识也必然同步发展。具体地说：
其一，当代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环境与2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初期，企业家更多的是依靠种种非理性的投机冒险来赚取利润。但是在1997年之后，我国的市场经济由传统的短缺经济向供求均衡的市场经济转向，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生产供给过剩决定了国内外市场不可能再给企业家更多盈利空间。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依靠以往决策的随意性注定是要失败的。特别是2000年之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在客观上促使企业家市场经济的理性成长。今天如果企业家不能够合理安排企业内部组合制结构，不能科学预测市场前景，不能精密计算投资的后果，是注定要失败的。另外，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从无序的非理性市场朝着完善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迈进。当代中国企业的结构已经复杂化，特别是股份制企业，这使企业家的决策受制于董事会。同时，由于企业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企业家的决策必须依赖技术专家的支持。改革至今，随着法制建设逐步完善，各种社会机制开始健全，大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法、公司法、会计法等一系列法律出台，促使企业家的行为规范必须接受社会规则的约束。这就决定了企业家必须遵守理性化的市场规则，否则将受到外部性的制裁。以往企业家为了发展企业，可以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不给予重视，但在今天都会受到社会的严肃制约。此外，市场经济的特点必然导致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随着个人利益主体的确立和市场观念的提高，与“大锅饭”时代相比，人们的利益意识不但明确化，而且市场化、产权化和法制化。投资人、职业经理、劳动者、消费者和其他相关利益者，在牟取自身的利益的时候都是要经过精细计算和讨价还价，最终形成在市场中各个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因此，以往企业家贷款不还、欺诈消费者的利益的行为等日益遭到受害当事人的抵制和法律的制裁。在各方利益主体博弈均衡的条件下，企业家不得不用理性决定企业的各项事务。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几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要在中国完全生根，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何从传统农业文明的人文意识的思维框架下，走向现代经济理性意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其二，当代中国企业家全球意识不断增强。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入世”和经济改革的深化，企业面临的市场化程度、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竞争程度也越来越激烈。在外部形势的压力下，促使绝大多数企业家全球意识的成长。全球意识迅速改变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的观念。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企业家必须面对全新的国际规则，必须面对全球性的竞争，必须面对各种异质性的外来文化冲击等。在加入WTO之后，为了实现在国际上获得竞争优势，促使企业家在职业、市场、管理、资本、产权等观念与全新的外来国际规则接轨，促使中国的企业家必须面对全球化环境的挑战。一篇题为《汇率风险副作用渐现 江苏纺织企业面临倒闭潮》的报道说明了全球化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2008年，纺织业所面临的困境是整个中国制造业所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内有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和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外有美元贬值和原材料成本上升以及越南等国家加入到低价格和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中，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处境可谓内外交困。
其三，企业家的创新意识日益增强，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方面。必须承认，我们这些年的GDP的增长，主要依赖投资的高速增长。2002年，投资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2倍还多，绝大多数投资都投到基础设施和新建扩建生产能力上去了，结果，总的数量扩大了而质量没有提高。这些年，外资的流入规模越来越大。外资在中国的生产从汽车、电子产品到服装、拖鞋，几乎分布在各行各业。现在中国的贸易已经占到中国GDP的50%，而其中的大部分贡献实际上来自于外资企业的贡献。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体上还没有“起飞”？