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思辨能力，是指人对现存事物敢于和善于提出疑问，并能对传统理念进行辩争的能力。有了质疑思辨能力，才有可能进行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等创新活动。因此，质疑思辨能力，也是创新思维的基本能力。学问，顾名思义，有学有问。如果只有学，而没有问，就很难有自己的真学问。古人曰，于无疑处有疑方为进矣。小疑小进，大疑则大进矣。换言之，如果人们对原有的事物没有任何疑问，整个人类世界也就停滞不前了。
在天体科学的发展中，如果对地球中心说没有疑问，就不会有新的太阳中心说；如果没有对太阳中心说的疑问，也就不会有宇宙无中心说的理论创新；在各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如果没有对原有科学技术的质疑，就不可能有新技术的出现，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平均5年左右的更新周期；在各类工业品的生产中，如果没有对原有产品的质疑，就不可能有产品的推陈出新和更新换代。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如果没有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疑问，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也不会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发展；如果没有对计划经济的疑问，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生产力的新解放。
质疑，首先要敢于质疑，对任何权威也不能搞“凡是”，为探求真理而不惧任何风险；其次，要善于质疑，也就是善于发现不合时宜的旧事物和旧理念，对不合时宜的旧事物和旧理念进行质疑，而不是对合乎时宜的事物和理念的质疑；再者，质疑要有认真思考和调查研究；最后，质疑要有辩理，即有根、有据、有理论、有逻辑。
实证例说：中国是劳动力短缺的国家
如果有人看到这样一个命题：“中国是劳动力短缺的国家”，一定会笑掉了大牙，认为这是一个愚人节所开的玩笑。其实，这个命题，是由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而且，我也赞成这个命题。
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和理念，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很多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却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是严重过剩的。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天然合理的结论，从而也是不可置疑的结论。
但是，如果说一个国家人口多，而平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少，就是劳动力过剩的原因的话，那么，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有欧洲的一些小国，它们的人口密度要比中国高得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也相对较少。例如，中国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0人，韩国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138人，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要比中国少得多。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82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然而，到199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达到7466美元，比1961年增长了90倍，创造了亚洲奇迹。荷兰、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人口密度也居世界之首，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却没有发生像中国大陆这样的劳动力过剩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调控上来说，中国只注重大企业的发展，而轻视小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小企业多达1000万个以上，2/3的就业机会都是由不超过20人的小企业创造的。在香港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私人中小企业公司就多达47万家，平均10多个人就有一个小企业，每天平均有160家新企业公司建立。总之，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地区，是人人创业，人人“造饭碗”，而多数中国人却是等着国家或大企业给自己创造就业机会。应当说，这是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重要原因。
从个人的素质来说，由本书第四章所分析的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冷却数百年的原因，致使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就业与创业问题上，只想在别人创建的企业中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职业，而很少想到自己是否也有创建一个企业的能力和机会。近年来亿万农民涌进城市当打工崽和打工妹，就是最现实的例证。就是每年毕业的百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其中包括研究生和博士生，其绝大部分人都是捧着金边毕业文凭，希望、恳求甚至是乞求别人给自己一个就业机会，而很少有人自己去创建一个事业或企业，也给别人创造就业机会。总之，中国比许多国家人口密度小，自然资源平均占有量也不低于他们，所以，就业率较低，是因为绝大部分中国人只想就业，不想创业，只想给别人当雇员，而不想自己当老板。应当说，这是中国劳动力剩余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中国人启动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像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那样，每10个人左右就平均有一个小企业，那么，中国就不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劳动力短缺！