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还没有建立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少数拥有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其核心竞争力水平也不高。据报道，如果和世界500强企业比较，世界500强企业的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是我国民营企业500家的5.5倍左右。在中国，即使像海尔、联想、希望这样的企业也是少之又少。另外，我国企业平均寿命普遍较低，少数有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往往会陷入生命周期短的怪圈，短时期大红大紫，出足了风头，然而多半不能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只有那些具备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才可能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困境冲出重围。在《汇率风险副作用渐现 江苏纺织企业面临倒闭潮》的报道中还说：
然而，也有一些公司却冲破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不但利润没有下滑，企业的竞争力反而大幅提升。那些不注重技术研发、一门心思拼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公司最终被残酷的市场吞噬，而另一些公司起死回生的秘密就是加强技术研发、提高高附加值的产品比例，积极参与产业链上游的竞争。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一方面确实使很多制造企业压力重重；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次从产品、技术、品牌到视野、观念各方面更新换代的机会。要知道全球化需要的不仅仅是价廉，更需要质优。只有提升了我们产品和品牌，我们才可以在全球化中赢得利润和尊敬。
最后，企业家的人文意识初露端倪。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沉浸于资本、财富等外部物质之中，而无暇顾及内心的精神生活。但是，随着物质丰裕程度的提高，今天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的追求开始回复和关注自身的内心精神生活。2006年在企业家中流行的“国学热”则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我以为这是当代中国企业家开始走向人文精神的征兆。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不仅是一般的人文精神的养料，还是符合企业家自我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表明企业家开始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得益和为了这些利益所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使许多较优秀的人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
四、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类型分类
在短短的30年中，中国的企业家几乎走过了西方三百年的历史，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因而导致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观念还有相当大的差别，如山西2006年爆发出的“黑煤窑”事件，说明其经济发展还处于原始积累时期。而温州企业家早在20世纪末期就已经跨越的原始资本积累的“造假”时代。但在总体上，追求道德完善是当前企业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诸如社会责任意识、信用意识等。当前，在企业家群体中掀起的“国学热”表明，企业家的精神正孕育着新的成长方向，即人文精神。笔者以为，它将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流方向。
按照精神发展的程度划分，当代中国企业家的自我意识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物质欲望型”企业家自我的主体意识沉迷于物质欲望的诉求。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所要经历的最初的精神现象之一。欲望意识无疑是企业家的动力源泉，但是也可能引发企业家身心乃至生命的毁灭，今天所出现的那些极端的精神现象，诸如心理疾病、自杀等大都与此相关。
“道德理性型”企业家。这是绝大部分企业家的精神现象特征。他们既有经营理性又有社会理性。温州商人群体从早期的“造假”到后来开始把信用作为经营原则就是典型的例子。也就是，在追求资本、财富的道路上，能够把满足自我的需要与满足社会需要统一起来。
“人文关怀型”的企业家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他们自身的精神境界已经达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境界，即在精神上不仅与自我相统一，还和他人、社会、宇宙相统一。从而使自身的生命获得了完整的发展，诸如孙大午等企业家。
第三节英雄主义：企业家的个性特征
自我是主体，是欲望的伸张。一个有强大自我的人就会具备更多的英雄主义气质。人类之所以赞美英雄主义，因为不论成败，英雄们总是在困境中表现出以绝对必胜的信念突破重重阻力，实现自我的人生气概。我们必须承认，企业家英雄是改革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现象，早期的周冠五、袁庚、！鑫生……后来的张瑞敏、倪润峰、柳传志、鲁冠球、刘永好和吴仁宝……今天的网络英雄马云、马化腾、陈天桥……企业家英雄主义的核心体现在自我意识与资本和财富的关系中：资本和财富越多，自我就越伟大。
但是，英雄比常人可能会有更多的悲剧色彩。因为，强大的自我与现实之间充满了对立与冲突。在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许多企业家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一、英雄主义：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企业家是那些愿意把变革视为机遇，并努力开拓的人。近三十年来，企业家群体所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改革、机遇、开拓等。如果我们以此为视角观察当代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世界的话，英雄主义则是他们共有的精神特质。即他们的意识、观念始终表现为一种超越常人的自我扩张精神。无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中国企业家一直是在非规范的市场中成长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资金等方面毫无优势的条件下，中国的企业实现了高速增长，就是与他们的个性———英雄主义精神气质息息相关。
第一代企业家（1977—1990年）是改革初期的改革英雄。首先，他们表现出超常的冒险精神、叛逆精神和执著精神。改革意味着打破旧的陈规陋习，这需要勇敢的叛逆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变革初期，这种精神在一些国有企业家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和突出。吴晓波所著《激荡三十年》中对此有过许多描述。比如周冠五、袁庚、！鑫生等，他们都代表反对传统的平均主义制度和伦理观念的时代英雄。有人这样描写生就一身英雄气质的周冠五：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声音洪亮，喜欢一头光亮的大背头，喜好做惊人之事。为了争取首钢的经营自主权，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指明利害关系。相比而言，！鑫生是一个裁缝出身的身材矮小企业家。但此人脾气暴烈，小错不断。他自从成为海盐服装厂的厂长之后，就决心改革国有企业“大锅饭”体制。首次提出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励政策，导致了老职工意见很大。他还公然开除了厂工会主席……因而从一开始就成为有争议的改革人物。
另外是企业家的执著精神。许多人并不是天生的企业家，仅仅是因为自己意识到市场重要性而投身企业活动之中。中科院的核聚变专家陈春先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本身是著名的科学家，本可以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是，美国的“硅谷”启示他，认为只有科学技术转化为市场效率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出路。正是他的执著精神带动了中关村的启动。尽管作为一个经营者，他是一个失败的人。这位曾经有希望成为大科学家的人，作为中关村一条街最早的科技创业人员之一，晚年生活在落寞平凡的世界里，但是，他认为每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自己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执著精神几乎是民营企业家的共性特质，并且往往和他们的冒险精神融为一体。冒险精神在早期的市场经营活动中表现尤为明显。牟其中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自小就有非凡的理想，曾在年轻的时候写下“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的豪言壮语。据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的记载：
“这年初，他发现由上海工厂生产的555牌座钟在市场上很好销，大凡结婚的青年人都会添置一个，他当即找到重庆一家半停产的军工企业，请他们仿制1万个555牌座钟，每个25元。然后赶到上海……这样一倒手，他赚了足足7万元。”
在后来的市场经营中，他通过“罐头换飞机”的“空手道理论”手法，在没有足够的自有资本的前提下，赢得高额利益回报。牟其中个性式的成功与整个时代所提供的机遇相吻合。因为计划经济留下大量的积压物资，而转轨时期人们还不熟悉市场经济，因而具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无疑是那个时代的财富英雄。
第二代企业家（1990—1997年）是改革中期的实业家英雄。16~17世纪的西方开始从重商主义转向现代工业革命，相应的，企业家的意识也从商业转向实业。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带领中国逐步走出短缺经济的困境之后，中国企业家的主战场也开始从市场的商业活动转向实业报国的创业历程。当时的中国企业家提出的“产业报国”的口号与斯密《国富论》中提出的劳动、技术、分工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丰裕的思想极为接近。
其中，张瑞敏、倪润峰等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家，柳传志、鲁冠球、刘永好和吴仁宝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成为20世纪整个90年代的企业家的代表。海尔集团在引进日本的生产线的同时，依靠敏锐的目光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如适合小型家用的“神童”洗衣机等。随后又把企业发展战略逐步开始转向海外。柳传志开始从国外电脑代理商的角色开始自主生产微机卡板。倪润峰研制出第一台“立式遥控机型”的电视……这一代企业家在整个90年代就是不断地通过产品开发并与市场对接，开始扩张自己的产业帝国。并且逐步树立品牌意识。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开始逐步建立，第一批从事资本操作的企业家也破土诞生了。当时国有企业陷入困境，需要通过产权改革来完成经营机制的转换。其中，企业家仰融是最早的一位参与者，他并非是汽车专家，但是通过资本运作而成为汽车厂家的管理者。据称：沈阳金杯汽车制造厂实行股份制改革，开始发行股票，但响应者寥寥无几。1991年，仰融以1200万美元购买其40%的股份，而后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操作，将股份扩大为51%，成为公司的股东。1992年成功地在纽约上市，为企业募集到7200万美元。与此类似的还有，杭州的“娃哈哈”的宗庆后作为一家校办厂的老总，跨所有制兼并了国有企业，实现了资产优化重组。
到1996年前后，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方针，“三九”集团的赵先新敏锐地意识到企业快速扩张的机会来到了。他开始了大举并购，扩张企业发展底盘的资本运作。从1996年，三九集团迅速扩张为全国最大的中医药企业。先后并购了140家地方企业，总资产达到86亿元人民币。形成包括医药、汽车等八大行业的巨型集团。
第三代企业家是2000年以后的创新英雄。随着网络行业的兴起，新世纪出现了一些创新型的企业家英雄。如马云、马化腾和陈天桥等。关于马云，我们看一则消息：
今天，马先生之所以像摇滚明星一样受人崇拜，是由于他使成千上万的同胞自己做老板、创业并赚钱。当老板并赚钱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梦想，阿里巴巴（alibaba）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上（B2B）交易市场，是亚洲最受欢迎的在线拍卖网站。此外，由于成功收购了雅虎中国（Yahoo！China），阿里巴巴已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网站调查中排名第12位，也使阿里巴巴成为有资格挑战Google、eBay、Yahoo！和Amazon等全球精英网站的为数不多的网站之一。
数据显示，2006年前三季度，在20余家互联网上市企业中，有一半以上的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50%。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达到46%、持平和21.7%。以各单项业务模式见长的互联网企业表现出了更强的盈利能力。百度作为国内搜索市场中份额最大的企业，净利润同比增加了902%，网络游戏翘楚盛大净利润增加58.1%……
企业家为什么要创新？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必然导致企业的利润趋向于零，因而那些自身条件较差的企业就很可能被淘汰。只有通过创新，发明新工艺、研制产品或改革管理模式，才可能在竞争中赢得先机。缺少创新是当代中国企业发展的巨大“瓶颈”，因此郎咸平2007年在宁波论坛上说：
中国进入了一个产业链战争时代，不但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战，还面临一个独一无二产业链的战争。中国企业为什么会这么困难？难道是在座各位企业家你们不用功、不努力吗？还是不够节俭呢？都不是。因为知道进入了一个产业链战争，在这个战争之下，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比如说劳动成本的优势将荡然无存。什么叫产业链的战争，我们以浙江所生产的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出厂价是1美元，到美国沃尔玛就是9.9美元，请问各位，10美元的零售价减1美元出厂价，中间这9美元是怎么创造的？他的创造过程就是大物流的概念，包括以下六大块：
第一产品设计，第二原料采购，第三仓储运输，第四订单处理，第五批发经营，第六终端零售。这六大块创造了9美元的价值，而我们制造创造了1美元的价值。而制造业知道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剥削劳动，创造1美元的价值；而那六大块，不破坏环境，不剥削劳动创造9美元的价值。中国企业家辛辛苦苦创造1万元的产值，同时替美国创造9万元产值，你们辛辛苦苦创造100万元的产值，同时替美国创造900万美元的价值。因此，中国经济越成长，美国越富裕，你们是在为人做嫁衣，替人打工，还不知道，还说是制造业大国，可怜呀，这个国家！这就是产业链分工，在这个分工下，中国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我们就为美国创造9倍的产值，中国经济对美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中国越成长，美国越富裕。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分工的不同。
由此可见，技术、组织创新意识是当代中国企业家自我发展的新方向。这也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市场成熟之后，企业家外在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少的必然结果。在全世界500强里面大部分都是制造业与银行业，比如说通用电气、微软、花旗银行等，而当前中国一半的富豪都是搞地产的。这说明我们的观念大大落后了。
总之，随着改革时代的不断进步，企业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不同，但是其英雄主义的精神气质没有改变。我们将其列为表5-1：
二、主客体分裂：企业家自我的悲剧
英雄气质就是不甘于平庸的精神，因而生活在现实与超越现实之间，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当主客观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悲剧就可能会发生。对于企业家英雄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首先是个性的悲剧。而我们观察许多民营企业家时同样发现了他们个性特征往往被描写得与众不同：禹作敏神情孤傲、倪润峰作风强悍，牟其中恃才傲物、仰融桀骜不驯……其中，许多人都有军人生涯的背景，如周冠五、袁庚和汪海等，似乎印证了英雄与企业家形象的某些潜在的联系。
马胜利作为第一个“承包制”的典范，如果安于现状而不是梦想实现建立100家造纸企业集团的话，也许不会落得默默无闻的下场。甚至当他做包子生意很红火的时候，还是渴望在造纸业出山，但终无结果。这就是英雄主义的个性，吴小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记载了企业家马胜利的心路历程：
我生来爱出风头，干点事，所以一生就好像在走钢丝，遇到的困难和风波很多，酸甜苦辣，大起大落，困难总是一个接着一个。
其次是企业家观念、意识落后的悲剧。但是，在财富道路上，牟其中过于深信“空手道理论”，终使自己覆没于自我膨胀的毁灭之中。实际上，他的“空手道理论”在市场经济初期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的，毕竟各个行业尚未跳出计划垄断的状态而不能和市场接轨。时代需要有牟其中这类英雄的人来盘活市场。但是一味地依赖于空手操作，而忘记今天还是一个技术时代的特质，企业终将不可能因此而长久地维持下去，后来的赵先新、顾雏军先后都是犯了相同的错误。
再其次是市场制度落后的悲剧。在企业家自我成长过程中，企业家的主体精神的发育始终受到制度变革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一些企业家英雄们决意和落后的制度斗争到底。孙大午就是如此：
企业家孙大午靠承包荒地养猪养鸡起家。他的理想是建一个人人富裕的大午城，因此投资了很多不挣钱的公益事业，如修路、建图书馆医院和学校，这些近乎免费的公益事业使当地的农民大受其益，同时，在就业上也让6000多农民有了活儿可干，可是，孙大午除了让国家受益农民受益外，并没有让围着他转的一群当官的受益。在“七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的时代，孙大午如此做，无异于大逆不道，各种刁难可谓层出不穷。因此，孙大午前后18次到银行却1分钱也贷不出来，没有办法，孙大午转而向身边的农民借钱，但被扣上了一顶“非法集资”的帽子，连没有抓人权力的银行都能把他先抓起来，送到监狱中。孙大午被关了半年，在全国有识之士的声援下，勉强判决孙大午“判三缓四”，把他放了出来。
三、欲望与毁灭：企业家的另类悲剧
无疑，欲望是推动企业家成功的发动机。一个缺乏对成功渴求的企业家注定是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欲望成就了企业家，同时也摧毁了一些意志不坚定、过度自我膨胀的企业家。
如果说，企业家因为欲望而导致商业上的失败还是可以理解与宽容的。但是，也有少数企业家沉湎于灯红酒绿的生活而不能自拔，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缘何如此？因为这些人的自我对世界的认知仅仅局限于最初的自我的原始欲望意识之内，精神的成长始终未能超越第一阶段的限度。他们无视世界的客观性，更认识不到自我的真实自由。笔者对此类企业家称之为“物质欲望型”企业家。许多例子都可以说明这类企业家的心路历程。
第四节女企业家自我的冲突
黑格尔说，自然是精神的前提。因而，性别的差距也必然导致自我的差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我们专门论述当代中国女企业家自我的种种特征。
当代中国女企业家在“转轨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出了超乎想象的贡献。具体地说，一是女企业家人数迅速成增多，目前已占到全部企业家总数的20%左右，且营利能力强，2000年女企业家经营的企业亏损面仅为2%，2000年女企业家经营的企业利润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占14%。二是社会贡献大。女企业家经营的企业1000万元以上的纳税大户约占6%，纳税在10万元以下的占53%。这充分说明女企业家在合法经营企业的同时，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在不断提高。三是从事行业分布广，中国女企业家所经营管理的个体和私营企业占41%，国有企业和集体与股份制企业各占28%，特别是在第三产业到45%左右。四是她们的成长途径多种多样：一部分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通过体制改革获得股权和期权；一部分是通过学习某种技术或积累少量资金由个人创业发展成为企业家，如外企或从国外留学归国后掌握了某些技术或管理经验后开创事业；还有下岗后主动踏上创业之路的女性。
女企业家在今天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存在表明，她们正在突破传统的家庭主妇的角色开始步入社会生活，从而找到新的自我。她们的精神现象主要表现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还遇到诸多的精神困境，突出的表现为家庭与事业冲突导致的心理困境。
一、传统女性意识：爱情、婚姻和家庭
认识女企业家，首先要认识女性意识。女性意识既可以指女性因性别而产生的普遍的自我意识，也可以指在一个社会中流行的女性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变迁，现代的女性意识大大超越了传统的观念，这是现代女企业家成长的精神动力之源。
传统社会女性的自我意识注意集中在爱情、婚姻和子女的视阈之内。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下卷中，专门讨论了在传统伦理社会中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精神现象差异，并分别对此称之为“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人的规律主要是指国家、社会行动的法则，通常是男性自我活动的世界或对象。而支配家庭的法则来源于共同的祖先，所以是神的规律。因而在黑格尔看来，男人的主体意识是社会化的，所以是符合人的规律；而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家庭，所以符合神的规律。
这是因为，在传统的社会分工制度下，男性主要通过参与社会劳动以获得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经济资源，所以男性的主体意识是以社会生活为对象，他们把所获得权力、地位、金钱、荣誉等社会性内容看成自我主体活动的成果。而女性是以生育本能的自然力参与社会分工劳动的。因此，女性的自我意识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对象，而生出的后代则是她们的劳动产品。因此，家庭就成为女性实现自我创造生命的场所。由此必然产生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精神现象：爱的意识、婚姻意识和子女意识，这三个现象共同构成家庭意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此做过精彩的描述。
首先看爱的意识。家庭以爱为基本的单位，体现着自然的和谐。爱是精神对自身同一的感觉，即心灵和肉体的统一。女性的这种感觉只能从他人身上找到。因为孤单的个人是残缺不全的，她必须获得他人对自己的承认。所以爱的第一个环节是停止孤立独身的生活方式；第二个环节是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就是在另一位男性身上找到自我。唯有如此，女性才能获得生命的完满形态。爱的结果就是家庭的出现。黑格尔说，家庭意识是以爱为规定的伦理精神。首先是自然生活的环节，这种自然性的统一在婚姻中转变为精神性统一的灵魂。因此，婚姻不同于简单的性关系，或者是互相利用的契约形式以及偶发性的爱欲，而是具有神圣的性质。其次是在婚姻中，家庭财产作为家庭的共同财富，是两性之间及其子女的共同利益的所有物。这些条件确保了女性自我的本性，即生存、爱、生育和抚育子女的天性获得充分的发展。子女是夫妻双方之间的爱的统一体现。父母在子女身上找到他们自我的影子。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女性的地位不可替代。从自然性角度说，她们是生育、哺育、抚育和教育子女的主体。
二、独立与自主：现代社会女性意识
要了解女性的现代意识，首先应当认识传统社会的女性意识。我们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例。封建社会意识把男性、女性角色定位为如下关系：男与女、父与母、乾与坤、天与地、日与月、阳与阴、外与内、动与静、攻与守、刚与柔、强与弱。在这么一副男女关系的对应图式中，中国传统女性的标准形象跃然纸上。女性天生就应柔弱，女人的价值就体现在围绕着社会主角的男人旋转，女性的社会角色，就是贤妻良母。总之，女性在社会之中处于服用的地位。于是，女性的社会观被男性社会规定为“贞节观”、“贤内助”观、“相夫教子”观、“男女授受不亲”观、“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
这类女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是，自觉承认自我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绝对边缘化的地位。传统的女性远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根本没有参与这些活动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定位决定了女性没有必要接受创造社会财富的知识性教育，所接受的仅仅局限于养育、习俗、伦理等家政性教育。在事实上的买卖婚姻中，女性个人的幸福是得不到保障的，没有个人独立的人格和自由，婚姻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财产的多寡。在这样的社会生存环境中，女性的主体意识被严重压抑。传统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女性及其意识被固定化的模式是大致一样的。男权意识抑制女性主体意识的发育，使她们永久地成为内在性的闺房者，由此放弃了自我的设计与超越。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女权领袖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1908.01.09-1986.04.14）说：“并不是在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也就是，在男权意识形态的历史建构中，女性被确定为他者、次要者和客体而没有自我的主体价值。
但是，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市场、民主政治等现代性的因素出现，女性解放成为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女性意识被几千年的男权社会固定化的模式开始被打破，由此，女性意识从觉醒、发展到自我主体的确立。女性的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女性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体，即自我同样可以在传统男性所统治的社会生活领域有所作为。女性同样具有人的普遍共性，因而要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自觉地构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二是认识到女性的自身特质，塑造与自身生理、心理相协调的真正的女性气质，能够认识并自觉地承担平衡自我的各种角色；三是能够正确地认识男性并与男性和谐共处与发展。因此，今天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将“人”的普遍性和女性自我的特殊性统一起来的现代意识，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
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解放运动始终持续不断。毛泽东的“妇女是半边天”的理论，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女性意识有了本质性的改观。核心表现为：从不平等意识扩展为平等意识、从依附性意识扩展为独立性意识、从自在意识发展为自我的创造意识。当代中国女企业家群体的迅速崛起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大氛围的条件下发育、成长和壮大的。
三、当代中国女企业家群体的新观念
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女企业家迅速崛起，主要与她们主体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他们的自我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独立的创业意识。由于传统男权观念的影响，45%的当代中国女企业家主要通过自己筹资的方式开创自己的事业，她们在个体和民营企业中占到55%，超过了男性比例，其独立意识可见一斑。据调查，从我国目前女企业家领导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看，最多的是个体和私营企业。这可能是因为在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中，男女同等条件的情况下，性别决定了男性企业家更具竞争优势。在相同的条件下，晋升的往往是男性，在这种状况下，一些争强好胜的女能人当然不愿放弃自我，于是她们选择了自立门户，创办自己的企业，以证明自我的价值。虽然创业女性在创业人数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成功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但与男性创业相比，她们要承受更多的艰辛。如在对外公关方面，许多创业女性颇感为难。
二是社会奉献意识。谋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人才效益成为创业女性们的共同期望。其中，热爱公益、服务社会在这些创业女性企业家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据调查统计，她们中的95%以上是扶贫帮困活动的慷慨解囊者，是贫困儿童的社会妈妈；90%以上的调查对象在企业招收了5~40名不等的下岗失业女性，为推进再就业工作分忧解难。常熟市梦兰集团董事长钱月宝先后结对63个全国各地的贫困儿童，市妇联下属女企业家联谊会每名会员均结对2名以上贫困儿童。
三是女性的自我认同意识。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外在地表现为她们对同类的认同感。2000年，60%以上的女企业家经营的企业主动招聘了50%以上的女性，为与自身同类的妇女就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四、性别意识特征与女企业家的经营优势
男人是强势社会群体，女性是弱势社会群体。男人天生是哲学家，思考世界及其本质及其特征；而女人天生是艺术家，富于情感及想象力。因此柔弱是女企业家生命的身体与心理特征，但是，当代中国女企业家将其弱势化作经营优势。
一是女性的信用意识优于男性。我国有一项相关调查显示，占中国企业家总数不到20%的女企业家所掌管的企业有98%处于赢利状态，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据业内人士分析，女性整体的信用水平高于男性，女性内在的信任特质无疑会在经济活动中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因而能够在企业经营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二是女性的人性管理意识优于男性。人性化管理是女性企业家的重要特点，在企业经营方面，无论男女企业家，都很重视信息进行分析，但两者在真正决策管理时却显示出差异：男性企业家偏重于强调合理性，女性则力求既合理又合情；在领导风格上，男性更偏向独立和竞争，而女性具有爱妻慈母般的胸怀，强调合作与协商。国内外都有许多针对女性管理者成功经验的研究，一般认为，女企业家能用女性的细腻和爱心经营企业，使企业更富人情味，她们较为注重情感交流，具体表现在他们都很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问题，除节假日走访慰问外，还从职工的生日、生病看望、吃年夜饭等细节上加以关心，并经常和职工谈心。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认真的气质以及伟大的母爱精神，成为他们经营管理的特殊财富。人们普遍觉得女性冒险精神欠佳，但这一弱点却让女性的步伐比男性稳健而有序，女性很多时候成为务实、量力而行的代名词，减少了好高骛远、好大喜功所造成的被动局面。
三是女性协调意识优于男性。女性一般能够注重企业的长期效益与发展，不为暂时的局部困难所畏惧，不为暂时的局部利益而心动，对待既定的目标具有专一性。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轻易冲动办事。不挥霍浪费。女士领导的企业中很少见到大吃大喝的现象，而男性领导的企业却经常会出现“醉生梦死”的场面，这一鲜明对比说明勤俭持家的女性精神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与容易独断专行的一个人说了算的某些男性企业家相比，她们更能使领导班子成员团结协作、步调一致。
五、自我的冲突：女企业家的苦恼意识
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各种局部调查数据，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整体上尚处于唤醒期和成长期。只有主体意识处于相对成熟期的知识女性能够做到自我认可、自我平衡。在这一群体中，知识女性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特质特征与社会位置，并追求自己作为“人”的独立发展。她们在商界上努力拼搏的同时，还成功地担负起母亲、妻子的角色。她们趋于成熟的主体意识使自己建立起一种平衡的心理素质，从而能够客观、冷静、理性对待双重角色的冲突与困惑，放下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带给她们心灵的负载，充满着女性的平静安详、责任、爱心与潇洒自信。
但这不是每一个女企业家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女企业家强烈的自我社会意识无疑是对男性的挑战，使她们的丈夫备感压抑和不安。结果导致今天许多优秀的女企业家在事业和家庭冲突中无所适从，因而女企业家不断被自我的苦恼意识所折磨。如重庆一位因失去家庭而心灵破碎的女企业在大年三十，怀抱孩子坠楼自尽。此外，当代中国大部分女企业家为财富、为资本致使自己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下面的报道“七成以上有较严重心理问题，近四成处亚健康状态”带有普遍性：
“中国女企业家健康遭遇红灯”。“刚德装潢”杯第三届上海财富女性论坛上，刚德公司当家人陈丽娟的一席话引起与会女企业家的共鸣。“才”“财”兼备的女老板们坦言：体力不支、精神疲劳已成为女企业家的最大杀手。知名企业女老总谢丽君、赵小蝶及周珏珉等一同呼吁女企业家要善待自己，金色财富与绿色财富应同步增长。
一组调查数据证实了陈丽娟的说法：七成以上的女企业家有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38.1%的女企业家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19%的女企业家承受着再婚、离异或分居的困扰，81%的女企业家从未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与此同时，81%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需要心理医生的指导。
随着中国妇女社会、经济、政治和家庭地位的巨大变化，一个中国女企业家群体已经出现：平均年龄46.5岁，大多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经营的企业比男企业家更容易盈利；比男企业家更自信。
但是，女企业家的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财富》（中文版）曾作了一项专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四成高级经理人心理健康水平不高。其中女性高级经理人的身心健康水平明显低于男性高级经理人。一项由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完成的《中国女企业家基本情况调查》表明，女企业家日均工作17小时，80%以上的女企业家睡眠时间在7小时以下，超过44%的女企业家没有娱乐和锻炼时间。
我们借用前面所说的“深渊”与“寓所”的关系来比喻女企业家的内在冲突。“深渊”是女性企业家的职场世界。在现代社会，一个没有自己事业的人就没有完整的自我。不愁吃喝，但无所事事，人生就会感到乏味无聊。这是现代女性的普遍的心理感受。但女性有了事业，每天就必须面对日常无穷无尽的现实问题，资金、销售、资本等，她们常常为此烦恼、疲惫和厌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深渊”。但是，正是在“深渊”中的奋力拼搏，女企业家才可能使她们的社会性的主体意识得到满足，也就是她们的才干、品德等自我意识获得社会确认和认同。然而这仅仅是心灵的一部分还不是归宿。我们把心灵归宿看做是“寓所”，没有这个“寓所”，人就失去了生命的安全感和意义感。对于女性来说尤其是如此。家庭既是女性安身立命的场所，又是精神的依托的一部分。因为家庭是女性得到爱、婚姻和子女的“寓所”，否则她们的精神也就无家可归。这也是为什么女性的家庭意识通常比男性更为强烈的根源。
如何处理好“深渊”与“寓所”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女企业家的一个矛盾性的问题。今天许多企业家的母性意识被强烈的社会意识所遮蔽。女企业家把社会成就看成是自我的一部分，无疑表明她们在精神上从男权压迫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上、人格上获得自主性，促进了她们生命的自由、健康和发展。这就是当代女性应有的超越意识。但是，女权意识在全球风靡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女权主义本身又有过多的复制男权意识的痕迹。她们不仅仅期待像男人一样成功，还模仿男性的生活方式，诸如吸烟、饮酒等，似乎在显示自我的独立性。而在她们突破传统女性的生活禁区之时，实际上也就丧失了一部分“自我”。女性作为宇宙生命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生育本能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而没有爱情、婚姻和家庭，这个主体意愿就很难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女企业家就要懂得“深渊”与“寓所”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想做到这一点，企业家又必须超越欲望、资本、财富对自我的侵蚀，做到即追求资本、财富，又超越资本、财富的限制。使自身的生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自在状态，人才能够体验到美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